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左宗棠，1812年11月生于湖南湘阴县，号湘上农人，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洋务派领袖，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左宗棠成为湘军集团的骨干，并组织“楚军”。之后，左宗棠经略西北，击败阿古柏侵略军，收复新疆。1885年9月，左宗棠在福州病逝，朝廷追赠太傅，谥号文襄。著有《楚军营制》，其奏稿、文牍等辑为《左文襄公全集》。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西汉时期，我国的文献就已经将此地称为西域。汉武帝时期，两次派张骞通西域；汉宣帝时期，中央政府设立西域都护府，任命郑吉为第一任西域都护，管理这片辽阔的土地。1757年，清朝肃清了作乱西域多年的准噶尔叛乱。此后，乾隆将西域改名为新疆，意思是“故土新归”，1762年，设立伊犁将军进行治理。然而到19世纪中期，随着清朝的衰落，新疆地区出现动荡，外国侵略者乘机扶植代理人或直接入侵，新疆危机再次爆发。

在满目疮痍的中国近代史上，找寻国人如流星划过般的自豪与勇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在新疆危机中，一位年过花甲的湘北老农左宗棠，面对俄国和英国的虎视眈眈，毅然出关西征，收复新疆。更难得的是，他在收复新疆之后，又为治理新疆立下汗马功劳。以史为鉴，过去的一切不应仅仅是电影的素材，更应是今人的宝贵经验。

“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于1870年前后的晚清政府来说，难念的经尤其多。1864年，清政府终于将太平天国运动扑灭，但这场持续13年之久的农民战争熊熊大火，燃烧了晚清政权太多精力。就在同年，新疆多个地方发生动荡，先后出现了5个封建割据政权，他们不但自立为王，而且相互攻伐。

1865年，一个占据了喀什噶尔（今喀什）的割据政权，感到独力难支，向新疆以西的浩罕汗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求援。浩罕汗国大喜过望，立即派来军事首领阿古柏带兵入侵新疆。阿古柏先后攻下天山以南的喀什噶尔、叶尔羌（今莎车县）、和阗（今和田县）等地。不久，阿古柏在喀什噶尔建立了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自立为汗，占据了南疆。1870年，阿古柏又向天山以北扩张，在北疆击败了另一个割据政权，占领了乌鲁木齐等地。至此，阿古柏染指天山南北，新疆几乎沦为异域。

眼看阿古柏在新疆得手，俄国捶胸顿足，深恨来迟一步。此前，俄国就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机会，趁火打劫，侵占了中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其中包括中国西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俄国的野心不止于此，在吞并了中亚地区的三个汗国之后，俄国急不可待地想吞下伊犁和乌鲁木齐。于是，1871年，俄国出兵侵占伊犁。第二年，俄国派使团到喀什噶尔，和阿古柏签订条约，承认阿古柏政权，换取了在南疆通商的权益。

英国对新疆也早就垂涎三尺。阿古柏入侵南疆后不久，英国使节就面见阿古柏。为了获得英国的庇护，阿古柏表示：“（英国）女王就像太阳……从伦敦到这里，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往来。”随后，阿古柏也同英国订约，从英国人手中得到了武器支援。英国则承认了“哲德沙尔汗国”，取得了在新疆的各种特权。

新疆危机到了千钧一发的边缘，晚清政权放眼大江南北，发现只有一个湘军名将左宗棠，此时正好在西北督办陕甘军务。

左宗棠人生经历之复杂，迥异于常人。1812年，他出生在湖南省湘阴县一个贫寒家庭。父亲是个默默无闻的秀才，以教书为生，左宗棠是他最小的儿子。幼时的左宗棠身体孱弱，在两三岁时险些夭折。成年后，他的仕途也很不顺利，在中了湖南省的举人之后，他三次赴京会试，均未考中。心高气傲的左宗棠打算再不踏进官场，终生做个农夫。但不知为何，左宗棠的祖父总是坚信，“此子异日必能昌大吾门”。

后来，左宗棠的才华引起了一些大人物的注意，著名学者贺长龄、两江总督陶澍及其女婿胡林翼都与左宗棠交情很深。1849年，林则徐途经长沙，指名要见在家耕读的年轻举人左宗棠。那时左宗棠已经不打算考科举了，正在研究边疆地理。有人说他不务正业，他却不为所动，认为成大事的人不仅要读经典，更要有真本事。知道这个情况后，林则徐把自己担任陕甘总督时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地图全送给了左宗棠，并说：“将来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一年后，林则徐病重，他让儿子代写遗书，向咸丰皇帝推荐“绝世奇才”左宗棠。左宗棠就此进入皇帝的视线。

