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浙江大学副校长褚健因涉嫌经济问题已被批准逮捕，高校反腐再次引发公众的热议。2013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已被带走接受组织调查，而有媒体盘点2013年的高校腐败案时更发现，除招生、占用教育科研经费、学术造假等方面，后勤基建部门也已成为高校腐败的“重灾区”。比如，四川2013年在一个月内，就有三位校长因基建而落马。高校反腐，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高校反腐动作频频，令人拍手称快，但也留下隐忧。有熟悉的高校老师和同学曾向笔者透露，反腐风声日益紧张，搞的高校管理层人心惶惶，不少院校的领导忙于自查自检，无法全身心地投入日常管理，老师们也受到连累，不能专心地上课搞科研。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反腐步子迈的太大，而大学自治的动作并没有及时跟上，甚至有些滞后，长此以往，对于高校的腐败，注定还是治标不治本。

表面上看，高校腐败案频发，是因为缺乏有效的自我监管和外部监督，应该加强管控。但恰恰相反，很大程度上讲，高校腐败泛滥正是由于其行政化色彩过于浓厚，由于大学自治推进乏力造成的。高校反腐势在必行，大学自治也是时不我待，所以说，高校反腐与大学自治理应齐驱并进。

现下，大学自治已成为共识，已是最普遍的价值信念和基本原则。因为从组成形式上讲，大学本质上就有别于其他组织，理应是一个自治性团体。更何况，大学自治既是现实要求，也是其本身发展规律所决定的，自治是其原始权利。而对于大学自治的内容，著名律师、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周泽副教授曾有过清晰的界定，即学术观点与政治的分离，大学内部管理的自治，还有大学对校园内部事物的自治，大学对学生管理的自主权等等。

推进大学自治，逐步实现高校去行政化，不只是共识，更是顶层设计的重要内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逐步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这为高校尽快实现学术自由和管理自主释放了强烈的信号。不过现实令人遗憾，除了一个简单的自治章程外，大学去行政化再无下文，这与高校反腐的高调相比，显得过于沉寂。

当然，在现代社会，任何领域都离不开法治，大学也不例外，而在中国，行政对高校的适度介入也必不可少，但是，法治和行政力量都应当成为大学自治的有益补充，而不应成为实现教育价值共识的障碍。过多的法治干预和行政力量介入，都不符合建设现代世界一流大学的宗旨，也与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精神相悖。

高校反腐已经掀起风暴，大学自治亟待快马跟上。总而言之，教育部门应该尽快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部署，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一言以蔽之，在反腐警钟长鸣的同时，还要尽快实现“学术自治、教授治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