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显明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一直在想，我们现在要走向大国，法治首先要复兴。中华法系经过我们再造之后，应重新回到世界法治发展的舞台中央。复兴中华法系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完成这个使命就要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既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又借鉴人类制度文明优秀成果，又有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进行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我们准备分两步走，第一步就是在2020年前后，要实现四个目标。一是依法治国方略全面落实，这就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二是法治政府基本建成。2004年国务院给自己定了时间表，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建成法治政府。

如果中西关系的历史是一部相互赶超关系的历史的话，历史将再次给予中国机遇。我们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目标，是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根本目的则更长远，在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高级形态的法治，在实现过程中要同时完成两大使命，其一是使国家进入法治强国之列，其二是创造出新型的法治模式，为人类提供更高形态的制度文明。当这两大使命实现时，中国就是完美的大国，中国的国家治理水平将再次领先西方。此一时刻，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来的时刻，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描绘的中国梦的实现时刻。

各位老师、各位领导、各位同学：

大家好!看到今天座无虚席，我感到非常振奋。本次讲座是我今年利用业余时间来清华的第三次讲座。不过前两次都不在法学院，一次是在经管学院，另一次是在金融学院。讲的题目分别为《毛泽东思想与延安精神》、《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我很高兴到清华来和大家交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任法大校长期间得到过清华大学的强力支持。

在2007至2008的那段时间里，我们有一次国际合作机会。中国政府和欧盟联合在华设立中欧法学院，是个政府项目，政法大学很希望能够获得主办权。按照欧盟与中国政府的规定，中方必须组成一个联合体方可参与竞争，所以我当时想，应该联合北大、清华共同行动。北大和北大法学院的领导说，我们自己单独申办，所以清华大学就成为我唯一的伙伴。当时的陈希书记、顾秉林校长及法学院王晨光院长全力支持这个项目。经两校的共同努力，成功了，中欧法学院落户到中国政法大学。我为清华大学的屈尊相助而感动，为清华领导对我的鼎力支持而一直存有感恩之心。

从那以后，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来感谢清华大学。不巧，后来我到山东大学工作了，一走就是五年。去年从山东又回京，我很希望继续在教育领域工作，但是这个愿望没能实现。现在就像王振民院长讲的，我从一个法学理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变成了一个法治实务工作者，但是我的理论情怀未变，感恩之心未泯。此次清华邀我在创新论坛上作个讲座，我便愉快地答应了，而且选了一个理论性较强的题目，“走向大国的中国法治”。

先问一下，中国现在是不是大国?

我相信大多数同学会说“是”!我也赞同大家的回答，但为什么又要叫“走向大国”?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大国还不完美。经济学家有经济学家的标准，政治学家有政治学家的标准，其他的学科，包括从事文化研究的人也会从文化上来定义何谓大国。但无论谁来界定，大家都清楚大国不是地理概念，并不是你拥有的土地面积多，你就必然是大国。如果讲土地面积的话，墨西哥就不小。大国也不是人口的概念，如果按人口来划，整个欧洲没有一个大国。相反，像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巴西、印度都会成为世界大国。所以，先把这两个自然标准排除，剩下的就回到理性的标准上来了。理性的标准我们先按经济学的定义来划分。经济学给定的经济上的大国有四个要素。经济学家说，在下列这四个方面，当你的比例在世界的总量当中都超过5%的时候，你就是一个经济大国。

第一个要素，GDP。这是首选标准。GNP也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且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的国际化水平，但它不是世界公认的标准。我们的GDP是不是超过5%?大家都很清楚。改革开放之初，1978年，中国GDP的总量是3645亿人民币，当时是13人民币可以兑换一美元，算到最后，大概相当于280亿美元左右。数字相当于日本的1/4，美国的1/12。美国经济总量最大的州是加州，当时加州的GDP总量相当于中国的三倍左右。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加州GDP占世界的1/7。

所以那个时间，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到加州去见一下其州长，当然不是我们的主要领导人，是指被称作国家领导人的那些副职，加州的州长是要拿架子的，他会告诉你我最近没有时间。大省的省长或者省委书记去，不要说没有时间了，人家会告诉你，你没有资格见我。这就是那个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

现在世界上GDP的总量是70万亿美元左右。70万亿美元里面美国占17万亿。大家看，它占的比例有多高。中国去年是56万亿人民币，换算成美元的话，大概是9万多亿。一算便知，我们在世界上占的比例已经超过了12%。按照GDP来算，中国毫无疑问是大国。我们2011年第一次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为什么现在心态变得这么复杂，过去他是老二。让日本想不到的是，只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中国GDP的总量已是日本的两倍，所以日本人的心态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个变化是历史性的，是1895年以来一百二十年间从未有过的。

