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碑店的岁月

就像有些作家一生都在描摹一个主题，徐童所有的创作似乎都离不开游民，离不开高碑店一带。

那也曾是他青春留驻的地方。1983年，徐童考入中国传媒大学（当时还叫北京广播学院），后来毕业随即失业，他又在那一带租房子混日子，也是在那里，他下海经商、提笔作画、混天了日，一直在寻找，却又好像不知找什么。2007年，淡出当代艺术圈子的徐童，想写个故事的欲望格外强烈起来。后来，他形容那种感觉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没有任何迟疑，几乎是一口气完成了这个“融合中国很多荒诞现实”的黑色寓言。

Q：你所有的纪录片和书似乎都围绕着高碑店一带，那个地方到底意味着什么？

A：虽然现在高碑店一带已经面目全非，变成了CBD的后花园，变成贵族一条街了，但贵族的前身恰恰是底层人的一条街，有钱人的版图不断扩张，底层老百姓就不断地边缘化。

Q：你在那条街住的时候是游民的状态吗？

A：严格说不是，因为跟游民比我还有地方住，还可以写东西拍东西，算是低产阶级。但我心灵的状态，特别是对生活和生命的体验，感受到的无助和重压，那时候恰好是在写《珍宝岛》，特别有种绝望的感觉，这和他们的状态是相通的。

Q：你大学毕业13年后才算走上“正道”，高碑店一带就是见证吧？

A：对，在高碑店一带租房子，就是开始在社会上混了。大学毕业后出来经历的第一步肯定是这样的，一个在理想主义年代经历过青春的人走向社会，肯定会被社会打得粉碎，出现各种状况，摸爬滚打，到了四十岁之后才有还手之力，把打碎的东西重新找回来，再把它和骨子里打不碎的东西重新捏合在一起，这就是我艺术表达的起点。就像我们纪录片常说的，先生活，后拍摄，也叫生活积累吧。2007年也是在高碑店写完的《珍宝岛》，写完就搁下了，根本没想着出版，就是觉得不吐不快。紧接着就拍了第一部纪录片《麦收》，然后是《算命》《老唐头》，到后来的《四哥》，现在《珍宝岛》，其实我回过头去再看，不仅还有那种冲动的感觉，包括那种现实感也没有变。

Q：《珍宝岛》其实是开启了一个闸门？

A：是的，所以我说《珍宝岛》是我纪录片的源头。

游民的理想国

直到今天，徐童仍自认是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而常年的游民题材创作则是他理想主义的一部分。徐童说，不管电影还是小说，他想要追问的始终是：为什么这些人这样生生灭灭，为什么这些人这样不幸地活着？这个追问，促使他去讲故事，促使他将镜头一次次对准游民。

在高碑店闲逛时，徐童认识了他第一部纪录片《麦收》里的主角苗苗。直到今天，《麦收》作为国内第一部近距离直面性工作者的纪录片所带来的震撼依然没有消散。

拍完《麦收》，徐童又遇到了第二部纪录片《算命》的主角：算命先生厉百程。他有个患痴呆症的老婆，在被花几百块钱买来前，一直被关在破房子里，常常挨饿。《算命》中多次出现的唐小雁，16岁从老家出来混社会，17岁差点被强奸，24岁时又被人用刀抵着脖子强暴了，历经坎坷的唐小雁后来开了按摩店。《算命》拍到一半时，唐小雁因为按摩店被关回了老家，徐童拿着自己的设备和摄像机跟上。于是，就有了后来的《老唐头》。

在《算命》里，徐童曾问厉百程：没有乐趣的生活，活着还有意义吗？厉百程回答：这话说的，没乐趣就不活了，这，这话说的，太无情了。

很难说这一路，到底是徐童有意识地选择游民生活，还是游民生活在选择徐童。就是这样，他成为了一个不断出发但永远走不出游民主题的游吟诗人。

Q：你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A：影评人王小鲁说我是游民拍游民。写小说也应该是游民写游民吧？听上去很简单，但可能又没这么简单，我既有作为导演和作者的知识分子的那份责任，同时，在创作过程中我又必须把自己等同于他们。这些其实都是文学和艺术之外的社会角色与功能，艺术不全是这些，但又肯定不可以回避这些。

Q：你的游民情结是怎么来的呢？

A：我出生在60年代，成长在70年代，成人在80年代。少年的记忆里最深的就是“斗争”二字。那时候旷课出去野玩，成帮结伙的，像个小江湖。它实际上就是对成人社会的模仿。这种骨子里的东西，是60年代给我的。冷静想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四十年后它对帮助我接通游民社会的气场发挥点作用。

仔细想，在另一方面也不难看出，游民文化也好江湖也好，一直都在，一直都躲藏在革命的话语里。这是远了说。近了说就是跟后来我的生活，包括生活过的地方都有关系。例如在高碑店附近生活过，结识过像王金枝那样的人物，他们生活的惨烈对我是有冲击的，后来才形成了我现在的表达。再加上我个人受苏俄文学的影响比较多，有所谓的知识分子情怀。其实也是一个自我选择的过程。前面一个推，后面一个拽，就成了今天的我。（记者 杨梅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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