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歼敌人，安抚同胞

1876年4月7日，左宗棠抵达肃州，指挥各军入疆。西征军先到哈密，随后翻过天山，穿过戈壁，逼近乌鲁木齐。

天山北路被阿古柏侵占后，原来陕西回军的首领白彦虎逃至新疆，投靠阿古柏，背叛了国家和民族。此时，他正代阿古柏占据乌鲁木齐。1876年8月，刘锦棠部从阜康出发，进逼乌鲁木齐东北的古牧地。阜康到古牧地的路程一百余里，有两条道路可选：大道平坦，却要经过50里荒无人烟的戈壁；小路途径黄田，水源充足。白彦虎故意放出黄田有重兵把守的消息，希望西征军走大道进戈壁，自己好偷袭。

刘锦棠将计就计，派人佯装走大道，实际上悄然走黄田。白彦虎正准备偷袭，却被突然杀来的西征军反偷袭。黄田叛军一触即溃，西征军乘势追击，1876年8月17日，历时5昼夜的狂攻，西征军用德制的后膛炮攻破古牧地城池，以伤亡600人的代价歼敌6000余人。

第二天，刘锦棠率兵长驱大进，直捣乌鲁木齐。阿古柏听到乌鲁木齐危急，急忙派兵增援，但还没到乌鲁木齐，就听说城池失守，白彦虎仓惶逃往南疆。西征军3个月就收复了北疆。

丢失北疆之后，阿古柏企图借天山天险，靠着英国的支持死守南疆。1877年4月，休整了一冬天的西征军主力悄然从乌鲁木齐出发，直奔达坂城。南下之前，左宗棠再次申明纪律，严禁杀掠，对于依附敌人的各族同胞，只要真心反正，一律宽待。

达坂城是通往南疆必经之路，其得失关乎全局。4月17日，西征军包围达坂城，却苦攻不下。就在这时，城内的维吾尔族群众冒死送出情报，说城内守军准备弃城而逃。西征军得到情报，坚定了攻城决心。19日夜，西征军攻下达坂城，阿古柏心腹爱伊德尔胡里等1200余人被活捉。刘锦棠把俘获的敌人押赴肃州大营，但对被胁迫附敌的各族同胞一律发放衣物粮食，送回原籍。几天后，刘锦棠进抵托克逊。托克逊城中的维吾尔族同胞冒险出城报信：“敌人听到达坂城失守，惶恐至极，正在各处烧杀劫掠，准备逃跑。希望官军速进，解救百姓。”刘锦棠当即下令西征军进攻托克逊，敌人望风而逃。

托克逊之战后，南疆门户大开，阿古柏精锐部队折损大半，他感到十分惊恐。维吾尔族同胞对阿古柏的残暴统治早已深恶痛绝，听说西征军要来了，相互转告，准备配合。阿古柏知道大势已去，日夜哭泣，最终服毒自杀。阿古柏死后，他的儿子相互争斗，西征军则继续扫荡残敌。

1877年10月，刘锦棠大军进攻库尔勒，白彦虎掘开开都河，妄图阻止大军前行。当地蒙古族老百姓主动给西征军当向导，找到开都河的浅滩处，西征军顺利渡河。刘锦棠大军进入库尔勒城后，发现已是一座空城，粮草供给断绝，又是当地维吾尔老百姓带西征军找到了白彦虎藏粮的地点。白彦虎向阿克苏逃亡，结果城内百姓紧闭城门，不许其入城。但等到刘锦棠大军一到，百姓立即夹道欢迎。1878年1月，西征军收复和阗，盘踞新疆12年之久的阿古柏匪帮终于被全歼，新疆回到了祖国怀抱。

抬棺出征，收回伊犁

收复天山南北两路后，只剩下伊犁仍被俄国占据。俄国原本声称“代清朝占领伊犁”，一旦清军收复北疆就立即归还。但在西征军平定南疆后，俄国仍拒绝交还伊犁。1878年10月，清政府派吏部侍郎崇厚为全权大使，赴俄国交涉，索还伊犁。

