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  张占斌教授

整个京津冀地区也面临着经济转型升级的问题，在中国整个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它应该起带动作用。总书记讲：“经济转型迫在眉睫、刻不容缓”，总理讲：“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必须向更高的台阶上升。这对京津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十八大提出生态文明，怎么将生态文明和北京的经济转型升级结合在一起，来解决发展问题。今年国家发布了新型城镇化规划 ，在中国城镇化进入加速化的阶段，也到城镇化转型升级的阶段。城镇化是我们手中的一张大牌，要好好打。去年中央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套开城镇化工作会议。我想，京津冀城市群将来怎么建，京津冀城市群要在都市圈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有很多新的东西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考虑。

去年中央开了三中全会，今年是全面改革的元年。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也应该体现三中全会改革的思想。我觉得京津冀三地必须在全国率先做好，起到正面的引领作用，推动改革的决心。

三方协调机制：愿望强烈，困难不少

在利益分配和社会治理方面，过去三地之间虽然有一些协调，但是协调远远不够。在北京边上有这么长的贫困带，按理说是不可思议的，这说明北京的放射性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怎么能够适当通过补偿机制、协调机制，包括三地之间的财政机制，能让河北减掉一些重负。河北的稳定也牵扯到京津冀的稳定，京津冀协同发展涉及到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全，应该把它作为一个很大的大事来做。

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中，珠三角协调得最好，没有什么大的压力。长三角上海是龙头，从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巨大的牵引作用，长三角的协调复杂程度可能要比珠三角大，但其他几个省都愿意协调，尤其是产业协调得好。京津冀也不是不协调，市长和市委书记们都想协调，但是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复杂背景，有政治原因，也有经济原因。我到河北搞调研，他们说特想跟北京、天津建立合作关系，但是京津政治地位高，河北说了也不算。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但是现在属于“大树底下不长草”的阶段。这些年，河北为保证北京供水，在环境方面做了很大努力，在奥运会期间关闭了大量的工厂。

建立协调机制的具体做法

我非常赞同马院长讲的，应该建立高水平的协调机制。有一个好的组织机构，然后把好的规划确定好，规划要尊重市场的作用，包括城市功能定位、相互之间的关系、产业协调、各自发挥比较优势等等，以利下一步的行动。

如果用十年时间把好的机制建立起来，那将来京津冀很多问题就会很好地解决。通过好的机制，真正让市场在资源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同时也让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

从现在开始，要对增量进行控制，现在已经在人口上进行控制。总书记讲，在增量上要有控制方式，然后慢慢地优化资源。有些产业和企业，包括央企，到时候让谁搬，不让谁搬，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在现有的情况下，要优化资源配置需要很长时间，一些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外迁，会有一个逐渐的过程，慢慢地往外调整。有些可以先做起来，比如说环境大气污染治理、环境保护、水资源保护等等，跟生态文明有关系的应该先做。交通通讯互通互联也可以做起来，比如北京到唐山、张家口、承德、石家庄这些城际列车也可以加快建设。这样有利于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有利于要素之间更好的流动。

北京天津两个核怎么搞得好，天津早期有很多研究，怎么能和北京建立联系。比如说像交通、通讯、环境先干起来，产业转移有一部分先有方向性的要求。这么多央企总部都在北京，我觉得确实不正常，其他国家没有这种情况的，但是你说让谁在这里，不让谁在这里，这个也挺复杂的。

三地一体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很重要。如果这些不能细化、不能协同的话，很多东西也做不起来。京津冀三地能否搞一个基础设施银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总之，先把规划做好，把三地到底是什么定位弄清楚。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利益协调，北京市、天津市会得到一些利益，也要做出一些牺牲；河北也要为北京、天津做贡献。大家要有这个共识，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从国家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央政府也应该能够通过中央财政或者其他办法进行调整，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在三地协调的过程当中，也要考虑到社会改革的渐进发展和社会稳定。关于产业转移，按照北京目前的定位，很多产业是不符合这个定位的，应该转移出去。用什么方式把它弄出去，这还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一点行政手段没有肯定也不行，行政手段用猛了肯定也有问题。国企一声令下搬走也可以，民营企业凭什么搬走？所以，要好好地研究产业之间的关系。最好的协调发展，是能够实现产业布局的比较特色，在产业链上不是重复竞争，而是错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