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家长从两百里外请来一位校长，校长来到古城的时候牵着一个手指尖尖、梳着双辫的女儿。校长是高大的、健壮的、声音洪亮的汉子，她是聪明的、伤感的、没有母亲的孩子。家长们对她好怜爱、好怜爱，大家请校长吃饭的时候，太太们把女孩拥在怀里，捏她，亲她，解开她的红头绳儿，问：“这是谁替你扎的?校长吗?”重新替她梳好辫子，又量她的身材，拿出料子来问她哪一块好看。

在学校里，校长对学生很严厉，包括对自己的女儿。他要我们跑得快，站得稳，动作整齐划一。如果我们唱歌的声音不够雄壮，他走到我们面前来叱骂：“你们想做亡国奴吗?”对犯规的孩子，他动手打，挨了打也不准哭。可是，他绝对不禁止我们拿半截粉笔藏在口袋里，他知道，我们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喜欢找一块干净墙壁，用力写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军过境的日子，他不处罚迟到的学生，他知道我们喜欢看兵，大兵也喜欢摸着我们的头顶，想念自己的儿女，需要我们带着他们找邮局、寄家信。

你们这一代，要在战争中长大。你们要早一点学会吃苦，学会自立。挺起你们的胸膛来!有一天，你们离开家，离开父母。记住!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挺胸抬头……

校长常常这么说。我不懂他在说什么。我怎么会离开父母?红头绳儿怎么会离开他?如果彼此分散了，谁替她梳辫子呢?

卢沟桥打起来了。那夜我睡得甜，起得晚，走在路上，听到朝会的钟声。这天，钟响得很急促，好像撞钟的人火气很大。到校后，才知道校长整夜守着收音机没合眼，他抄录广播新闻，亲自写好钢板，喊醒校工，轮流油印，两人都是满手油墨，一眶红丝。小城没有报纸，也只有学校里有一架收音机，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不能让许多人蒙在鼓里。校长把高年级的学生分成十组，分十条路线出发，挨家散发油印的快报。快报上除了新闻，还有他写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拼到底，救中国!》我跟红头绳儿编在一个小组，沿街喊着：“拼到底，救中国!”家家户户跑到街心抢快报。我们很兴奋，可是我们两人没有交谈过一句话。

送报回来，校长正在指挥工人在学校的围墙上拆三个出口，装上门，在门外的槐树林里挖防空坑。忙了几天，开始举行紧急警报的防空演习。警报器是疯狂地朝那口钟连敲不歇，每个人听了这异常的声音，都要疏散到墙外，跳进坑里。校长非常认真，提着藤鞭在树林里监视着，谁敢把脑袋伸出坑外，当心藤鞭的厉害。他一面打，一面骂：“你找死!你找死!我偏不让你死!”骂一句，打一下，疼得你满身冒汗，哭不出来。

校长说得对，汗不会白流，贴着红膏药的飞机果然来了。他冲出办公室，亲自撞那口钟。我找到一个坑，不顾一切跳下去，坐下喘气。钟还在急急地响，钟声和轰隆的螺旋桨声混杂在一起。我为校长担心，不住地祷念：“校长，你快点跳进来吧!”这种坑是为两个人一同避难设计的，我望着余下的一半空间，听着头顶上同学们咚咚的脚步响，期待着。

有人从坑边跑过，踢落一片尘土，封住了我的眼睛。接着，扑通一声，那人跳进来。是校长吗?不是，这个人的身躯很小，而且带来一股雪花膏味儿。

“谁?”我闭着眼睛问。

“我。”声音细小，听得出是她，校长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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