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艾奥瓦州马斯卡廷市的莎拉·兰蒂从没想过，她在20多年前接待的来自中国友好省州、河北省正定县农业考察团里的一位年轻人，有一天会以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在她面前——这一幕发生在2012年2月，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访美时重访故友，让莎拉·兰蒂等马斯卡廷居民惊喜不已。

这段友谊要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1985年，正在正定县工作的习近平率团到访马斯卡廷。他住在当地人家中，参观当地农场、学习经验，还曾乘坐敞篷车进行考察。

27年后重逢时，习近平邀请“老朋友们”访问中国。于是，2012年6月，莎拉·兰蒂等人随艾奥瓦州州长一起如约来到北京。次年4月，在河北省-艾奥瓦州缔结友好省州关系30周年之际，正定县与马斯卡廷市正式结为中国与国外的第2002对友好城市。

来自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全国友协)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月，中国已有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台湾省及港、澳特别行政区)和446个城市与五大洲133个国家的475个省(州、县、大区、道等)和1457个城市建立了2166对友好城市(省州)关系。

这份给人深刻印象的数字背后，中国“友城外交”刚刚走过了不惑之年

“周总理打开了第一扇门”

虽然“友城外交”的基础是开放，但新中国与国外缔结的第一对友好城市比改革开放的时间更早，并得到了时任总理周恩来的关心和支持。

中国前驻大阪大使衔总领事王泰平对《国际先驱导报》回忆说，“友好城市”的说法也来自于周恩来。1972年，日本神户市市长宫崎辰雄率日中友好青少年游泳代表团参加中日游泳比赛，当周总理接见他时，宫崎提出，神户市愿与中国的港口城市建立姐妹城市关系。周总理说，名称叫“友好城市”更好，并指名天津与神户配对。

“神户与天津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便保持通航，主要是货船航行。神户市市长听到与天津配对，挺高兴的，因为觉得门当户对、般配。两座城市第二年(1973年)便签署了缔结友城的协议。”王泰平解释道。

天津-神户也是中日间第一对友好城市，由此开创了中日地方城市缔结友好关系的先河。此后不到半年，上海与横滨紧随其后成为第二对中日友好城市。

王泰平记得，上海市在签署友城协议前后，曾派一支少年足球队赴日交流。当时，王泰平还是一名中国常驻日本的记者。得到消息后，他“奉命”从东京飞往福冈市迎接少年足球队。出发当天，大雨滂沱，飞机在恶劣的天气下起飞，幸好安全抵达。随后在横滨的比赛中，有一名中国少年球员受了伤，被送往临近医院。王泰平看到，日本的友好人士纷至沓来，送花、送慰问品，让一间小小的病房散发出浓浓的友情。

“这种交流、这样的亲密，在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是不可想象的。”王泰平说。

中日友好城市的缔结随着中日关系的升温逐渐掀起高潮。1978年，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此后的十年，中日友好城市缔结呈井喷式发展。“政治考虑上没有问题了，只要找到比较般配的城市，就会被批准。”王泰平表示。

结对大潮也有小风波

与中日友好城市发展节奏相似，1979年，中美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中美、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友城发展都打开了新局面。

就在1979年，湖北省和俄亥俄州结成了中美第一对友好省州，江苏省南京市和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结成了中美第一对友好城市。同年，上海与欧洲的米兰、鹿特丹分别结成友城;北京则与贝尔格莱德成为中欧国家间的第一对首都友城……

这些友好省州、城市结对一般遵循着这样的轨迹：地方政府领导人提出意向(大多由国外城市提出)、(国内)外交部反馈、代表团互访、签署协议书。

从实践操作看，地方政府领导人的个人意愿对友城结对具有重要影响。而在这一过程中，总有一批致力于中外交往的国际友人、企业家等主动为两座城市牵线搭桥。

广州与洛杉矶缔结友好协议，就是源于一位年过六旬的美国女士。

卡罗琳·阿曼森夫人是美国加州人，她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兴趣浓厚。早从1973年起，她就开始为美中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四处奔走。后来，她提出洛杉矶与广州结好，立即得到了包括时任洛杉矶市长布雷德利等朋友的赞成。据报道，布雷德利亲自向时任广州市革委会主任的杨尚昆写信，希望派遣一个小组访问广州。

不过广州与洛杉矶结好并非一帆风顺。上世纪80年代初，洛杉矶市议会中还存在一股反华势力。当1981年，广州市代表团准备赴洛杉矶参加结好签字仪式时，洛杉矶议会通过一个议案，将10月10日定为该市“中华民国日”。

