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亚太地区安全新架构

凌胜利

前不久，纪念《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签署20周年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各方对南海地区的稳定与合作持肯定态度，体现出域内国家亚太安全合作取得成效。然而，亚太地区安全机制的碎片化问题依然严重，美国对亚太地区安全的扰乱和冲击日益显著。推动亚太地区安全架构建设，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变得更加急迫。作为亚太地区的负责任大国，中国成为亚太地区安全架构构建的不可或缺力量。

亚太地区安全形势复杂

亚太地区安全既存在历史遗留问题，也有现实安全问题，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

亚太地区大国博弈加剧。大国博弈已成为影响亚太地区安全的首要因素。亚太地区存在中美日俄印等大国，还有不容忽视的东盟力量，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亚太地区安全具有重要影响。目前，美国极力推动美日澳印四国机制加强合作，还不断拉拢东盟，试图构建亚太地区的对华遏制阵线，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分化对抗加剧。亚太地区的热点问题众多，解决起来比较困难，难以快刀斩乱麻。由于一些热点问题涉及领土主权、战略稳定等，难以持续降温，其不时发酵成为扰动地区安全的重要因素。

亚太地区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增加。当前，亚太地区的网络安全、金融安全、跨境犯罪、恐怖主义、海盗、公共卫生等问题大量增加，涉及的主体更加多元，既给各国加强安全合作提供了契机，也对加强地区安全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亚太地区安全机制存在局限性。亚太地区迄今仍未形成一个整体性的安全架构,目前亚太地区主要存在两类安全合作机制。一类是美国主导的亚太联盟体系，以双边联盟关系为基础，近期“多边转向”明显。另一类是以东盟地区论坛(ARF)为代表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其中，美国主导的亚太联盟体系具有较强的排他性，难以持续为地区提供安全公共产品，整体性的亚太安全架构难以形成。

6 月22 日和27 日，韩国民众在总统府前举行两场集会，反对北约向亚太东扩(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美国对亚太安全的扰乱与冲击

在亚太地区，美国拜登政府重视联盟关系的重塑，通过联盟关系强化国际动员，推动重构盟友体系与合作机制，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实力的相对衰弱，对地区安全产生了扰乱和冲击。

扩大传统双边联盟的合作领域。拜登执政以来，美国不仅增加在安全领域的合作，还在政治、经济领域增强双边合作，以此拓展联盟共同利益，化解或缩小联盟内部分歧，从而起到巩固联盟关系的效果。相比于特朗普政府的联盟管理方式，拜登政府更加注重利益协调和制度建设。总体来看，拜登执政以来，美国亚太联盟关系有所加强，其对于地区安全的负面影响也有所增加。

美国亚太联盟“多边转向”更加明显。拜登政府不断推动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涉及美日韩、美日澳印、美英澳等多边安全合作。美日澳印四国机制不仅实现升级，还不断拉拢其他国家加入，如对韩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拉拢。美国还推动其亚欧盟国联动加强，北约更加深度介入亚太安全，使得亚太地区安全更加复杂。

美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联盟重构增加。为了最大限度地加强国际动员，拜登政府执政不仅强化传统联盟关系，还聚焦技术联盟、推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领域的议题，凸显意识形态差异，打造形形色色的民主联盟。这一系列举措使得这些安全合作存在明显的排他性，导致地区关系“安全化”加剧，亚太国家陷入选边站队的困境。

美国不断介入地区热点。综观近年来美国的所作所为，无论是朝核问题、钓鱼岛问题还是南海问题，美国都是基于一己私利大搞破坏，根本不顾地区各国的和平愿望，导致地区安全局势升级。

总之，拜登政府对亚太安全政策的调整会对中美关系、亚太联盟、地区安全乃至全球安全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目前看来，美国对于亚太地区安全的负面影响显著增加，也是构建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重要挑战。

中国推动亚太地区安全新架构建设

作为亚太地区的负责任大国，中国积极推动亚太地区安全改善，长期致力于推动亚太地区安全合作，倡导构建亚太地区安全新架构，成为亚太地区安全架构构建的不可或缺力量。

中国主张构建相对包容性的亚太安全新架构。其一是安全参与主体要体现开放包容性。亚太安全领域与经济领域的开放性存在差异，对此可以借鉴经济领域合作，在参与主体上保持开放包容性。

其二是凝聚安全合作理念的最大公约数。安全合作理念的分化甚至竞争，不利于地区安全合作的开展，中国倡导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符合地区安全治理的需求，得到了亚太地区不少国家的认可，可以成为地区安全合作的指导思想。

其三是合作领域差异化推进。亚太地区安全合作议题多元，可以根据议题合作难度、涉及主体数量等因素，差异化有序推进，促成亚太地区安全合作的网络化。

其四是合作的机制化程度增强。从弱约束、弱治理向强约束、强治理不断发展，保持安全机制的弹性，加强地区安全架构适应性。

其五是重视大国协调。亚太地区安全新架构建设离不开主要大国之间的协调，尽管大国之间不乏矛盾与竞争，但避免军事冲突符合各方共同利益，从消极合作转向积极合作不乏可能性。(作者系外交学院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