说到这儿，我可以把今年这个年份跟中国经济总量的变化做一个联系。今年是甲午年，往前数两个甲午，120年前的甲午，中日首次爆发了全面战争。日本把它叫日清战争，中国把它叫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为什么中国败了?我8月份在中央党校做了一个讲座，专门讲甲午战争。军事专家有它的评论，说我们是军事之败，经济学家说是经济之败，也有一些文化学者说我们是文化之败。而在我看来都不是，我的结论是“制度之败”。

过去日本人对中国是崇拜的，是敬仰的，因为这一场战争，中日关系的历史开始颠倒了。毛主席曾说：学生欺负老师。当然，中国和世界的关系，这个历史也改写了。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推荐你们去看一下签订马关条约的这个地方，它名叫下关，在日本的三口县。下关市有一处名胜叫春帆楼，就是马关条约签订的地方。那里面有两组塑像，一组是中国的李鸿章们，日本人为了做这个蜡塑，费尽了心机，本来双方的谈判应该是平等的，现在给中方做的蜡塑比对方的伊藤博文矮了十几公分。春帆楼是现在日本最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日本有三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排第一位的是春帆楼，以中小学生为主。每年春天络绎不绝的日本中小学生都要到春帆楼来参观，来庆祝日本对中华民族的他们称之为“永久的胜利”。当2011年我们的GDP超过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心态，这一百多年以来的优越感开始动摇了。

第二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和平纪念馆，以高中及青年人为主，是原子弹爆炸的地方，在广岛。到这儿来参观的青年人多数会留下励志语言，但鲜有憎恨美国的。

第三个是在东京的靖国神社，去参观的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日本的爱国主义教育是从蔑视中华民族开始的。所以当我们的GDP超过他们的时候，整个日本开始恐慌。中日间关系近几年的倒退与我们经济的崛起有直接关系。日本整个向右转，右翼势力抬头，都与其失去“第二”的心态有关。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刚结束，我们的发展会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调整为中高速发展。一个国家持续30年增长速度都在两位数，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奇迹，没有一个国家能达到。现在我们要通过“三调一转”，即调结构、调速度、调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使经济进入到新常态。在增长速度上，今后会按照每年7%左右甚至更低一点的速度增长。有专家算过一笔帐，即使按照7%的速度来发展的话，我们每年GDP增加的量，即净增的这一部分，也可以排在世界的第17位。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现在土耳其或意大利或伊朗等这些国家年GDP的总量。

按照这个速度再往下发展，中国超过美国是指日可待的。现在世界银行有人做了计算，如果按照购买力来计算GDP的话，我们可能在十年之后，就会超过美国。那个时间中国的GDP总量将达到22.48万亿美元，而美国在同一个年份，GDP总量是22.18万亿美元。1871年美国的GDP第一次超过英国以来，140多年，美国一直是世界的第一号经济强国。几年之后，当中国超过美国的时候，中美之间关系的历史我想也要改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讲，中国不但是经济大国，而且是超经济强国。

刚才我问同学们中国是否为大国，很多人立刻回答“是”，这是有理由的。但是这只是经济学家给出来的第一个标准，仅是按GDP的总量来排列。

第二个要素，贸易。只有进行国际贸易，这个国家才能和世界发生关系。大家知道全球化，首先是从经济上讲的。经济的全球化，首先是贸易的全球化。其次才讲手段，那就是信息的全球化。现在正在逐步过渡，规则也有可能是全球化的，一会儿我还会讲到这个。贸易去年11月份，我们当时有个估计，中国有没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家?到12月份，我们的估计变成了现实。

中国第一次在国际贸易上，进出口货物总量上超过美国，总共达到了四万亿美元。美国是三万九千亿左右，所以我们首次成为世界贸易的第一大国。这对中国来说也是历史性的。贸易是拉动一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也是外向型经济的根本标志。按照这个标准，我们毫无疑问更是大国。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我此处讲的贸易主要是指货物贸易，还有两种很重要的贸易，如果加进来与世界比较的话，中国就不是第一。金融贸易，我们的占比很小，还有服务贸易，中国占比更低。当讲四万亿美元的时候，只是指的货物贸易。

经济学上讲的第三个要素是什么?你这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对世界有多少拉动?看你对世界的贡献如何。这个数字，我们是最自豪的。总书记在经济工作会议上讲，什么叫“风景这边独好”?我们去年对世界的贡献率达到28%。整个世界经济发展，世界经济增长，四分之一以上的贡献是来自中国。美国感觉自己很羞愧，他对世界的贡献大大落后于中国，对世界的贡献率只占15%。当你说你是经济大国的时候，人家是看你对世界经济所作的贡献，这一点我们当之无愧。

