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奇迹的推手李国鼎

除了政治上的名流，以李国鼎为代表的“技术派”，也曾为台湾经济、社会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李国鼎1910年出生于南京，1934年考取庚子赔款留学名额，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已获得博士学位奖学金的他决定放弃学业回国效力。回国后，李国鼎曾任国立武汉大学物理系教授、航空委员会防空学校照测总队少校机械员及修理所所长等职，并积极参与机械人才的培养。

1948年，38岁的李国鼎来到台湾，后历任台湾造船公司总经理、美援会秘书长、“经济部长”“财政部长”“总统府资政”等职。李国鼎的专业素养极其扎实，这一点，让曾和他共过事的人都赞叹不已。1967年，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的科学顾问访台，欲就科技合作的事情与相关部门展开讨论，李国鼎被临时要求在会上做个发言。他看了一下会议报告，觉得资料还算齐全，但应加强一些应用科技研究的内容。时间紧迫，再请工作人员补充已经来不及了。李国鼎以便签当做稿纸，奋笔疾书，顷刻就列出了台湾应用科技现况表，包括农、林、渔、牧、工矿、卫生、电子、电讯、气象等类别，让众人傻了眼。

1959年，台湾发生“八七水灾”，共13个县市、30余万居民受灾，死亡人数达667人，总损失约为新台币37亿元。许多离开故乡的台胞积极参与灾后重建，并希望回台投资。然而，当时的法令十分繁杂，主管投资的官员有时都弄不清该怎么操作。针对这样的情况，李国鼎提出废除所有不合时宜的法令，制定“奖励投资条例”。1960年9月1日，该条例在“立法院”停留了短短3个月后便得以实施，并很快见到成效。此后7年中，台湾“国民生产总值”从620亿美元（按现行汇率，1美元约合6.22元人民币）增加到1460亿美元，到1975年，更达到5600亿美元。岛内经济进入长期增长阶段。

除了制定“奖励投资条例”，李国鼎还积极推动加工出口区，协助策划科技发展方案，创设科学园区，促进国际合作，为台湾迈向现代化、科技化作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他本人也因此被誉为“台湾经济发展奇迹的缔造者”“台湾现代化之父”“科技教父”。

2001年，李国鼎以92岁高龄在台湾去世。现在，李国鼎在台北的住所已规划成为李国鼎故居，供世人怀念其对台湾的贡献。

不拿回扣的“交通部长”孙运璇

孙运璇也是“渡海一代”中杰出的技术官员之一。1934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赴美国进修。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孙运璇奉命负责修复台湾电力系统。当时，台湾经过盟军的轰炸，已经千疮百孔，发电量只有正常的1/10。孙运璇在日籍技术人员纷纷返国、手中缺人又缺料的情况下，找来一群在校学生，四处拼凑零件，一边修理、一边学习，在5个月内便复原了台湾80%的供电系统。

20世纪50年代，孙运璇确定了台湾电力“火主水从”的策略，大力发展火力发电，结束了台湾轮流停电的岁月。此后，他由处长、总工程师一路升至台电的总经理，并不惜成本推行乡村电气化，使台湾电力普及率达到99.7%。

1967年底，孙运璇担任“交通部长”，在全台湾岛广建道路，奠定了台湾汽车交通的基础。在台湾当时的十大建设项目之中，与交通有关的就有6项，包括北回铁路、中正机场、台中港、苏澳港、铁路电气化、南北高速公路，均由孙运璇负责规划。这些工程完成后，不仅打通和扩大了台湾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空中、航海交通线，也将台湾各地紧密地连在一起，使整个台湾的交通运输面貌大大改观，从此步入交通现代化时代。台湾能在20世纪70年代末成功跃居“亚洲四小龙”之首，孙运璇在交通建设方面的作用可谓居功至伟。

更为时人敬佩的是孙运璇的简朴。刚迁到台湾时，孙运璇一家十几口人挤在一间房子里，只靠他一个人的薪水过活。每过月半，夫人俞蕙萱就要拿出首饰典卖，以贴补家用。据俞蕙萱回忆，孩子的衣服总是缝了又补，大的穿不下了就留给小的，不能每餐吃白饭，“要配着番薯一起煮，有三四样菜，大都是青菜、豆腐，每个人夹两筷子，盘子就见底了”。

到上世纪60年代，已担任台电总经理的孙运璇还不得不去打洋工——前往当时受世界银行扶助的尼日利亚国家电力公司担任执行长。靠着在尼日利亚工作3年的高工资，一家人的生活才有所改善。直到逝世，孙运璇一直住在公家供给的宿舍里，从未另外购置过房产，家中仅有的一套沙发也已有几十年历史。生活如此艰辛，孙运璇却始终坚持不收礼、不拿回扣，还曾因此被批评不通人情。正是这样一个人，在2006年以93岁高龄去世时，有数万人自发参加公祭，为他送行。