广州方面得到消息后，立即致函洛杉矶市长及议长，表明我方严正立场，希望洛方从两国和两个城市关系的大局出发，取消上述活动，并宣布在事件未解决之前，暂不考虑访美计划。

布雷德利市长等人对广州的态度非常重视。同时，阿曼森夫人利用自己在政界的影响和声望，公开发表演讲，说明只能有“一个中国”，美中关系只能建立在中美联合公报原则基础上。最终，洛杉矶议会决定取消原定活动，并宣布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日”。

这场结对风波后来被视为中国地方政府处理友城关系中，兼具灵活性与大局观的典范。2011年，全国友协李小林会长在总结友城发展经验时谈到，成功的友城或多或少都具备了以下三个要素：配合总体外交、培养真情实感、服务科学发展。

引进来与走出去

事实上，由于结对友好城市本着“般配、门当户对”的标准，因此大多数国内城市都能够根据自身社会管理和产业发展需求，从友好城市中汲取先进技术和发展经验。

比如天津-神户。天津起初缺乏现代化港口管理经验，天津港压港问题严重。为此，神户市专门派遣相关专家组成代表团来津。针对天津港的问题，制定紧急改造方案，并为天津港未来发展规划了长远蓝图。到2010年，天津港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五大港，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集装箱物流基地。

再比如，湖北省-俄亥俄州。美方曾投资近六千万美元与湖北建立了四个合资企业;自1980年以来，湖北省在俄州举办了数次出口商品展销会，累计在美成交额超过1亿美元。1988年，湖北省与俄州签订了省州科技合作协议，这是中美间第一个省州科技合作协议。

日前，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友协会长李小林在答复本报记者书面专访中介绍说，在过去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各城市本着讲友谊、讲互利、讲实效的原则，积极开展友好城市工作，加强地方城市间的友好往来，合作方式从最初的双边合作发展到多边合作，合作内容也从经贸拓展到文化、教育、人才交流、城市建设、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政府牵头、民间推动、媒体搭台、文化唱戏、着眼民众、兼顾精英已成为中国城市外交的鲜明特色。国际友好城市的建立为政府间、民众间的交流搭建了平台，有效推动了城市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工作已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交往格局，国际友好城市活动已成为中国地方和城市对外交往的主要渠道，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992年，为了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国际友城工作，经中央批准，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发起并成立了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标志着我国的国际友好城市活动进入了统一协调发展的新阶段。

李小林会长指出，当前，气候变化、环境恶化、重大自然灾害、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突出，地区动荡与热点问题此起彼伏，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种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世界各国应共同努力，进一步加强友好交往，不断扩大和深化各领域合作。作为深化国际合作主要渠道的国际友好城市工作，作用更加突出、舞台更加广阔。

遵照习近平主席关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要“更好地推进民间外交、城市外交、公共外交”的指示精神，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从2014年起，加强了城市外交的理论研究工作，将于2015年出版两部专著，《城市外交——理论与实践》和《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开放的城市、共赢的未来》，分别从定性和定量角度，系统分析总结40多年来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工作的经验、梳理新形势下国际友好城市工作的新思路，充分发挥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外交在国家总体外交布局中的积极作用。

城之交与民相亲

在全国友协美大部主任张和强的印象里，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央对缔结友城的数量有所限制，比如对新增加的中美友城，每年控制在10对左右。

“经历过发展井喷阶段后，友城的数量的确太多了。”王泰平表示，“而且，还出现了明显的东西部城市友城发展差异。”这是指，有的东部沿海城市结交了数十个外国友城，而一些中部内陆城市一个友城都没有。

张和强近年来已经开始思考，如何让更多的中西部城市走到友城外交前台。2014年，他自己最满意的一项工作便是亲自策划并促成大别山南麓红安县(中国前国家领导人李先念家乡)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家乡)结好。

这是红安县的第一次友城尝试。张和强先是通过加利福尼亚州的友人促成了约巴林达市市长来访，紧接着他带着两位红安县干部赴美考察，其间还促成了如红薯出口等项目合作。

“与40年前相比，如今我们发展友城的目的已经发生了变化。”张和强说，“以前我们开放是为了招商引资，如今就是要走出去，不止为了经济效益，也为了提升城市国际化，提高国际交往水平。”

