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马英九（前左一）与母亲秦厚修（前左二）、父亲马鹤凌（前左三）及三位姐姐，一位妹妹的全家福合照。

2014年5月2日，随着马英九母亲秦厚修的病逝，许多人猛然发觉，当年台湾的“渡海一代”已经渐渐凋零。

1949年，随着中国内战接近尾声，国民党开始退往台湾，中国大地发生了一场世纪大迁徙。来自青岛、上海、广州、香港等地的近200万军民，以不同的方式汇聚于台湾。他们中间，就包括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的父母马鹤凌、秦厚修，台湾前“行政院长”郝龙斌的父亲郝柏村，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父亲连震东等众多年富力强的“精英”。共同的遭遇，同样的情绪，让他们在台湾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命运共同体，有了一个统一的名字——“渡海一代”。回顾他们的人生，总是让人心生感慨：他们承受了背井离乡的苦楚，也为台湾的经济、社会发展立下功勋。他们的经历，成为两岸关系发展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

矢志国家强大统一的马鹤凌、秦厚修夫妇

马英九的父亲马鹤凌，1920年生于湖南省衡东县（今属湘潭县）。在中学读书期间，因为正值日本侵华，他参加学生运动，为抗日救国奔忙。1941年，马鹤凌考入重庆南温泉镇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今国立政治大学）第十一期。毕业前夕，他和师友们一起，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人”的号召，入伍从军。

马鹤凌早年曾当过蒋介石的侍卫官，后来在蒋经国的“救国团”任职。1945年日本战败后，中国政府收回台湾、澎湖及附属岛屿。3年后，马鹤凌受国民党政府指派到台湾工作。1949年，为了把尚在大陆的老母亲接来台湾团聚，他偕妻女赴香港等候。1950年7月，马英九出生在香港。次年，马家从香港搬到台湾。

赴台后，马鹤凌先后任国民党阴明山党部书记、国民党台北市党部组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秘书、国民党知识青年党部书记长、台湾当局“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第四组主任等职，培养出许多优秀青年学子。不过，他一生最大的骄傲，还是培养出马英九。

马英九曾被蒋经国认为是“无缺陷的年轻人”。1981年9月，他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很快出任蒋经国英文秘书，次年任“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1984年，他被拔擢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成为马鹤凌（时任国民党台北市党部副主任委员）的顶头上司。在台湾政坛，这曾是一段有趣的“子大父小”的佳话。

马鹤凌一手将马英九栽培成为栋梁之材，又将他一把推上政治这条道路。父子俩尽管外貌相似，性格却南辕北辙：马鹤凌性子急，直率，马英九则缓和许多。不过，这种性格上的互补，往往能帮马英九渡过政治生涯上的难关。

20世纪90年代，马英九担任“法务部长”期间，曾因严厉扫黑受到威胁。面对艰难，马鹤凌告诉儿子：“文天祥只活（到）39岁，你已多活5年了。”言外之意就是，只要做得对，就大胆去干，要有得罪人的勇气。他还常以曾国藩家书中的两句话，“惟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惟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训勉马英九，希望能将儿子培养成弘毅之士，鼓励他勇担大任。为此，有台湾媒体曾说，马鹤凌是马英九从政道路上的“影武者”——他用自己独有的方式，给予马英九默默的支持和鼓励。

马鹤凌一直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活动，追求两岸和平统一。2005年11月，他以86岁高龄辞世时，骨灰坛上还刻着他生前所作诗句：“化独渐统，全面振兴中国；协强扶弱，一起迈向大同。”短短20个字，将老人家反对“台独”、心怀中华的胸怀展现得淋漓尽致。

马英九的母亲秦厚修，1922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宁乡县。她的爷爷是满清举人，父亲是国民党军官。1941年，秦厚修辗转到重庆考上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经济系。正是在大学校园里，她遇见了同乡马鹤凌。1944年8月，二人在重庆举行了婚礼。

婚后，秦厚修一直随马鹤凌四处奔波，直到1951年迁居台北，一家人才算安定下来。起初，夫妻俩与5个子女及马鹤凌的母亲共8口人挤在台北市万华区广州街的青年服务团宿舍里，条件十分艰苦。为维持生计，秦厚修甚至到缝衣工厂帮忙缝军衣，赚钱贴补家用。家境渐渐好转后，一家人搬迁到台北复兴桥的一处寓所，秦厚修也放弃工作，全力相夫教子。有一次，马英九和妹妹吵架，秦厚修也不责骂他，只叫他去读《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她用这个故事教育马英九，做兄弟要一心一意，做母子要相亲相爱，家庭如果不和睦，就会影响国家大事。马英九听后，心服口服。

