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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城外交”的袖里乾坤

2015-03-11 13:49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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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横滨&东京:“关系紧张时更应坚持交流”

“以多年来与上海等中国城市建立的友情为基础,坚持不懈地继续都市之间、市民之间的交流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横滨市国际交流政策课工作人员

纵观中日两国关系史,总是易受政治等因素影响产生波动,而在每次关系改善的过程中总少不了民间外交的身影。其中中日两国城市缔结友好契约、建立姊妹城市的“友好城市外交”,因为兼具官方和民间两种特性而成为推动中日友好的重要力量。

以民相近促国相亲

民相近则国相亲。中日两国人民的交流始于古代并延续至今。以位于东京南部的海港城市横滨为例,横滨市拥有日本三大中华街之一的横滨中华街,每年约有2200万至2300万人访问这里,“在日本感受中国文化”。另据横滨市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15年1月,横滨市内居住着32299名中国人,他们工作生活在日本,也向日本展示着中国形象。

1973年11月30日,在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刚刚一年之际,横滨就与上海缔结友好城市关系。对改革开放前的上海来说,横滨也是它的第一个姊妹城市。在缔结友好城市以后的四十多年里,两座城市的交流从体育、经济技术交流、彼此互换动物开始,到后来发展到文化、学术的交流,无论是交流的深度或广度都有了提高。

不仅与上海,在过去的2014年里,横滨市与中国泉州市、韩国光州广域市作为“东亚文化城市”主办城市举行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同年11月,横滨与中国泉州缔结了《东亚文化城市友好合作城市协定》。今后,双方将进一步推进文化、艺术领域的交流合作。

相信朴实真挚的交往之道

如何在两国关系恶化时期发挥友好城市的作用,以民间交流推动两国关系改善?横滨市国际交流政策课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相信朴实真挚的交往之道:“以多年来与上海等中国城市建立的友情为基础,坚持不懈地继续都市之间、市民之间的交流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

2013年中日关系紧张,赴日中国游客锐减,中日国民相互好感度也降至历史最低。而2013年恰逢上海与横滨缔结友好城市关系40周年,当年,横滨副市长访问上海并与上海副市长举行会谈,出席了由两市市民友好团体主办的交流会。同年11月,根据横滨市民的建议,举行了上海市花白玉兰的植树仪式,两座友好城市的交流即使在两国关系紧张的时刻也持续地进行。

2014年,横滨市立高中代表团在三年后重新访问了上海的学校,年轻人之间的交流正在积极地进行。

日中友好协会常务理事、东京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永田哲二认为,通过实地考察亲身感受双方风土人情自然是增进了解的重要方式,日本人应该更多地到中国去,了解中国。而另一方面,日本的自治体与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友好城市外交也是推进民间友好交流的重要渠道。

也是在2014年,适逢东京与北京缔结友好城市关系35周年。4月,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访问北京并与北京市长举行会谈,就治理大气污染、交通拥堵问题进行了讨论。东京在环境治理上掌握了许多经验,而北京也有值得东京学习的地方。永田说,作为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前辈,北京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这对即将于2020年举办奥运会的东京来说,是一部不得不取的经。

据永田介绍,东京都目前与近30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城市关系,而东京北部的琦玉县也与10个中国城市进行着友好交流。友好城市在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的同时,共同致力于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环境问题,在现场开展经济合作,构建真正的互惠双赢关系。

永田认为,青少年是中日世代友好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在近20年里,东京与北京的学生举行互访,并寄宿在对方的家庭里,两国青少年能够亲身体验对方国家的文化,感受对方人民的友好。这种青少年时期的友好体验将对他们日后对华态度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记者/刘秀玲)

那些被“注销”的友城

“友好城市重数量更重质量,不能仅是‘吃吃饭、串串门’,要将双方的交往转变为在经贸、文化、科教等方面的合作上来,友好关系才能更加牢固和持久”