“他们从来没有出过国。到了美国觉得很新鲜，眼界也开阔了。”张和强回忆两位红安县干部出国时的情形说，友城外交的最终落脚点还在于使民相亲。

不少曾对华抱有偏见的人士，通过对友城的切身体验，最终扭转了想法。例如，曾任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上院主席的罗伯特·史密斯过去一直对华抱有成见，但当他2009年率团访问维州的友好省州江苏省(无锡市)后，他坦言，自己看到了中国的发展变化，看到了澳中双方有很大的合作机遇。另一位维州议会资深议员肯·史密斯访问江苏时在当地协助下还到访了西藏。回国后，肯·史密斯做了大量有益的宣传，为人们了解真实的西藏提供了视角。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中澳已建立90多对友好省州和友好城市关系;中德拥有70多对友好城市;中美已建立起198对友好城市和43对友好省州……而最早起步的中日友城数量已超过250对，位于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城数量之最。

不过，由于近年来中日关系因历史问题、领土问题等徘徊低谷，中日友城现阶段的交往程度也受到一定影响。

2012年2月，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在一次公开记者会上否认南京大屠杀。随后，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新闻发言人向外宣布：鉴于现任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严重伤害了南京人民的感情，南京市暂停与名古屋市政府间的官方交往。

中方友城主动暂停交往，在40多年的友好城市发展历程中较为罕见，更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地方政府长官热情来华结好形成强烈反差。

对此，王泰平表示，以当年神户市市长宫崎辰雄为例，“老一辈日本人和中国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主要是在二战前和二战中出生的一代人，对华存在莫名愧疚感，并将此化为对华友好的动力。但是，战后出生的某些日本政客对华已经不会再有这种复杂的情感了”。

尽管如此，去年，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在日本长崎举行中日关系研讨会时，身为委员会中方副秘书长，王泰平也感受到了来自日本地方政府与安倍政府的“温度差”。

有日本地方官员不止一次告诉王泰平：不管安倍政府对华怎么做，我们就是要发展与华友好关系。

“从历史来看，尽管中日关系起起落落，但两国人民之间还是希望友好的。”王泰平向《国际先驱导报》感慨道，“不过长远来看，中日友城发展单纯以友好促友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未来友城交往必须和经济发展融合在一起，只有通过更多的实务交流才能增进长久情感，互利互惠。”

“另一方面，不能把友城交往囿于官员互访。”张和强补充道，“接下来，如何让更多的普通民众参与到友城外交中，是今后面临的挑战之一。”（记者/邓媛 陈娟 窦晨）(感谢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为本次报道提供的大力帮助)

福建与塔州35年的交往故事：习大大与澳州长结友好情缘

习近平记得，那时来访的培根喜欢听《鼓浪屿之波》这首歌，于是习近平就把这首歌的磁带送给了他

 “他当年邀请我访问塔斯马尼亚州，我答应了。我这次来，可以说是了却对友人的承诺。”2014年11月，在访问澳大利亚“最小州”塔斯马尼亚州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道出了曾与塔州已故州长吉姆·培根的约定。

习近平与培根的这段交往发生在2001年。习近平记得，那时来访的培根喜欢听《鼓浪屿之波》这首歌，于是习近平就把这首歌的磁带送给了他。当时，习近平担任福建省省长，他与培根一道签署了福建省和塔斯马尼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20周年联合声明，并授予了培根“福建省荣誉公民”称号。

10多年过去，福建-塔斯马尼亚友好省州关系已经迈入了第34年。友好交往让两地人民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也让双方得到了共同发展和进步。

历史让两座城市走在了一起

改革开放初期，囿于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客观现实，福建省委、省政府立足本省山海资源丰富的特色，提出“大念山海经”的战略，着力发展林业和水产业。而这两个产业，恰恰是塔州的优势产业，这便成为两省州建立友好关系的主要动力和基础。

福建与塔州是由外交部引荐开始交往的。1980年1月2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福建省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翌年3月5日，福建省时任省长马兴元率政府代表团访问塔斯马尼亚州，与塔州时任州长杜格·洛签署了建立友好省州关系协议书。

1984年7月，时任塔州州长罗宾·格雷应福建省长邀请，率领4人代表团访闽，签署了《福建省和塔斯马尼亚州谅解备忘录》，探讨了发展两省州经济贸易合作事宜，就畜牧业、草场改良、近海养殖、林业、水电、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交换了意见。