1852年，太平军攻入湖南，长沙告急。左宗棠在朋友的劝勉下，进入湖南巡抚衙门，担任军事幕僚。根据左宗棠提出的各种建议，长沙在太平军的包围下，足足撑了3个月，最后太平军无奈撤围而去。左宗棠的将才令人刮目相看。奉命剿灭太平军、正在家乡组建湘军的曾国藩，请他参与督办军务。但是左宗棠孤傲的性格在官场上很容易得罪人。有一次弹劾他的奏折送到了咸丰皇帝那儿，幸好给皇帝当教读的潘祖荫说了一句话，“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把他保了下来。

1860年，左宗棠在曾国藩的支持下，拉起一支军队，自称“楚军”，在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交战。随着对太平军的节节胜利，昔日的孤傲书生变成了声震朝野的名将，1861年他出任浙江巡抚，第二年升任闽浙总督，剿灭太平天国后又率军北上陕甘，与活跃在北方的农民起义军捻军作战。1871年，左宗棠进驻甘肃。此时，阿古柏已入侵新疆6年，左宗棠成了离侵略者最近的一名将领。

海防与塞防之争

既然有左宗棠在甘肃，朝廷觉得，可以商议讨伐阿古柏、收复新疆的问题了。可是，就在左宗棠紧锣密鼓准备西征时，北京传来了反对进军新疆的声音，原因是东南沿海又出事了。

1874年5月，日本借口所谓的“琉球漂民”事件，出兵台湾。10月，清政府做出让步，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约》，承认日本入侵台湾是“保民义举”，赔偿白银50万两。尽管此前清政府不乏割更多地、赔更多款的经历，但是向一个自己从未放在眼里的邻国服软，再懦弱的大臣贵戚也会受到刺激。一时间，加强海防的呼声高涨。《北京专约》签订后的第五天，总理衙门上奏朝廷，提出加强海防的6条措施。清政府希望在更大范围内听取意见，就将总理衙门的奏章，连同前江苏巡抚丁日昌草拟的《海洋水师六条》，发往各省督抚大臣。

接到朝廷的咨询信后，直隶总督李鸿章、办理台湾海防的沈葆桢等17人先后发表意见，支持加强海防。左宗棠也在这17人中。左宗棠此前曾创立福州船政局，深知海防的重要。但此时李鸿章却节外生枝，打起了小算盘。

李鸿章认为，加强海防急需用钱，现在用兵西北花费巨大，新疆不过是一块贫瘠无用的土地，当年乾隆皇帝倾全国之力，只是得到“千里旷地”，得不偿失。而且，新疆靠近俄国和英属印度，两国对新疆觊觎已久，阿古柏又得到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册封，即使勉强收复，将来也无法长久固守。因此，最好停拨西北塞防的经费，投入东南海防，同时撤回西征部队，放弃新疆。

李鸿章的小算盘激起了一场海防与塞防的大争论。支持李鸿章的大有人在，有为自己利益考虑的沿海地区督抚，有不愿给西征部队供应军饷的中央大员，还有很多李鸿章的门生故吏。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能不能力争，就十分重要。

左宗棠也深感压力。而且，面对咄咄逼人的李鸿章，他多少有点心虚。他毕竟是个举人出身，套用现在的学位，如果说名列殿试三甲的曾国藩和李鸿章是名牌大学毕业的话，那么左宗棠最多也就是个专科毕业生。以前，有曾国藩在，湘军出身的人腰杆都硬。可两年前，曾国藩去世了，湘军集团的势力日渐衰落，李鸿章的话语权越来越大。幸好，以军机大臣文祥为首的一批人认为新疆不能丢，力挺左宗棠西征。朝廷便发了一封密谕给左宗棠，咨询他的意见。他知道，这是一次可能决定新疆能否留在中国的奏对。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写下了《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也就是著名的万言书。左宗棠在奏折中指出，对于国家的安危，“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

后来，左宗棠又在《遵旨统筹全局折》中驳斥了放弃新疆的言论，指出“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一句话，新疆不稳固，北方安全就无着落，整个国家安全也将随之崩塌。左宗棠还驳斥了李鸿章的论调，指出新疆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绝非“千里旷地”。另外，当时海防的舰船、炮台都已经有了规模，后面的主要任务是军事操练，“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

清廷收到左宗棠的回奏之后，立即召开会议，决定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负责新疆军务，准备西征收复新疆。

面对如日中天的李鸿章，左宗棠之所以能顶住压力，一方面是由于新疆对国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倔强的性格。1854年，湖南官员王珍在一场小战斗中击毙太平军30人，却上报为大捷，曾国藩看后未加查证，也签上自己的名字。但在送给朝廷的最后文件上，左宗棠自作主张，删掉了这场虚假的胜利。虽使曾国藩勃然大怒，左宗棠却不为所动，不惜与曾国藩失和好几年。

清政府选择了这样一位将领带兵西征。

西征之际，谋定而后动

左宗棠对面临的困难心知肚明。两江总督刘坤一在给左宗棠的信中直言，收复新疆是“任天下之至重，处天下之至难”。别的不说，光是朝廷那帮大臣，每当左宗棠遇到实际困难，进军稍慢，就会出现各种非议，“按兵不动”“拥兵自重”的帽子纷纷飞来。