第四个要素，大家听完第四个要素就知道我们的经济战略发展方向了。世界贸易也好，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也好，都需要找一个共同的东西，用一个共同的东西来统计，用一个共同的东西来结算，这就是货币。货币的重要性，我们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一个国家通过货币来获取其他国家的利益，这是当今世界最和平最艺术的获利手段。历史上曾经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宗主国让附属国来纳贡，你交东西给我，我凭借我的地位收取你们的进贡，赚取他国财富。这种状态在中世纪的时候，中国、欧洲都发生过，这种方式叫供赋制。第二种状态，资本主义初期，原始积累所形成的方式，通过战争，通过掠夺，把别的国家变成殖民地。殖民地国家的资源、劳动力、市场都为他们所控制，他们通过霸权来劫掠别的国家的财富，这叫殖民制。

现在的世界，这两种手段都已经不能再用了。中国的崛起，只能靠和平方式，只能靠文明且正义的方式。和平崛起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巨大的障碍，人民币在国际货币结算体系中的地位是很弱的。我们现在排顺序的话，大概可以排到第九位，但是当把它换算成百分比的时候，人民币在国际货币支付体系中只占1.43%。国际公认的标准是，一个国家的货币在国际货币结算体系当中，如果不能超过5%的话，你是一个经济小国，而不是大国。

用货币赚世界其他国家的钱是最高明的一个办法，是国与国间获取利益的智慧方式，被称为“新型国家觅食法”。用美元结算，是要向美国付费的，买入卖出其均可获利。但是人民币在世界货币体系当中，我们只占1.43%。经济学家很着急，尤其是金融专家，怎样使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战略。为什么我们要在世界各地建立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为什么要推出中国发起并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我们都要从这个大战略上去认识其意义。但是人民币要实现国际化，我们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在亚洲有来自日本的挤压，在世界有来自美国的反对，现在世界上主要货币之一还有欧元、英镑、瑞郎等，它们也并不希望人民币在整个货币盘子里面占的比例更高。

大家看，经济上我给了四个标准，一是GDP的标准，二是贸易的标准，三是对世界经济拉动的标准，四是货币的标准。这四个标准里面，前三项我们都很自豪，但是第四项，我们有欠缺。西方看我们，中国的经济像什么呢?总体评价，中国是经济大国，但尚不是完美的经济大国，我们有自己的弱项。

我在出访外国时曾用打比方的方式向西方介绍中国的经济。我说中国的经济就像一架冲到七千米高空的飞机，这个时间的摩擦力是巨大的，这个高度也是最不安全的，飞机从离地一米开始一直到七八千米，这一段距离是最危险的。中国经济存在一些危险因素。而这个时期，正因为摩擦力最大，所以排污量也是最大的。中国目前很大的问题是环境污染，这和我们所处的阶段是相一致的。而这个时期，大家坐过飞机的都知道，服务员是不提供服务的。他把自己也捆绑在椅子上，这个时间是服务质量最差的时候。我们对政府提供的各种服务，包括公共产品，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意，也都是和这个阶段性特征相一致的。当飞机冲过万米，进入平流层以后，舒适度就来了，摩擦力小了，排污也会减少，用的能源也会减少，而服务却也跟上来了。

美国西点军校做了一个战略规划，一旦中美之间交恶的话，用什么手段来对付中国，就是控制对中国能源起咽喉作用的海峡，让你的油进不来。我们现在的一个战略，就是要在缅甸南北打通一条通路，再修上一条输油管道，这个管道从中国直接到达印度洋，可以通过印度洋，通过输油管道，把油运到中国的云南，这一举措具有能源的战略意义。

北欧有几个国家，我很羡慕他们，像瑞典、丹麦、挪威、芬兰，这几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现在出现了两高两低。人们的生活质量在不断的提高，GDP总量在微量的提高。但是还有两低，第一低，能源的耗费在减低，第二低是排污量在降低。一个国家的经济状态出现“两高两低”的时候就是进入良性状态了。我们的经济现在正处于冲高期，这个时候最危险，如果搞不好，就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还有一个比喻。我把它叫“鱼缸效应”。有的人捧杀中国，有的人唱衰中国，有的人说中国威胁。这就好比围着鱼缸看里面的金鱼，在不同位置上会发现，同一条金鱼，有时候巨大有时候渺小。这就是观察问题的角度。西方人说你威胁的时候，需要你负责任的时候，他就把你看得很大。他要唱衰你的时候，就说你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又会把你说得很小。这个理论就叫“鱼缸理论”。