当时，塔州州长罗宾·格雷提议建立一个联合经济贸易委员会，既负责塔州与福建交流合作，也经办福建与澳大利亚全国的经济贸易合作。为促成此事，福建指定由省经贸委和省外办为代表机构。不过，后因对方没有指定专门机构负责，至今两省州经贸委员会一直未能成立。但是，两省州的交流并未受此影响。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福建与塔州的友好交往一度出现了困难，塔州方面取消了原定州长访闽安排，并中断了与福建省的联系。福建省外事办于上世纪90年代初，利用塔斯马尼亚大学百年校庆之机，派员以省友协理事名义随同福建师大领导赴塔州，拜会塔州政府办公厅主任，并广泛接触澳中友协塔州分会会员，顺利实现恢复友城交往的工作目标。

习近平主席任福建省省长期间，对闽塔友好关系非常重视，曾两次会见来访的吉姆·培根州长。就在去年11月的访澳期间，习近平主席又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一起，亲自见证了两省州签署关于成立合作发展混合委员会的协议书。

塔州助福建渔业水平提升

从建立友好省州关系起，30多年来，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人员交流活跃，成为两地关系热络地重要表现。福建几乎每年都组织专业代表团访问塔州，塔州也相继派团访闽。双方1984年起在畜牧业、草场改良、近海养殖、林业、水电、科技等领域开展了交流合作，取得了实效。

以海水养殖业为例，塔斯马尼亚州渔业生产与管理水平在澳大利亚处于领先地位。1985年6月，福建省水产厅与塔州签订购买太平洋牡蛎种苗引种协议，共引种苗440万粒，经试验养殖成功。如今，该品种在福建养殖面积达6万亩，约占全省牡蛎养殖面积的10%，其微型附着养殖方法为国内改革养殖工艺、改进育苗设施、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开辟了新路。

此后，该项成果得到农业部的重视和支持，拨款投资200万元建设年产2000万粒新苗的育苗基地，为中国南方沿海发展太平洋牡蛎新品种养殖和出口创汇作出了突出贡献。

近年来，福建省外办协调省直各相关部门，在技术引进、互办展会、经贸往来等方面深化与塔州的合作。福建组团赴塔州举办了“福建商品展销会”，成交金额达数百万美元。塔州在福建省举办了“塔斯马尼亚木材之窗”、“鲍鱼进出口说明会”等活动，还连续多年参加在福建省举办的“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等大型经贸活动，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人才培养涵盖各个领域

在文化方面，双方通过文艺演出，拍摄电视片和纪录片，举办画展、摄影展、图书展、艺术节等形式，增进了解，加深友谊。教育方面，福建师范大学、闽江学院、福州八中等院校与塔斯马尼亚大学、塔斯马尼亚学院霍巴特校区等在合作办学、引进教育资源、加强师资培训、联合培养人才、共同研究课题等方面的合作都取得了实效。

2001年9月12日，福建闽江学院与塔斯马尼亚大学联合成立闽江学院爱恩实达学院。该学院全面引进澳大利亚的办学模式和教育资源，以及经IS09001质量体系认证的英文教材等，开设商务英语、计算机技术等专业，30%的课程由澳方教师授课，为福建培养了急需的实用型人才。该学院办学至今，中方已派出600多名学生赴澳大利亚留学，其中赴塔斯马尼亚大学留学的学生共计276名。

2006年，福州八中与塔斯马尼亚州公立学校塔斯马尼亚学院霍巴特校区合作创办“中澳课程实验班”，通过双语教学、教育资源开发、教师专业培训、教师和学生交流等形式合作。

2013年9月，塔州时任州长拉拉·吉丁斯率政府代表团访问福建期间，与闽江学院围绕加强教育合作，特别是幼儿学前教育进行了深入探讨，签署了《塔斯马尼亚TAFE学院与闽江学院建立合作办学关系的谅解备忘录》。

迄今为止，福建已派出9名青年教师和30余名技术人员赴塔州攻读博士学位和进行语言、林业、水产等方面进修。他们回国后，利用所学知识和专业，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除了吉姆·培根，2003年，澳中友协塔州分会会长布鲁斯·约翰逊教授也被授予了“福建省荣誉公民”称号。

福建省外事办一位负责人表示，根据双方去年签署的合作发展混委会协议书，今后两省州将以“混委会”为综合交流协调平台，共同致力于进一步密切人员往来，深化教育、渔业、林业、农业和旅游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将闽塔友好关系打造成中澳友城交往的一个典范，造福两地人民。（记者/孟昭丽）

版权声明：凡本网注明"来源：半月谈网"的所有作品，均为半月谈网合法拥有版权或有权使用的作品，任何报刊、网站等媒体或个人未经本网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链接、转帖或以其他方式复制发布。违者本网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如需授权，点击 获取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