秦厚修生活非常低调，家务事也都亲力亲为，直到晚年行动不便，才请人照料。即便2008年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拥有了自己的官邸，她依旧独自居住在旧公寓。想念儿子时，她就打开电视，看一看有关马英九的报道。

2014年5月2日，秦厚修因心肺衰竭病逝于台北万芳医院，享寿93岁。过世前，她曾留下遗言，要求低调治丧，不设治丧委员会，不发讣闻，不设灵堂，仅将骨灰存在台北市富德灵骨楼，与丈夫相伴长眠。

光复台湾的政坛名门连震东、赵兰坤夫妇

连战父母连震东、赵兰坤也堪称“渡海一代”的代表。连震东1904年生于台南，是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连横之子。1931年，连震东在父亲的支持下，从台湾赴大陆跟随国民党元老张继参加抗日工作。当时，淞沪战争爆发，张继前往西安，力主设西京筹备委员会，建设西北作为抗日基地。连震东也随他到西安，任职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并经张继介绍加入国民党。

连震东一去就是10个春秋。期间，他一度前往北平，并在朋友的介绍下结识了赵兰坤。赵兰坤比连震东小6岁，出身于沈阳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当时正在燕京大学读书。两人一见倾心，虽然相识不久便分别两地，但靠着鸿雁传书，情愫日深。1934年，两人结为连理，当时，赵兰坤正在河北省昌黎县美以美教会任民众教育干事。

1936年6月28日，连横因肝癌在上海逝世，享年58岁。弥留之际，他给儿子、儿媳留下遗言：“中、日必将一战，若生男则名连战，寓有自强不息、克敌致胜之意义，有复兴故国、重整家园、光明希望之象征。”8月27日，赵兰坤生了一个男孩，并遵照连横的遗愿，取名连战。

一年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连震东一家人辗转西安、重庆。战时生活艰苦，连战后来曾撰文回忆：“在黄昏暮色中，倚门凝望父亲清癯瘦削的背影渐行渐远，生离死别之感，常令我不禁纵身母亲怀抱，相拥而泣。”

连震东出身台湾世家，又在大陆为国民党工作多年，因此，他随国民党到台后，更加受到重用。1945年抗战胜利后，台湾光复，连震东受命接管台北州，即今天的台北县、宜兰县、基隆县市等地，主要负责恢复道路、工程等基础建设与改制工作。1946年1月27日，《台湾省乡镇组织规程》通过，台北州接管委员会予以裁撤。运行时间虽短，但在连震东的筹划下，台湾的公路、铁路很快修复通车，市政设施恢复正常运转，工厂也开工生产，避免了接收时期行政脱节现象。

1946年，连震东出任台北县长，并在台北市当选制宪后的首届“国大代表”。不久，他调任行政长官公署参事。同年省参议会成立后，他又出任参议会秘书长，直至1950年。1952年，连震东被指派为出席联合国第七届大会代表团的顾问。随后，他从“省建设厅长”一直干到“国策顾问”“总统府资政”等，成为台湾政坛响当当的人物。

相比之下，连震东的夫人赵兰坤可算是个理财高手。1946年到达台湾后，她便靠着自己过人的投资智慧与眼光，卖掉了连家在苗栗的3甲（1甲约合9700平方米）多土地，用这笔钱在台北购房出租。紧接着，她又以这些房作为抵押，贷款购地建房，再次出售或出租，以滚雪球方式，积累起雄厚的房地产家底。赵兰坤还是个炒股高手，通过购买银行及其他公司的股票，让连家赚了不少钱。当时，官员夫人中经商的不少，赚钱的也不少，但能像赵兰坤这样创造经济奇迹的，却着实不多。

连家的财富到底有多少？恐怕连战自己也不清楚。在《我心永平》一书中，他保守地估计“应不少于60亿元新台币（1新台币约合0.2元人民币）”。上世纪90年代，连家每年纳税平均在5000万元新台币上下，连续多年名列个人纳税榜前列。也有媒体称，“因参与台湾经济建设、土地改革等制度，且与一些商贾关系密切，连震东迅速成为岛内的富豪，为连战留下巨额财产”，并认为“这是连震东备受争议之处”。

1986年，连震东逝世，享年82岁。赵兰坤则于2011年去世。或许是受到父辈从政的影响，再加上丰厚家产的支持，连战先后担任“交通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等职，并多次率团访问大陆。他与胡锦涛、习近平两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间的“胡连会”“习连会”，也为两岸交流开启了新的格局。他一度成为台湾政坛的二号人物，将连家事业推向新的高峰。现在，他的儿子连胜文也步入政坛，成为新一任台北市长的热门人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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