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党的新考验

中共中央全会，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简称。中央全会在党的历史上通常都有重要标识意义，这既源于党章所赋予的地位，同时又因为其所作出决定的内容具有战略性质，更与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密切相关。

记者：中央全会常常被视为是“出战略”的地方，折射出党对于中国经济现代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发展模式的认识在不断发展，不断深入，不断成熟，中央全会制度具有哪些特点？

叶笃初：中央全会制度本身就可以看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缩影。实践证明，中央全会制度是一项民主、有效、便利的制度。这一制度的完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党、老党来说，是高度成熟的体现，具有世代传继、青出于蓝的深远意义。中央全会日益呈现出规范化、公开化、科学化的特点：

一是规范化。从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开始，中央全会基本形成了目前的形态：每届中央委员会召开7次全体会议(十三届中央委员会除外，共召开了9次全体会议)。十六大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集，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中央全会从此走向了科学化、制度化、完善化。

二是公开化，更加广泛地听取意见。例如，在此次全会之前，结合群众教育实践活动，中央领导率先示范，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深入一线进行摸底调查、核实数据，倾听基层干部、群众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意见，使群众对于新一轮改革的期待更加凸显出来。

10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中央领导又先后赴基层调研，多方听取意见。而每次三中全会的纲领性文件也都要经历复杂的起草过程：一般当年春天成立起草组，多次调研、座谈，数易其稿，耗时半年完成。会议结束后，也都会在第一时间公布消息或发表文件。

三是科学化。通过定期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这个平台，中央讨论和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具体决策部署。虽然每次全会内容各有侧重，但在整体上紧密联系、互相衔接，贯通着始终如一的鲜明主题，表现了我们党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既承前启后，又继往开来。

可以期待的是，此次全会将对新一轮改革提出战略上的宏大设计，同时，也会在策略上循序渐进；既将找准改革突破口，又将谋划全方位的统筹协调；面对改革中日趋复杂的利益博弈，既离不开中央领导集体智慧，又必须注重上下沟通。
记者：从执政党而言，此次改革对其自身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刘春：从执政党的层面来讲，随着改革的继续深化、整体升级，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决策能力，对党的建设将会提出全新的挑战和考验。

例如，执政党在全面、加速发展的新局面新形势下怎样提高自身能力、自身素质，怎样进一步提高执政党在决策、执行、组织、动员国家机器及社会力量方面的能力和手段。

可以说，这次改革对党的建设和执政能力的建设提出了新标准、新要求、新期待，并会以挑战、考验和冲击的方式出现。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四大考验”、“四大危险”，这四大考验将出现在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会更加复杂、更具有综合性，对执政党的要求更高。

比如，要实现社会和谐的大目标，基本前提是妥善协调和疏导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但是，改革本身是一个容易产生社会矛盾甚至容易产生社会冲突的社会实践，如何能够既大胆加大力度推动改革，同时又在改革中妥善协调出现的矛盾，对各级党委、各级干部提出挑战。

应该说，这样的挑战在此前是不多见的，只有当改革进入深水区时才会浮现，而且，化解这些矛盾仅用简单的单项手段已很难达到预期，对执政党的能力要求更高。

叶笃初：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多次强调治党从严，预计此次全会必将再度重申。从中央厉行反腐，到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展开，党的建设有“严”的规定、“紧”的约束。从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这支已有8500多万党员的队伍是生机勃勃的，但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尤其是面对的时局愈加复杂，党的自身发展、自身建设就更加迫切。

罗崇敏：改革是必须经受住的考验。既不要低估我们党领导改革的能力，也不要低估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期盼。党最根本的任务是领导全国人民创新体制机制，使我们国家在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制度中发展自己。这次改革关乎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关乎党执政能力的提高，也关乎国家今后的发展。

韩保江：进入新的改革阶段，执政党顺利地适应并领导改革，将为未来新一轮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体制保障。如果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的改革呼应了群众的自发要求，那么，而今全面深化改革就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只有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相应推进、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同步提升，改革才能够取得成功。

在锐意进取与步子要稳之间拿捏得当

改革与发展一样，它本身既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有不同的阶段，因而改革的主题不同、目标和任务有所不同，改革的动力和面临的约束条件也不同。改革不但要与危机赛跑，还要与社会改革期望值赛跑。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改革都没有像这次改革承受着如此复杂而艰巨的利益调整，从历史角度观察，新一轮改革如何在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之间寻找平衡，如何在锐意进取和步子要稳之间拿捏得当？

胡鞍钢：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的改革立破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既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设，也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变革。

前者称为“立”，是为了发挥制度优势，如同对正面做加法；后者称为“破”，是为了消除体制弊端，如同对负面做减法。在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之后，立重于破，破为了立，先立后破。消除经济体制弊端，不是削弱和破坏基本经济制度，而是完善和强化基本经济制度。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科学的改革方法论。这就是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中国共产党创新与人民创新相结合，中央创新与地方创新相结合。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各种新问题层出不穷，必须实现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稳步协调推进。客观上要求有一个顶层设计、总体规划，提出改革的主要目标、主要任务、重点、优先顺序、路线图与时间表，对各项改革作出统筹设计、配套协调，针对体制弊端，既要治标，更要治本；改革成效既要考虑短期效果，更要考虑长期红利。“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的基本方法，就是试错法，也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践认识论与知行统一观。

白钢：改革已进入高难度的攻坚阶段，利益冲突集中地反映了改革的成本分摊与利益分配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遍及于社会经济几乎所有领域，影响并分化着社会各个阶层。特别是当不公平、不公正、不道德的力量介入利益分配过程，贫富两极分化拉大距离时，利益冲突就会随着心理震荡的加剧而变得更加复杂和棘手了。因此，能否从战略高度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关键。

现阶段改革、发展中所遇到的新问题、新矛盾，比如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政企关系不协调的问题、党群关系与干群关系存在的隔阂问题、权利保障与司法不公正依然比较突出的问题，还有发展速度与社会承受力的矛盾、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政府驱动与调控经济改革与发展同官员“寻租”的矛盾、市场经济的规则和要求同政府机构职能转换滞后的矛盾，等等，归根到底，都是从改革的成本分摊与利益分配这对主要矛盾中派生出来的不同表现形式。

因此，要解决这些新问题、克服这些新矛盾，必须紧紧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针对不同的表现形式，采用不同的处理办法。

罗崇敏：改革涉及到利益的调整和权力的再分配。改革中的矛盾还是要通过改革的办法来解决。我认为，始终坚持一条原则就行，即在改革中保护好、发展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至于在改革中会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失，也有办法来解决，办法总比困难多。任何怕乱而不想改革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任何不维护稳定而进行的改革也是不可取的，在改革和稳定之间找到制衡点，需要更大的勇气、智慧，也需要更有能力。

刘春：没有稳定，改革会前功尽弃；但是不改革，放任矛盾和问题恶化下去，最后也会前功尽弃。所以，改革的步子快了也不行，慢了也不行。

我认为，对于中国发展中的问题，中央已有清醒认识，不会盲动，不会因一味追求改革推进的速度而导致大方向的偏离。一方面，看准改革方向后，就要迈开步子，不可贻误改革良机。另一方面，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和政策手段的选择上，则要稳妥慎重、理性有序，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社会大局稳定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党中央已经积累了经验。

当前，关键在于深刻把握住发展中遇到的主要矛盾，展现出推动改革的气魄与胆识，这也是全国上下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期望。（记者 袁元 王仁贵，实习生 唐朵朵 于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