左宗棠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打仗实际打的就是粮饷，边塞作战更是如此，左宗棠曾在海防、塞防的大辩论中明确提出，充足的军饷是收复新疆的基本保证，并要求其他省份努力保证西征军饷。西征军的军费开支巨大，预计每年要支出800万两白银，但实际到账的各省协饷只有500万两。后来，许多省份又拿出海防重于塞防、要协助海防的借口，拖延供给西征军的饷银，西征军陷入每年只能完整发下一个月饷银的窘境。左宗棠在多次上奏催促饷银未果的情况下，提出了向洋商借一部分款的建议。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叹息说：“借饷而议及洋款，仰鼻息于外人，其不兢也，其无耻也，臣之罪也。”

好在朝廷同情左宗棠的处境，下令沈葆桢筹款。可是沈葆桢本来就反对西征，便上奏朝廷说，新疆土地广阔，短期无法收复，即使收复，守卫新疆的花费也是无底洞。左宗棠据理力争，算了一笔细账，表明钱花在新疆绝不是亏本的。他最终说服了朝廷，筹到了足够的军饷。据统计，从1876年到1880年，收复新疆共耗费5000万两白银，年均1250万两，占清政府年财政总收入的15.6%。清政府能下定决心如此大手笔地投入，很大程度上来自左宗棠的坚持。

在筹饷的同时，左宗棠还专门在西安设立西征粮台，统筹军粮。此外，他还在归化（今呼和浩特）和肃州（今酒泉）设立专门机构，保证南北两路的军粮供给。后来，西征军陆续进入新疆，左宗棠又命令各军在哈密等地采购粮食，就地屯垦，为军队提供了充足的粮食。

武器更是打仗的关键。左宗棠费尽心思，给西征军装备了最新式的武器。仅仅是1875年10月18日，神机营和工部火药局就向驻扎在哈密的文麟拨发了带刺刀洋枪200杆，洋帽10万个，七响后膛洋炮200尊，随带炮子10万发，各种火药3.2万斤，火绳4000根。此外，还有架劈山炮、德国造后膛来福线大炮、来福前膛马洋炮、开花后膛炮、七响后膛洋马枪……应有尽有。英国历史学家包罗杰说，“这支中国军队完全不同于所有以前在中亚的中国军队，它基本上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

至于怎么打，左宗棠成竹在胸。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早已说明先歼灭阿古柏、后索还伊犁的构想。歼灭阿古柏又分两步：先北后南。凭借早年对新疆地形的研究，再加上林则徐送给他的新疆地图，他认为，新疆被天山分为南疆和北疆，“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在召集各军商讨具体作战问题时，他又给部将刘锦棠定下“缓进速战”的策略，出关后先在北疆猛打几仗，挫败敌人锐气，等收复乌鲁木齐，再南下与阿古柏决战。

经过一年的积极备战， 1876年3月16日，左宗棠离开兰州挥师西进。部队主力是刘锦棠带领的老牌湘军，其中绝大多数是南方人。他们跋山涉水来到西北，本已水土不服，又听说要去条件更苦的新疆，很多官兵出现畏战情绪，不敢打先锋。敢做先锋的只有在陕北招降的董福祥部队。但湘军毕竟是主力，董福祥也在观望湘军的反应。

左宗棠和刘锦棠秘密商议之后，定下了一条计策。左宗棠在前往肃州的途中，路过董福祥部队驻地。突然，一名老兵从队伍中跑到左宗棠轿前，大声呼喊，谁也拉不走。左宗棠当这人是疯子，毫不理会，但官兵们听到老兵的话，无不惊骇。老兵喊的是：“我是老统领派来的，老统领要出关打先锋！大家吃饱了，随老统领去打新疆！”

“老统领”说的是刘松山。刘锦棠率领的湘军本是刘松山的部下，刘松山战死后，刘锦棠接任，被称为“少统领”。湘军老兵们突然听到老统领英灵下凡，还要带队去打新疆，原本畏战的士兵都变得热血沸腾。刘锦棠故意找到那个老兵的长官，问是怎么回事，对方说：“这人平时好好的，在营里五年了，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刘锦棠又故意问那老兵，老兵说：“那阵子忽然感到一阵冷风，老统领就来了，让我说那些话，后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消息就此在西征军中传开：老统领知道左帅要西征新疆，就先来了肃州，让少统领率兵出关杀敌。左宗棠当即命令全军设祭，祭奠刘松山，还写信给留守兰州的人，若有其事地说：“忠壮（刘松山谥号）殁后，遇有大战，必先示梦其部曲。忠义之灵，固常在也。”

这出老统领显灵的大戏，正是左宗棠和刘锦棠为激励士气刻意安排的。当时，上至贵族、将帅，下至士兵、百姓，都有浓重的迷信思想。借士兵们对老统领的崇敬，激励他们的士气，是左宗棠无奈中想出的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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