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像一筐螃蟹，你咬住我，我咬住你，谁也走不动”

在朱镕基主政上海期间，解决经济和民生难题有一个交汇点——开发浦东。“以外滩为中心，浦西只有半个圆，另外半个圆在浦东，还没有开发。浦西这一边的老市区有300多平方公里面积、近1000万人口，已经很拥挤。而浦东这一边规划开发的新区也有350多平方公里，但目前只有100多万人，因此有很大的发展余地。”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介绍，早在1984年，上海就提出改革开放的一些构想，也报给了中央，但没有提上议事日程。朱镕基来到上海工作后，一直在深入思考这个问题，认为“开发浦东是上海的希望”。1990年初，邓小平到上海视察一些项目，朱镕基汇报了开发浦东的战略构想。当年2月，邓小平离开上海时，在车上和送行的朱镕基讲了一番话：“我一贯就主张胆子要放大，这十年以来，我就是一直在那里鼓吹要开放，要胆子大一点，没什么可怕的，没什么了不起。因此，我是赞成你们浦东开发的。”又说：“你们搞晚了，搞晚了。”接着又加了一句：“现在搞也快，上海人的脑袋瓜子灵光。”回到北京后，邓小平向中央提出了开发浦东的建议。

朱镕基的浦东开发构想包括：第一修港口，城以港兴；第二修路，包括内环线、外环线、南码头黄浦江大桥（今南浦大桥）和宁国路越江工程（今杨浦大桥）；最终，人口和工业疏散到浦东去，外滩变成“银行街”，市中心变成“花园洋房”，上海变成“美丽的城市”。1990年10月，时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卡劳斯曼诺古听到朱镕基的方案后，评价道：“这是一个非常雄心勃勃的计划。”

在朱镕基任职上海的最后一年多时间里，浦东开发如火如荼地进行。他推出了关税豁免、自由进入、土地批租、开放外资银行等一系列特殊政策，使上海市政面貌为之一变，给市民带来莫大鼓舞。不仅如此，整个20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及其带动的长江三角洲的发展，是中国经济版图上最激动人心的成就之一。汪玉凯说：“如果朱镕基在上海这几年，没有开发浦东，会是什么样子？浦东的开发不仅影响到上海，而且影响到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格局，这是他最大的贡献之一。”

浦东开发充分展示了朱镕基的改革勇气。据《解放日报》的老同志回忆，当时该报头版大声疾呼改革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就是在朱镕基的领导和支持下问世的：“文章中写1991年是‘改革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都是出自镕基同志在上海市干部传达会议上的原话。”而呼吁上海市民转变观念、革故鼎新，贯穿了朱镕基的上海政治生涯——1988年2月，他刚到上海，就要求上海人警惕三个问题，“一是满足，有点沾沾自喜；二是埋怨，怨天尤人；三是保守，固步自封”。1991年3月，他即将离开上海时，再次号召上海人努力学习一切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不要“像一筐螃蟹，你咬住我，我咬住你，谁也走不动”。

“我将来是什么下场，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过”

农历戊辰年（1988年）腊月，朱镕基给自己写了一幅字——清正廉明，并特意注明“录以自勉”。他还特别注意保持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到上海后，他给自己立了“五戒”：不登报、不上电视、不剪彩、不题字、不受礼。但“不登报、不上电视”这两条，媒体不答应，照登无误，于是他经常“犯戒”。后来，他对上海新闻工作者说：“我诚恳地向同志们呼吁，在宣传上海的工作时，不要再宣传我了，突出个人是不好的……为政不在多言。上海的工作有它的连续性，应该把上海现在取得的成绩，同过去的成绩、过去几年奠定的基础联系起来报道……‘菜篮子’、基础设施建设，真正开始实施是泽民同志来上海工作以后。新客站、延安东路隧道，都是泽民同志亲自挂帅搞的。提倡廉政、最早提出‘四菜一汤’的，也是泽民同志。”

朱镕基不仅严于律己，也严于律人。在1988年4月25日的“竞选演说”中，他就明确提出：“如果我当选为市长的话，我决心让下一届市政府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的、高效率的政府，这是我的决心。首先，从小事情做起，一定要坚决地刹住吃喝风和受礼风。”