以上讲的是经济标准。

第二个标准一定是政治标准。你要是大国的话，一定是政治大国。日本在经济上是一个大国，但是政治上谁也不认为是一个大国，所以它千方百计地想挤到联合国里面获得一个稳定的席位。有一次李肇星答记者问，日本NHK电台的人问他，“日本现在承担着联合国几乎一半的会费，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李肇星以他独特的幽默，说了一句，“联合国的安理会不是公司的董事会”。这句妙答很智慧，据说已成为美国新闻学院的案例。董事会是谁出钱多，谁在里面的位置就高。但安理会不是，安理会是联合国的正义机构，常任理事国是战后秩序的压舱石，不是可以用钱来买的。

政治大国是有它的标准的，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外交。当说你是政治大国的时候，你的外交一定是成熟的和世界所瞩目的。外交如下棋，下先手棋，出手能做局，收手会作眼。世界有了纠纷，人家的目光都会投向你，希望你能够承担起居间人的责任。我们不想做地球村的村长，但可以做地球村的调解主任。有人说“弱国无外交”。这是鸦片战争时期英国的一个伯爵在上院里讲的话。大国在外交上，对国际上任何问题都有发言权。你可以连横合纵，你可以做局，可以破局、甚至可以搅局。大国外交的最高艺术是营造于我有利而带动其他国家共赢的政治经济一体运行的大局势。“一带一路”的外交布局堪称世界范围内大国外交的典范。当今世界外交的特点，是大国外交和元首外交。中国正在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格局。

第三个要素，在国际组织中你的地位如何。这一点我们当仁不让。联合国现在经过改造以后，那么多的组织简化为三个理事会，其余的为执行机构。一个理事会是安理会，是负责和平的。第二个理事会是经社理事会，这个是负责发展的。第三个理事会是把原来的人权委员会改造成了人权理事会。人权理事会是管制度，管价值观的。我们在这三个理事会里现在都有地位，这三个机构是国际上最重要的组织。

要做出和安理会有关的决议的时候，常任理事国可以行使否决权。不管有多少人同意，只要你否决了，所有的表决都无效。过去我们这个权利运用得不太娴熟。大家可能还记得有一本书叫《中国人可以说不》，从那本书问世并产生极大社会反响之后，我们这方面的觉悟增强了。我们现在经常和有关国家联手来打掉一些与我们的根本利益对立的提议。

还有一些国际组织，比如说世界卫生组织，是由香港的中国人担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席目前也由中国人出任，任期2年。这是两个有重大影响的国际组织，我们占据这些重要的席位，才显示出我们是政治大国。

但是有一点我要告诉同学们，在这些组织机构当中，中国人去做中层和雇员的比例现在远远低于韩国和日本，这是什么问题?我们清华、北大的同学，应该有更多的人进入到这些机构里面去。我们在国际机构中担任职员的人数之少甚至还比不上有的非洲国家。这个状况与我们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这些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尽管不决定大事，但他们在程序上有发言权。集腋成裘，人多了，发挥作用的机遇就会增加。

第四个要素，规则的制定。当说你是政治大国的时候，你是世界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不仅仅是一个参与者。当世界按照你制定的规则来运行的时候，那你毫无疑问就是世界的政治大国。在这一点上我们也有一些地位。比如说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参与了《联合国家宣言》的起草。几年之后，1948年的12月10号这一天，《联合国的人权宣言》被通过，这个《宣言》中国人也做出了贡献。连罗斯福的夫人都承认，没有中国人的智慧，这个《宣言》可能就胎死腹中了。以罗斯福夫人为首的西方国家，一定要把公民权及政治权利写尽写满，排斥其他权利。但是苏联的代表提出来，一定要把经济、社会、文化的权利写得充分足够，两家就对立。

为什么从46年开始，持续了将近3年的时间最后才形成这个文件?使双方最后妥协的主意是中国人出的，这个人叫张彭春，是张伯苓的弟弟，任过我们清华大学的教务长。他用儒家的思想化解了这场危机。你们可以争，我提一个新的建议，这两大阵营所提出的所有人权，都把它写实性地描绘出来，但这个《人权宣言》不要像《联合国宪章》那样，立即对各个国家产生约束力。我们先把它作为一个道德性的宣言，让全世界都按照这个标准来制定和修改自己的《宪法》，再过几年以后，条件成熟的时候，再把这两家不同的主张分别写成两个体系。罗斯福夫人主张的以公民和政治权利作为核心的，可以叫做A公约，苏联阵营所提出的以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作为核心的可以叫做B公约，当这两个公约大家意见都一致的时候，让它分别生效，再让它产生约束力。