依然活跃的郝柏村、许历农

如今，在“渡海一代”的精英群体中，只有少数人依然健在，郝柏村、许历农就是典型代表。

郝柏村1919年生于江苏盐城，是现任台北市长郝龙斌的父亲。1935年，郝柏村入读黄埔军校十二期炮科，3年后的1月20日，由于抗战形势紧张，他提前毕业。郝柏村参加过1938年的广州战役及1939年10月的皖南战役，1944年进入重庆的陆军大学正规班二十期受训，1948年9月国共内战之辽西会战期间成为时任总统蒋介石的侍从官。1949年，国民党溃败后，郝柏村定居台湾。

来台后，郝柏村继续任随从参谋。1954年，他在陆军大学将官短训班学习一年后，被分到第三炮兵任上校指挥官。1958年，“8·23”金门炮战发生时，郝柏村在金门担任第9师师长，因率部戍守小金门“有功”，获颁云麾勋章与虎字荣誉旗，并升任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1965年，郝柏村出任“总统府”侍卫长。虽然给蒋介石做了5年侍卫长，但郝柏村说，他们通常只谈公事，蒋做指示，他接受命令，不曾有任何闲话家常的机会。相较之下，郝柏村与蒋经国的关系则密切得多，经常促膝长谈，可以无话不说。1981年，郝柏村被蒋经国提拔为“国防部”参谋总长，成为军中头号人物。

1988年1月，蒋经国逝世后，郝柏村以参谋总长的身份发表电视谈话，稳定人心。李登辉上台后，因为权力基础并不稳固，对郝柏村一度相当倚重——先留任他为“参谋总长”，后又提名其出任“行政院长”。外界认为，李登辉这一系列举措的目的，是想削弱郝柏村的军权，把手伸进军队。

郝柏村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台独。在他担任“行政院长”期间，海峡两岸关系也进入转变期。他批准成立了陆委会和海基会，为台湾与中国大陆“三通”开辟了互相联系与协调的通道，还请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帮忙，将第一次“汪辜会谈”的地点安排在新加坡。他还是台湾最早识破李登辉“台独”真面目的人。1993年1月30日，台湾“国民代表大会”在台北阳明山举行闭幕典礼时，郝柏村遭民进党围攻。他振臂高呼“消灭台独”，随后宣布辞去“行政院长”。台湾各大新闻节目当天都反复播放了这个镜头，在台湾民众中产生极大反响。至今，许多台湾民众说起郝柏村，第一反应仍是他当年高呼“消灭台独”。他本人也因为坚决反对“两国论”，被台湾舆论誉为“反独大将”。

1993年8月，郝柏村被推举为国民党副主席。1996年，他与台湾前“司法院长”林洋港搭档参选“总统”，最终落败。2005年2月6日，他被聘任为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退休后，郝柏村多次到大陆祭祖、省亲、旅游，活跃在台海两岸反对“台独”的第一线，力促两岸交流。今年4月，已经95岁高龄的他还应大陆邀请，到湖北探访八年抗战的遗迹，参观长江三峡大坝，并与抗战老兵会面。

老将许历农也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他历任黄埔军校第十二任校长、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今总政治作战局）主任、“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退辅会）主任委员、“总统府”国家统一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1982年，61岁的许历农被晋升为陆军二级上将。1993年，他因反对时任国民党主席李登辉而退党，与王建煊、郁慕明、赵少康等另组新党。因为资历比较深，他被许多人亲切地称为“许老爹”，并成为新党的精神领袖。

为了两岸统一，许历农一直十分活跃，做了不少工作。据女儿许绮燕回忆，他在台湾参加过反“台独”大游行，跟着游行队伍一走就是十几里；去日本、俄罗斯、德国参加过世界华人反“独”促统大会；到香港、澳门参加过回归庆典；还到北京参加过辛亥革命纪念庆典，并在庆典活动的发言稿中高呼：“所有中华儿女都应该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

看到父亲不辞辛劳地在两岸奔波，许绮燕心疼地劝他：“爸，您何必还这么辛苦呢？也该休息了。”许历农却说：“傻丫头，你知道吗，人生七十才开始，你爸爸还年轻。”接着又叹了口气，“我多么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两岸中国人共走一条和平统一之路啊。”

如今，马鹤凌、秦厚修、连震东、李国鼎、孙运璇等“渡海一代”纷纷离世，郝柏村、许历农等人也步入高龄。他们当年那种曾经震撼心灵的思乡之情，对家国梦想的澎湃激情，如今已很难在台湾年轻人身上找到踪影。“渡海一代”的第二代、第三代虽然继承了先辈们的禀赋，不少人还在掌控着台湾政治经济，但大陆对他们而言，与父辈相比，多了几许淡淡的政治味道，少了几分浓浓的乡情。（特约撰稿 李振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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