尽管左宗棠对清政府靠外交谈判索还伊犁有些看法，但也无力改变朝廷的主意。崇厚是个胆小平庸的人，在俄国的恐吓下，他竟然擅自和俄国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按照条约，俄国虽然交还伊犁，但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特克斯河流域等战略要地，使得伊犁以西、以南险要尽失。

消息传来，全国哗然，纷纷要求处斩崇厚，废除条约。西北前线的将士们群情激奋，刘锦棠认为：“非决战阵，别无善策。”左宗棠在奏章中愤怒地说：“武事不竟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由于左宗棠和前线将士的决心，也因为全国上下的坚决反对，朝廷在崇厚回国后，将他交刑部治罪，定为“斩监候”。1880年2月，清廷派曾国藩的儿子、驻英法大使曾纪泽前往俄国重新订约，同时命左宗棠统筹新疆南北的战守事宜。左宗棠调兵遣将，定下了兵分三路，武力收复伊犁的策略。

此时，左宗棠已是68岁高龄，经略西北已经10多年。虽然他精力旺盛，但多年戎马，身体毕竟不堪重负。由于水土不服，他全身长满风湿疹子，奇痒不止，夜里难以入睡。左宗棠本来就有咳血的毛病，在西北越来越重，有时候早上起床时，吐血不止。他甚至担心自己的身体出不了玉门关。但他很明白，要索回伊犁，自己必须出关远征。一旦谈判破裂，和俄国的战事恐怕一两年内难以结束，自己即便出了玉门关，能否活着回来就不好说了。

1880年5月26日，左宗棠率领亲兵1000余人离开了肃州大本营，向新疆哈密进发。抱病出征的左宗棠命人抬了一口空棺材，跟在自己身后，表明战死疆场的决心。这位年近古稀的老将为收复国土抬棺出征的壮举，不但极大地激励了将士们的士气，更令无数后人感动落泪。

3天后，左宗棠到达玉门关。他不仅不觉得寒苦，反而兴致很高地说，自己虽然比不了年轻人，但这次为国效命，“孤愤填膺，诚不知老之将至！”

与此同时，曾纪泽也抵达圣彼得堡，开始与俄国谈判。俄国在谈判中虽然蛮横无理，几次恐吓曾纪泽要开战。但是得知清军在前线调动频繁，左宗棠又抬着棺材到了新疆，俄国也不敢贸然动武，伊犁前线一时处于相持状态。

然而左宗棠没有想到的是，正当自己决意一战时，朝廷却动摇了。俄国在中国西北和东北增兵，使得清政府慌了手脚。加上李鸿章请来英国人游说，清政府连忙召开紧急会议，商讨伊犁问题。当时，力主收复新疆的文祥去世，李鸿章的意见占了上风，同时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又对清政府严惩崇厚一事提出抗议，清政府动摇了。

1880年8月，朝廷的诏书送到了左宗棠手中，调他赴京任职。而当时，左宗棠掌握的情报显示，俄国前一年遇到灾荒，又刚刚结束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战争，国内很困难，不可能全力对付中国，增兵只是虚张声势。左宗棠气愤至极，因为收复伊犁的理想可谓功亏一篑！但他又无可奈何，在给儿子的信里，他感叹说，朝廷里的人不了解情况，却混淆国事，“为之奈何”。

虽然不能不走，但左宗棠推荐刘锦棠督办新疆军务，坚持以武力作为谈判的后盾，“先之以议论，决之以战阵”。左宗棠即使回京，也把不明就里的俄国人吓出了一身冷汗。在得知清政府召左宗棠回京后，俄国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急忙找到曾纪泽，问道：“听说左宗棠现已进京，可能会挑起全面战争，是不是这样？”曾纪泽模棱两可地表示，自己还不知道这个消息。格尔斯赶紧说：“中俄两国要是为小事打起来，实在不合情理。”