一个是保加利亚的第二大城市普洛夫迪夫市,一个是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国古都洛阳,它们曾于上世纪末“联姻”结对成“姊妹城”,在经历了21年的交好和磨合之后于今年初终结关系,如今它们的名字并列躺在《关于注销全国40对友城关系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里。

这份《通知》由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于2015年1月12日发布。《通知》显示,注销的40对友城关系中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意大利、韩国、日本等,其中美国最多占有9个席位。

“这实际上是我们联合会的一个重大举措。”全国友协国际友好城市交流中心主任李新玉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自去年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就开始调研和梳理全国友好城市的发展情况,发现有不少友好城市实际上没有数据和记录,“因为没有交流和往来也就不存在记录,所以我们很大胆地宣布对这些‘有名无实’的友好城市注销。”

“吃吃饭、串串门”难牢固

根据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2012年的统计,中外友好城市中交往完全中断的约占3.4%。

“友好城市重数量更重质量,不能仅是‘吃吃饭、串串门’,要将双方的交往转变为在经贸、文化、科教等方面的合作上来,友好关系才能更加牢固和持久。”2月3日,距离《通知》发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河南省外侨办主任、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宋丽萍在全省外侨办主任会议上如是说。

经全国友协批准,河南省对长期没有来往、“有名无实”的4对市县级国际友城进行了撤销或注销。除洛阳市外,三门峡市和墨累桥市(澳大利亚)、周口市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市(哈萨克斯坦)等也名列其中。

事实上,早在2012年河南省洛阳市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王建军就发现,他们与普罗夫迪夫市的联系已很难恢复,两城的关系几乎进入“休眠”状态。中断联系的原因很简单:对方缺少来中国的路费。

“对方是一座东欧城市,由于经济条件所限,我们多次邀请他们来洛阳,都没有来。”王建军说。

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制定的《友好城市工作管理规定》第六章第四十二条规定,“对方因政治或其他原因中止交流并明确表示断绝已经(或将要)建立的友好城市关系”,报经上级主管部门核准后,由全国对外友协注销友好城市关系(或撤销下发的结好批文)。

于是两年后,这对“姊妹城”的编号消失在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的数据库中。

除此之外,“公开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并拒绝我方交涉”也会被注销。如本专题前文提到的广州与洛杉矶结对风波,尽管当时尚未正式签约,但亦曾因此遭遇波折。

和洛阳市一样,1999年结为“友好城市”的山西太原市与非洲喀麦隆的杜阿拉市的交往也面临着经济的问题。

因为喀麦隆经济较为落后,两市交往基本上是一种单边援助关系。太原市外事办一位负责人说,“因为路途遥远,两市建交后头两年还有些交往,往后交往就基本停滞了。两市的社会发展能够互相借鉴的东西很少,友好城市签约后,后方的教育合作、医疗援助都很少。”

十几年来,双方交往几近中断。与洛阳市命运不同的是,它们交往数据仍然登记在册,编号为“0923-991012-晋-021”。

一个庞大的管理工程

“友好城市‘有名无实’现象存在的原因很多。比如双方一开始没有找到合作的基础草草就建立,或者有些是在地方领导的推动下建立的,当友城政府高层人员更替时,友好城市关系的维持和发展就会缺乏动力,久而久之就成了‘僵尸’友好城市。”从事城市外交研究的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主任赵可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1993年10月28日,山东威海市与意大利一座以纺织业为主的城市——比拉市结为友好城市。刚结好的时候,双方还就纺织业进行了一些探讨,但合作的情况并不理想。

2000年之后,威海市与比拉市的交往逐渐停止。“对方负责友城工作的人员换了很多,一直联系的人没有了,以前提供的e-mail和电话都联系不到了。”威海市外事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说。

但在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的数据库中,双方的交往数据仍然登记在册,编号为“0505-931028-鲁-039”。

在这个庞大的数据库中,还有很多已经中断交往但未被注销的友好城市,如因战乱中断交往的天津市与前南斯拉夫萨拉热窝市,因行政区域变化中断的四川乐山市与澳大利亚赫维湾市,后者后来与周边三市合并成立弗雷泽海岸地区市。

