共和国词典（1979年）

79自卫反击战

四项基本原则

粉碎“四人帮”后，社会上和党内出现一些思想动向。一方面，在一部分人中仍存在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状态，阻碍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贯彻；另一方面，极少数人利用我党发扬民主的机会和十年动乱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困难，宣扬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张，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等。受党中央委托，邓小平1979年3月30日，在人民大会堂向理论务虚会发表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将我党一贯强调的思想政治方面的原则，科学地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指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此后，邓小平1980年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进一步提出，对于四项基本原则，“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到1982年，四项基本原则被正式载入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和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的序言中。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重要内容写进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通过的新党章，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载入党章。

《告台湾同胞书》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两岸关系发展由此揭开新的历史篇章。《告台湾同胞书》明确提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告台湾同胞书》明确提出，我们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告台湾同胞书》同时宣告：自当日起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呼吁通过商谈结束台湾海峡军事对峙状态，撤除阻隔两岸同胞交往的藩篱，推动自由往来，实现通航、通邮、通商，开展经济文化交流。

自1949年台湾问题形成以来，我们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改革开放后，我们的对台方针政策，由“解放台湾”发展为“和平统一”，《告台湾同胞书》是实现这一发展的重要标志。《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两岸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1987年底，两岸同胞长期隔绝的状态被打破。

中美建交

1977年，卡特入主白宫，就任第39任美国总统。美国政府明确把同中国建交作为一个战略目标。1978年7月初，中美在北京开始建交谈判。台湾问题是谈判的关键问题。经过近半年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下述协议：一、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9年4月1日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三、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1978年12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发表。1979年初，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邀请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暨中美建交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对美国的访问。中美建交，使世界格局发生了大变化。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由此得到改善，为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

对越自卫反击战

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我边防部队奉命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此前，《中共中央关于对越进行自卫反击、保卫边疆战斗的通知》2月14日下发。新华社当时奉政府之命发布声明郑重指出:越南当局无视中国方面的一再警告，最近连续出动武装部队，侵犯中国领土，袭击中国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局势急剧恶化，严重威胁我国边疆的和平和安全。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奋起还击。

越南在争取独立和抗美战争中，一直得到中国的无私支持。20世纪50年代，越南在抗击法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中国曾是其最大的后援国，向越南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还派出大批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军指挥作战。越南抗美战争中，中国曾支援物资超过数百亿美元。但越南全国解放以后，热衷于建立“印度支那联邦”，出兵占领柬埔寨，挑起中越边境冲突，终于发生了这次中越边境战争。

摘 帽

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要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地主、富农分子的摘帽工作。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今后，他们在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就业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一项重要决策。新华社1984年11月初报道：从公安部获悉，全国给地、富、反、坏分子摘帽工作已结束。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2000多万名四类分子进行教育改造的历史任务完成。

放权让利

1979年至1984年，国企改革迈出了“放权让利”的第一步改革。1979年7月，国务院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等五个文件下发，要求各省在少数国营企业组织“放权让利”改革试点。改革初期推行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利改税等改革措施，从调整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关系入手，将一部分生产经营权和利益下放给企业，冲破了旧体制对生产力的许多禁锢，激发起人们长期压抑的积极性。这一改革主要采取了如下举措：

1.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上实行“分灶吃饭”。从1980年起先后推出“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以及“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递增包干、定额包干、定额补助”等多种不同的体制模式。2.在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上实行“减税让利”。从1978年起先后推出企业基金制、利润留成制、两步利改税、各种形式的盈亏包干制和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等。3.在税收建设制度上着眼于实行“复税制”。从1980年起,通过建立涉外税制、建立内资企业所得税体系、全面调整工商税制、建立个人所得税制、恢复和改进关税制度、完善农业税等改革,改变了原来相对单一的税制格局,建立起以流转税、所得税为主体,其他税种相配合的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征收的复税制体系。当年推进“放权让利”式改革，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搞活了生产。但没有触动传统国有企业制度的基本框架，国企长期积淀的人多、债多、社会负担重、政企不分等深层次矛盾没能解决。1992年，以邓小平南巡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国企改革进入了“制度创新”的新阶段。

经济特区

兴办经济特区，是党和国家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的重大决策。改革开放初期，在邓小平同志的倡议和推动下，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1980年8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颁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宣告了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

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财政和外汇收入实行定额包干；物资、商业在国家计划指导下适当利用市场的调节；在计划、物价、劳动工资、企业管理和对外经济活动等方面，扩大地方权限；积极吸收侨资、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着重发展外向型经济等。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又相继开放了沿海14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地区开辟了经济开放区。1988年3月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设立海南省、建立海南岛经济特区。自此，我国共设立了5个经济特区。1990年，党中央正式批准开发开放浦东，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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