1881年2月24日，以左宗棠在新疆的布防为后盾，经过曾纪泽据理力争，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中俄伊犁条约》。这一条约虽然依旧是不平等条约，但相比崇厚所签的条约，中国争取回部分主权和领土。曾纪泽与俄国签约的当天，左宗棠正好抵达北京。虽然左宗棠全复疆土的愿望没有实现，但他确实为收回伊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治理新疆，“为政先求利民”

左宗棠能够迅速收复新疆，得益于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他们传递情报、捐送粮食，给西征军的行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新疆人民支持西征军，一个重要原因是阿古柏政权横征暴敛，致使民不聊生。

在南疆，阿古柏采取极端野蛮和残酷的手段，实施民族压迫、经济剥削。所有地方和军队的官员都由自己部族的人担任，他们可以随意抢夺居民的财物，甚至抢夺他们的妻女。据《新疆图志》记载，维吾尔幼女自8岁以上都被奸淫，维吾尔家长死后，家产都被夺走。阿古柏也在北疆“大杀回汉居民”，各族同胞无不痛恨万分。

左宗棠治理新疆，第一条就是强调汉族和少数民族要平等对待。他在率部进驻陕甘期间，曾上奏朝廷，特别声明“只分良匪，不分汉回，为久远之规、制贼之本”。对于少数民族的利益，左宗棠十分照顾。1874年，正是在他的大力斡旋下，清政府才同意甘肃单独设立科举乡试考场，而且允许甘肃乡试的一科是汉回合试，另设一科用“良”字编号，专取回族士子。

为了恢复被阿古柏破坏的百姓生计，左宗棠主张“为政先求利民”，在惠及百姓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首先是推出屯田政策。由于英国、俄国的虎视，新疆必须维持足够的军队，但军队的供养不能转嫁给当地百姓。因此，左宗棠实行屯田，让军队自己生产，养活自己。对屯田所种的粮食，左宗棠采取照价收购的办法，调动了士兵屯田的积极性。收购所剩下的粮食，官兵可以自由与民众买卖。新疆广阔的天地和士兵充足的人力资本，使得军队生产有着极大的优势，军队不用靠吃皇粮过日子，也减轻了新疆民众的负担。

要想百姓吃饱喝足，最关键的是让百姓地里的粮食不被地主和官吏夺走。新疆原来的农业赋税管理，用的是徭役制，如同农奴制一样，农民无偿耕种土地，还要服各种劳役。左宗棠参照内地的做法，实行按亩征赋。他规定每亩地收粮1石以上，则交税1斗（1石为10斗，1斗为10升）。后来，他又将不同的地亩进行分别对待，再次减少税赋。比如，新疆土地宽广，2亩可算作1亩，上等地征收8升，中等地征收5.5升，下等地征收3升。

新疆多年战乱，民众流失较多，为鼓励移民兴疆，左宗棠又制定特别的激励制度，新来的移民可以缓交粮税，先交六成，以后再续交。考虑维吾尔族百姓不识汉字，左宗棠又颁布律条，要求所有粮税清单，都同时使用汉维两种文体，让维吾尔族百姓一目了然。这一改革，极大激发了维吾尔族民众的生产热情。1879年，新疆共征粮税26万余石，较之原来增长了10万余石。

农业生产的发展需要兴建水利设施，在新疆尤为如此。左宗棠将修浚河渠作为建设新疆的头等大事。根据当地实情，渠道修建时，“先干渠，后支渠”；官府负责干渠，各地民众负责支渠。考虑当地民穷地薄，左宗棠让军队支援农业。哈密地区的石城子渠、镇西厅的大泉东渠……这些大型干渠都是当地驻军修建的。