据本报记者了解,一般情况下,友城缔结有效期为5年。据了解,5年后,若无一方提出中止友城结对,那么两座城市(省州)将继续保持结好关系。

“2000多对友好城市的管理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项目和工程,消除‘有名无实’的状态需要一个过程。注销就是一个很好的举措,当然要想让友好城市都活跃起来,从根本上来说还是需要一个很好的制度设计。”赵可金说。(记者/陈娟)

专家视角:新时期该如何推进友城外交

【作者】熊炜(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 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教授)

友好城市作为一种城市外交基本形式,其实施和发展受国际关系影响和国家外交战略的指引。友城外交不能仅以促进地方经贸为目的,它还需要配合国家总体外交。

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主要存在着纽带功能、桥梁功能和经贸促进功能三种类型的友城外交。纽带功能主要指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的动机和作用是加强城市之间共同性或相似性,如城市之间的历史文化、意识形态或宗教信仰联系。这也是欧美国家推动友城活动最早的动机。在冷战时期,欧洲国家之间出现了桥梁模式的友好城市,目的主要是想突破冷战的国家集团界限,在西欧国家和东欧国家之间建立友好城市联系,消除意识形态隔阂。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国家之间经贸关系的发展,以促进经贸为主的友城开始蓬勃发展,这一类型的友城外交起先在亚太地区流行,目前已经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开展友城外交的一个主要原因。

事实上,纽带作用、桥梁作用和经贸促进作用并非相互分离的,也非用一种作用来替代另一种,而是相互影响。数据分析表明,1973年到1992年间,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关系建立以历史文化因素为主;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则是以经济因素为主要动因,但是各种因素趋于复杂化,发展日渐成熟。我们的研究认为,友城结对时的经济、历史、文化和科技等多因素都是相互补充的,特别是其中的文化因素和经济因素相互促进,缺一不可。

中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大运河沿线,都形成了不少经贸、人文为功能的中心城市。现在的友好城市结对也体现了经贸、人文、历史和科技的差异化特点。目前建成了许多以主题为中心的双边城市交往模式,今后这类双边城市交往模式上升到多边,围绕某一主题,诸如资源、科技创新、港口、旅游、生态等,可以形成某类议题型的城市组织。

不过,友城结对还需要提前谋划。例如,我国是世界上的侨务大国,海外华侨数量庞大,应该有规划地选择海外华侨聚集点的城市,主动去与对方结成友好城市,便于日后工作开展。在一些我国海外投资集聚地的城市,也需要提前有谋划地推动与这些城市结成友好城市,事先布点,多一个工作管道。有的事情不能光算经贸账,也要算政治账。

作为次国家政府的主要外交渠道,友城外交有助于增进国与国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有助于夯实国家间关系的社会基础,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立体化的总体外交格局。

对我国而言,友城外交还有助于促进城市的国际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友城活动有利于利用政府和民间的各种方式调动资源,促进、协调和整合城市发展的相关信息,通过友好城市间的经验交流和知识共享,为广泛的城市合作架设桥梁和搭建平台。

去年11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实施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使对外工作具备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城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对外名片,以发展友城外交为推手,打造中国城市的国际形象,传播中华文化和中国风貌,有助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彰显对外工作的鲜明中国特色。

现在在实施“一带一路”宏大战略过程中,友城外交也可以发挥促进“互联互通”的特殊作用,城市仿佛丝绸之路上的珍珠,将这些珍珠通过友城外交的方式串接起来,经济和文化功能交相辉映,能够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战略。

目前,我国在新时期发展友城外交还存在的挑战包括:各省份之间开展友城外交存在着地域不平衡的问题;中外友城外交的合作机制长效化问题;友城外交联合管理的统筹机制问题;友城外交配合国家总体对外战略的落实力度问题等。为此,我们还需要加强对地方和城市的国家外交政策的培训工作。国家也需要系统的友好城市对外交往的管理条例,使城市开展对外交往活动有章可循。(本报记者 邓媛 陈娟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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