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孤儿，没有见过我的父亲”

在首发式现场，一段8分钟的珍贵视频赢得了全场的热烈掌声。视频以朱镕基在上海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竞选演说”为主，穿插了他后来践行承诺、开展工作的镜头。

这次演说发生在1988年4月25日，大会投票选举市长之前。这也是朱镕基首次开诚布公地谈到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原定15分钟发言时间，在800多名人大代表几十次雷鸣般的掌声中，延长至一个多小时。

“同志们要求我说说政绩。这个是难以启齿，不好说啊！当然，在我30多年的工作期间，尽管在1957年以后遭受很多挫折，但在工作方面组织上对我的评价还是不错的。我自己的特点、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认为就应该怎么讲。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1947年找到了党，觉得党就是我的母亲，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所以我讲什么话都没有顾忌，只要是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恢复了我的政治生命，同时也可以说是焕发了我的政治青春，我始终相信我会得到我们党的正确对待。我就是有这么一个特点，或者说我是力求这么做的。”

演说中，朱镕基还诚恳地做出了自我评价。“我觉得作为上海市长我不是最佳人选，我有很多缺点，在很多方面比我的几位前任，特别是比江泽民同志差得很远。我讲三条：

第一条，我只有领导机关的工作经验，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刚才讲了我25年在国家计委、10年在国家经委工作，基层工作经验就是在管道局很短的一段时间，既没有当过厂长，也没有当过区县的领导。江泽民同志很早就当厂长，而且是大厂的厂长。我也不是从农村基层上来的，对人民的疾苦了解不多。这是我很大的一个弱点，今后恐怕在这些方面还要犯一些决策的错误。

第二条，我只有中央工作的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的经验。我没有在地方工作过，一直坐在北京，所以到上海来了后，这三个月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江泽民同志预言一年之内我的头发全部变白，这是他的体会，我已经感受到了。工作确实是复杂，确实是难做，所以江泽民同志经常讲他的神经处于紧张状态，我现在也体会到了。

第三条，我性情很急躁，缺乏领导者的涵养，干工作急于求成，对下面干部要求过急、批评过严。这一点我应该向江泽民同志好好学习。宋平同志在我来上海工作之前和我谈话，他说你要求干部严格不是你的缺点，但是你批评人家的时候不要伤人，说话不要太尖刻。这些都是语重心长的话。说到我的缺点时，他说你应该学习周总理，批评同志后让人感到你应该批评，觉得是你对人家的关心。我确实是缺少领导者这样的一种品质，但我希望同志们监督我改正。说老实话，江山易改，禀性难移啊，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一定要很好地改正自己的缺点。”

25年过去了，这段演说依然令人热血沸腾。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杨春贵感慨万千：“作为市长候选人，在选举前不谈优点，而是严肃、认真、郑重地讲了自己三条缺点，这是至真至诚。他曾经因为讲真话而受到错误处理，经历了种种坎坷，但他并没有变得谨小慎微、圆滑世故，始终保持了光明磊落、求真务实的人生锐气。在当下许多地方和单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几乎已经沦为‘表扬与自我表扬’的情况下，看到朱镕基的这些话，备感亲切，深受教育。”

自我批评的精神贯穿了朱镕基在上海的政治生涯。1988年8月6日、1989年12月20日、1990年8月24日，他连续三次在市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上对自己听取意见不够进行自我批评：

“对下级有点粗暴，总是不很耐烦……人家正在加班加点地干，你还要去批评、挖苦人家，实在是不近情理。这一点我确实是要很好注意，这与自己思想意识上长期的毛病有关系。我感觉到，如果让我这个毛病发展下去，将来会脱离群众，很多事情会办不成、搞不下去。”

“现在有些局长反映比较怕我……一个局长，人家也是个不小的官，几十岁了，你当面给人家下不了台，确实使人家以后不愿给你提不同意见了，这样就堵塞了言路，不利于党的工作。”

“去年我检查说，我在发扬民主、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听取不同意见方面还做得不够。今天检查起来，恐怕我这个毛病自上次检查以来没有改好……我的气量也太小，刚才力平（时任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王力平）同志给我提了意见，我一下子把你打回去了……刚才我给经权（时任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副主席毛经权）同志提出他缺乏自我批评，实际上我也缺乏自我批评，这要引起我的警惕。”

“这简直是笑话，要市长买票”

“先生是在上海非常困难的时期去工作的。”朱镕基带的第一个博士生、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主任赵平回忆道。1987年底，中央任命朱镕基为上海市委副书记。他到上海工作的第一天，早晨下火车，下午就去听市财政局的汇报。“当时衡量一个地方的经济状况，是看财政收入。1987年上海的财政收入与几年前相比不增反降，经济形势堪忧。”

面对上海的实际困难，朱镕基开出的药方是“大进大出”，要求上海放眼世界，大量吸引外资进来，生产的产品也要大量出口到国际市场。

但当时，上海的投资环境并不好。1988年4月，朱镕基当选市长后，多次痛陈上海的硬环境：“现在上海的脏、乱、差实在是看不过去了。在路上走，到处是垃圾。”“城隍庙是国际知名的……现在连珠海的九洲城和经济特区的好多集市都比不上……人在下面吃东西，上面晾着尿布，这样外国人怎么能去？”“园林景点里的厕所，这是谁出钱啊？有钱没有？厕所都解决不了，怎么能行？”

更大的问题是软环境，各部门都存在明显的官僚主义作风。1988年7月，在市长办公会议上，朱镕基讲了一件自己“走后门”替外国人买票的事。“现在上海从机场、港口根本进不来，进来以后出不去，买不到票，局长那里留了票，处长那里留了票，科长那里留了票，到窗口根本就没有票了。你要买票，得走好多后门，想种种办法……有个很有名的美国作家，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那个，他上次见我，谈完话以后说，请你给我买一张飞机票，我想回北京，我回不去。这简直是笑话，要市长买票……这种情况下，外国人想投资也不会来。”

一张飞机票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一个项目了。据统计，当时上海一家合资企业的项目审批得盖126个图章，历时15个月，涉及14个部门、19个办公室。朱镕基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抽调有关委办局的得力干部，成立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凡是500万美元至3000万美元的合资项目，都由这“一个窗口、一个图章”解决。1988年6月，朱镕基对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商务领事斯洛茵详细介绍了“一个窗口、一个图章”的情况：“如果你们到上海来投资，要找伙伴，找陆国贤先生（上海市外经委副主任），你们一进门就到他那里去。投资伙伴找到了，谈判快成功了，要批项目的时候，你们找吴祥明先生，他是上海市计委副主任。当你们的项目进入实施阶段，要征地、建设，要用公用设施、水、电、煤气等，你们找叶伯初先生，他是上海市建委副主任。你们的项目投产了，如果不能正常生产，又缺电、又缺原材料等，找明志澄先生，他是上海市经委的副主任。”

“一个窗口、一个图章”大大提高了上海市引进外资的工作效率，缓解了上海缺钱的困难，外商形象地把朱镕基称作“朱一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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