为了发动各族群众参与水利建设，左宗棠还引进了内地“以工代赈”的办法，由地方官招募民众，修筑渠道，秋收后向民众发放粮食作为补偿。到清朝末年，新疆共修建或疏浚干渠944条，支渠2330条。水利建设的开展，为保障农民收入和农业发展，特别是抵御自然灾害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教育是促进民族发展的重要事业。左宗棠对新疆的教育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精力，尤其是回民教育。收复前的新疆，旧有的回官往往欺负普通回民不识汉字，任意勒索。少数民族的民众每年都交很重的粮税，其中大部分都塞到回官的口袋里。由于语言不通，民族交流困难，很多百姓都认为是国家剥削他们，而不知是回官作怪。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左宗棠下令兴建义学，让各族百姓读书识字。他还下令刊刻《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启蒙书籍，传播中原儒家文化。

建立新疆省，把商业带进边陲

推动建省设县，让新疆地区的行政管理第一次真正接近内地的模式，是左宗棠治理新疆的一大功勋。早在收复南疆之前，左宗棠就上奏朝廷，“为新疆划久安长治之策”，必须“设行省，改郡县”。朝廷同意这个建议，但当时南疆和伊犁还没有收复，建省的事就搁置了下来。

自从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新疆一直由甘肃省统辖。清政府在新疆所设的官职，无论是伊犁将军，还是乌鲁木齐都统，都是军职，而不是民职。乾隆设立的这种体制，有点类似军事基地的性质，军事战略意义第一，民生和社会发展并不是重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办法越来越不适合新疆的情况。用左宗棠的话说，就是“治兵之官多，而治民之官少”，政令和军令不能协调。

当时，内地各省只有一个巡抚，相邻几省共设一个总督。左宗棠规划的新疆省，规格比内地各省高，设新疆总督，乌鲁木齐为首府；同时设新疆巡抚，驻地为阿克苏。左宗棠还提议在伊犁设将军，统辖驻军；在北疆悉数按照旧制，不添不舍；在吐鲁番则增设道员等。

这一设计成为新疆建省的蓝本。1884年11月，清政府正式设立新疆省，除了不设总督，其他基本按照左宗棠的提议办。此时，左宗棠已在北京担任军机大臣，他的得力助手刘锦棠成为首任新疆巡抚。后来，刘锦棠治理新疆的诸多措施，都是参照左宗棠的建议。

新疆设省，是左宗棠治疆的一大亮点。这使得新疆从一个单纯的军事据点，变成祖国西北的大后方，极大促进了其与内地的交流，密切了各族人民的关系。新疆从此与内地行政相统一，政令与军令相和谐，行政效率有了迅速提升，迎来了一个管理顺畅的发展时机。

左宗棠在新疆时，对各级官吏的管理也颇有独到之处。他对旧有的官吏，特别是一些鱼肉百姓的官吏进行了大清洗。对新任的官吏，他强调除了监督和检查，更要懂得培训和爱护。“欲知民事，必先亲民；欲知吏事，亦须亲吏。”他给下属分发汪辉祖的《佐治药言》、陈宏谋的《在官法戒录》等官箴书，还自己动手编写了《学治要言》，训练官员的处事能力。在新疆各地官员递交的公文上，他屡屡批示“做官要认真，遇事耐烦”等话。

左宗棠也十分注意关心下属官吏。收复新疆后，他提高了南北各路州县官员的薪俸，办事效率和官场风气明显好转。林发深在新疆多个地方当过知府，为官清廉，家计窘迫，当他回乡治病时，左宗棠特别赠送500两白银，作为路费。此外，拒绝奢侈，禁绝陋规等，都是左宗棠个人严守的规矩，在新疆官场中起到了表率作用。

新疆的经济基础也需要夯实。作为洋务运动的领袖之一，左宗棠有过兴办福州船政局、兰州机器局的丰富经验。从桑蚕种植到畜牧业发展，从矿产开发到经商办厂，他力促新疆与内地互动，带来了新疆经济的发展。1877年，他让红顶商人胡雪岩从浙江湖州招收了60名熟悉蚕桑业的人，赶赴哈密、吐鲁番、阿克苏等地，开办制丝局，教新疆各族人采桑制丝。后来，他又让人两次从湖州运桑树秧苗过来，改良新疆的桑树品种。在兴办这些手工业和商业时，左宗棠特别注意“民力可用，商力可用”，主张商人自己运作，自己管理，官吏不插手，以免从中牟利。