原上海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兼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郑辛逸对此印象深刻。“上世纪80年代末，社会上‘吃喝风’、‘送礼风’盛行，不少群众写信反映干部吃请受礼的问题。镕基同志明确要求纪检、监察部门严加防范。”

“我要求市监察局盯住506名局级干部，他们的作风好，不大吃大喝、不受礼，其他人就好办。事实证明，这条措施是非常好的。现在谁大吃大喝、谁受礼，去了几个局长，拿的礼品值多少钱，群众来信写得非常具体，清清楚楚……对上是抓局级干部，对下是抓‘七所八所’，就是基层政权跟人民群众联系最密切的派出所、粮管所、工商所、税务所等等。这些单位有些人，我不是说全部，‘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有的确实相当厉害，比如不送‘外烟’就办不了事，人民群众是深恶痛绝的。”

郑辛逸还提到，朱镕基对身边工作人员，包括副市长，要求也很严格。“90年代初，家用电器等产品供应还比较紧缺。企业以产品试用名义送领导、送机关。他首先要求各位副市长，有‘试用产品’的都要一一登记，办理清退。”朱镕基的学生赵平也谈道：“我下企业调研，企业也热情招待，我告诉他们，老师有规定，我是不可以吃的。”

1989年8月1日，中央任命朱镕基为上海市委书记。随后，他在市纪委听取工作汇报时说了一段话：“对党风问题，我在来上海之前，体会不太深。中央机关干部，素质相对好些，直接接触钱物少些，最多是到地方出差，人家请请客，很大的贪污受贿也不大会发生。到地方后，接触大量群众来信和一些实际问题，确实感到党风问题的严重性，越来越感到执政党的党风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这是一点也不能含糊的……不然的话，群众对你没有信心，在关键时候讲话没人听。”1991年1月，他再次到市纪委讲话：“党内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资产阶级庸俗作风在腐蚀我们党，讲情面，拉关系，‘与其种刺，不如种花’。40多岁的人想着怎样上去，能为自己说好话的人多一些好；50多岁的人考虑自己要下来了，何必得罪人呢，为自己谋一个后路……我们被这种庸俗的作风耽误了。”

有人问朱镕基，如此严厉地要求大家，有没有想过自己将来是怎么样的下场？朱镕基答：“我作为第一把手，如果不能严格地要求大家，我不来说话，谁来说话呢？我想应该提倡一种精神，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一切，什么情面、关系也不要讲。我将来是什么下场，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过。”

郑辛逸说：“镕基同志的从严治政，对上海的党风廉政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他主政上海期间，局级以上干部（含局级）没有出现重大腐败案件。

“我们下岗职工对他没有怨气”

从1987年底到1991年4月，朱镕基在上海工作约3年半。离开上海到国务院任职后，朱镕基也没有公开总结过他主政上海的心得感悟。但是，从他1988年10月与日本记者的对话中，可以窥见一二。

“市长感到最苦恼的是什么？”

“我感到最苦恼的是上海不是粮、棉、煤产地，原材料都得靠外地，现在计划没保证，市场没形成，一些工厂由于缺少能源、原材料而经常停产。因此，我们要大力深化企业改革……不要没有原材料就找市长，而是去找市场。”

“市长感到最遗憾的是什么？”

“市民经常给我来信，反映他们住房困难、上下班等车要花两三个小时。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没搞好，社会服务也没搞好，给市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但我又无力马上解决这些问题，这是我感到最遗憾的。”

“市长感到最生气的是什么？”

“我对有的政府干部吃吃喝喝，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工作不热心，办事效率低，感到最生气，有时还要发脾气。”

2013年8月，一位在朱镕基主导全国国企改革时被“优化组合”、“下岗分流”的女职工，在上海书城看到《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这段对话，沉默良久，给本刊记者打来电话：“我们这一代人，承受了改革开放的许多阵痛，包括朱镕基改革的阵痛。我想，评价一个政治家，不是看从他的改革里获得利益的人怎么说，而是看被他的改革损害了利益的人怎么说。现在，我们这批人已经年近花甲，但至少在我认识的人里面，我们下岗职工对朱镕基没有怨气，反而有敬意。因为我们晓得，他是真正想为国家和老百姓办事的人。”（记者 许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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