现在联合国的一些规则，哪一些是以中国人为主提出来的呢?据我所知《儿童权利公约》是我们最先提供样本的，还有一个就是《残疾人权利公约》。这两个公约我们作过基础性贡献。其他的那些国际公约，我们大多只是参与者。当你是政治大国的时候，你应该为世界治理提供规则指引。

我到荷兰海牙去见我们的大法官，这个人是国际法专家，一位山东籍女法官，海牙国际法院里面唯一的女法官。我跟她探讨，你在判案的时候，中国的哪些经验可以拿来为国际法院所用?她说这是我们最遗憾的地方。我们为世界做了那么多的贡献，一个例子，我们处理香港问题的“一国两制”，这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解决了中英之间的关系，解决了殖民统治脱殖以后的政府组成和管理的问题。如果是美国人，一定会把这个经验上升为国际法，却因为是中国人创立的，大家虽认为这个方法很好，但是谁都不愿意接受它成为国际规则。国际法一定是国和国之间关系的共同规则。

她又举了第二个例子。我们周边的国界划线的谈判，堪称世界楷模。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解决，两个国家之间妥协而形成的这些新的方式，完全可以上升为国际法，成为公法，但是到现在没有。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很多国家不认可你是政治大国。

总体来看，按照以上这四个要素，我们可以说中国正在走向政治大国。从这些公认指标上判断，我们已经是，但是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尚不完美。

以上是第二个标准，政治标准。

一谈大国，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一个最硬的实力，就是军事。当说你是大国的时候，应当是军事大国。我曾与几位研究国防的教授探讨，西方动辄说“中国威胁”，我有一个观点，当中国的军事实力超过俄罗斯的时候，谁也不会再说你中国威胁。正因为你军事实力弱，要发展的话，人家才会说你有威胁。当我们超俄逼美，变成军事上的新常态，大概就不会再有人说你威胁了。

军事大国有没有标准呢?第一个标准，核能力。清华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在中国的大学里是领先的。核武器，现在全世界大概有17300多枚核弹头，这些核弹头同时发威的话，地球可以毁灭200次。17000多枚核弹头里面，美国和俄罗斯占了92%，剩下的这些国家，分享8%。法国有300枚左右，排世界第三，中国排第四，我们有多少枚?其实大家是能算出来的。

军事上排第二位的标准，是能打赢现代化的战争，不战则己，一战必胜。现代战争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是处于平面状态了。除了海陆空外，现在又增加了两个维度，“海陆空天网”，是五位一体的，是立体化的战争。美国的网络部队早就组成了，像斯诺登所揭露出来的仅仅是美国若干个计划当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们现在的经济运行是离不开网络的，一旦战争爆发，网络上的攻击就会使你的经济、政治、社会全部陷入瘫痪。“制信息权”已成为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的核心。

美俄正组建空天部队。俄罗斯准备把空军这个军种取消，空军和空天部队要合一。世界上空军的几大主力，排第一的当然是美国空军，排第二的一般人都想不到，竟然是美国航空兵，还是美国。排第三的是俄罗斯。美国航空兵所拥有的飞机架数是3700架，中国现在全部空军能用于升空作战的总架数也不过如此。人家的飞机已处于三代、四代，简氏防务说各个国家都在争相研制第五代飞机，实际错了，美国已经开始在研制第六代了。而我们连第二代还没有完全装备上，我们是“混代”，第一至第四代都有。

美国人现在又超前了。我们刚刚知道的消息，既然卫星可以指挥导弹，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定要毁掉他的卫星，中国现在被视为有这方面的杀手锏。美国人要反制我们的杀手锏。他怎么办呢?他现在正在研制一种新的导弹，这种导弹不需要借助卫星，自身就有“眼睛”向前推行。美国将来可以不用卫星，而使它的导弹准确地发射到预定的位置，这是美国现在正在研制的新技术。

一种最有威力的战争方式叫“快速打击”。所谓“快速打击”，就是在两小时之内，我想打世界的哪个地方就能迅速地组织起武力，把需要打的目标摧毁。现在只有美国具备“快速打击能力”。大家算一下，两个小时，美国正在研制的新一代战机及新的飞行器，新的飞行器可以是音速的8倍左右，从纽约到中国多长时间?一个多小时就来了。军事专家认为军事大国运用快速机动，精确打击，已使战争进入发现即能摧毁的“秒杀”时代。论军事排名，我们现在远不及俄罗斯，可能和欧洲的几个国家大致相当。总之，我们现在不能肯定地说是世界第三位，但是我们离第二，离第一确有巨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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