在植树造林、改造环境方面，左宗棠也贡献甚多。他根据西北土壤环境，栽种了大量柳树，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左公柳”，闻名天山南北。

左宗棠的另一项重要举措是重建货币制度。任何政权都会盯紧货币的制造，阿古柏政权盘踞南疆时，为了掠夺民众财富，发行了一种新的银钱——天罡。由于阿古柏等人在天罡铸造中掺假，市场交易混乱不堪。收复新疆后，左宗棠决定铸造新的银钱，每枚重1钱，价值10文铜钱。这种银钱的成色很好，两面都印有维文，深受老百姓喜爱。左宗棠又让部将张曜在阿克苏铸币局仿照乾隆旧版，制成新的铜钱，铜钱的正面依然印着汉文“乾隆通宝”，以便老百姓认同；背面增加满文和维文，方便老百姓识别。

倾听新疆大地的声音

历史的可贵，在于它总是打破常规的逻辑，告诉你曲折的现实；人性的可贵，在于它总是突破岁月的沉淀，留给人们无尽的思考。左宗棠是一个伟大的实践者，无论是收复新疆，还是治理新疆，其心胸之宽阔，见识之卓远，意志之坚定，举措之周密，爱国之热忱，无不令后人敬仰推崇。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左宗棠，当年的新疆将会遭遇怎样坎坷的命运。

左宗棠对新疆的巨大贡献，源于一个中国人对国家命运深沉的思考，源于一个主政者对来自新疆大地的声音用心倾听。

在驻扎西北期间，左宗棠深感只有民族平等，才能真正赢得少数民族民众的拥护。艰苦的收复新疆之战，每到关键时刻，都是靠民族团结获胜的。达坂城的维吾尔百姓冒死给西征军送情报，库尔勒的蒙古族老百姓为西征军带路渡河，库尔勒的维吾尔老百姓告诉西征军藏粮的地点，阿克苏的各族百姓关上城门拒绝叛军，却夹道欢迎西征军……这就是民心的走向。

战争取胜的因素有很多，但是人民的拥护，却是最为可靠的力量。不仅平叛需要这种力量，此后，左宗棠治理新疆，发展新疆，都得到了各族民众的真心拥护。

收复新疆其实是一系列周密的行动。早在1868年，西北地区的捻军攻入北京附近的直隶地区，慈禧太后在极度惶恐中逼问左宗棠，有何办法可以平定西北？左宗棠直言以告，“西事艰险”，5年方可以平西北，而且需要全国支持，“用东南之财赋，赡西北之甲兵”。从那时起，左宗棠心里就想着新疆——先定甘肃，再安陕西；先安陕西，再图新疆。左宗棠始终把握着依靠内地、稳步推进的战略节奏，步步为营。等到1871年沙俄占领伊犁后，他迅速做出反应，先收复紧靠新疆的肃州，插下进兵北疆的第一个楔子。此后，从攻占乌鲁木齐到攻克托克逊，看似简单，场场必胜，但每场战争，左宗棠都做好了周密的准备，有的放矢，缓急有法。

治理新疆从来都是一道历史的难题，左宗棠能够出色地书写这份答卷，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他个人的情怀。他是一个出身平凡的落魄书生，终身没有考取科举的最高功名，只能以举人的身份混迹官场，这终归是有点难堪的。但他的才华世所罕见，以才华报国、建功立业，是他一生孤傲的执念，也是他前行的最大动力。唯有理解了他这份赤胆忠心，才能明白他为何在68岁高龄时，毅然出关西征，奔波于大漠之间。

纵观左宗棠收复新疆和治理新疆的全过程，他大胆却心细，豪放而多情，他是在完成一个必须完成的事业，不给自己半点犯错的机会。一个平凡的人，坚持自己的梦想，最终成就国家的大业，这份忠诚与执着，在历史的关键处焕发出了最夺目的光芒。（吴四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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