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自己的歌”的杨祖珺

接受记者采访时的杨祖珺。陈晓星摄

北京深秋，有“压不扁的玫瑰”之称的杨祖珺从台北飞来，做了一场《重探一九七0年代台湾知识青年创作歌谣的时代背景》的学术报告。

杨祖珺口中的“知识青年创作歌谣”即大陆所称的“台湾校园歌曲”，拥有从“50后”到“90后”的几代听众，但其中不少听众会问：杨祖珺是谁？

她是1978年台湾首次出现的中文歌曲排行榜上名列第二的当红歌手；

她是1988年在北京举办演唱会的台湾第一人；

她是台湾“唱自己的歌（相对于唱外文歌曲）”运动的发起者、组织者、演唱者；

她是歌曲《美丽岛》、《少年中国》的原唱……

包括在台湾，杨祖珺也不再以歌手著名，以至于她接受记者访问时谈到被路人认出“你是民歌手”时，眼睛里闪烁出欣喜与安慰。虽然身心俱在台湾40多年社会变革的伤痛中煎熬，杨祖珺还是在乎她生命的原点：民歌（创作歌曲）与歌手。

站在北京的讲台上，“翻搅”40年前的台湾往事，杨祖珺不谈自己，只谈“背景”，“以期弥补目前已存大量相关研究的当时样貌”。

杨祖珺开场解释：她报告中的“知识青年”，泛指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考上大学，曾经使用国语（普通话）、闽南话、客家话、原住民语言或中国各省方言发表过创作歌谣的台湾青年。

背景一：没人敢种向日葵

杨祖珺在报告中首先分析了当时台湾青年生活的政治背景——白色恐怖：上世纪70年代很容易遇到无数“充满了政治想象力”的社会禁忌：例如，市场上几十年都买不到向日葵，台湾的乡村野地也几乎无人种植太阳花（因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关联）。美术系画太阳花或使用太大面积的红色，会招来教官约谈。即便到70年代末期，偶尔播放大陆新闻，也必须是负面主题和黑白画面。

在台湾40多年的戒严时期，思想审查工作由军方“警备总司令部”负责，政府、宗教团体、媒体、学校、民间社团各种大大小小机构都规定设置“人事第二室”，这些人员负责随时近身监控。老百姓连私下聊天都会不经思考就主动筛选掉“思想有问题”的话题，众人皆知“不要自找麻烦”。那个时候的年轻人从来没有听说过“二•二八”等台湾所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

杨祖珺在报告中只谈“创作歌谣”的背景，不谈歌谣。有听讲者当场请她介绍歌谣的代表作，表现出对歌谣本身的关注更多。其实，相对于歌谣本身，所产生的背景决定了歌谣的属性及歌手的命运。当时，杨祖珺为录唱片而送审的歌曲全部被禁：《美丽岛》“主张分离主义”、《少年中国》“与匪隔海唱和”、《我知道》“向往工农兵文艺”……她在台视主持的音乐节目也一再被要求演唱“爱国净化歌曲”，她因此愤而辞职，开始了“被禁”人生，也开启了到农村、工厂“做人民歌手”的起点，推动“唱自己的歌”运动。

正是因为杨祖珺对这段背景的介绍，记者才认识到陪伴过我青春岁月的“校园歌曲”，不仅仅是台湾的风光雪月、感时伤怀，它还承载着影响社会、改变人群的理想与奋斗，开启了后来台湾音乐创作人的社会意识与人文关怀。

背景二：吃美国奶粉长大

杨祖珺在报告中引用戒严时期两次成为政治犯的台湾文学家陈映真对台湾青年知识分子接受美国影响的比喻：吃美国奶粉长大。杨祖珺说，60年代、70年代甚至80年代的台湾知识分子，都羡慕过“假日到美新处（美国新闻处）”、“接受美国国务院邀请访美一个月”、“得到美国政府的学术交流基金会的奖学金”、“由美国相关文化经费支持”……70年代台湾在校的大学生，已经早早被师长们排好了人生时间表：初中、高中、大学、留学，而且一定是去美国。当时有一句人所周知的话：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选择美国为留学对象的台湾大学毕业生， 50年代约89%，60年代前半段约79%，70年代前半段为86%，后半段达90.7%。反映了当时台湾青年的人生价值与目标。

而美国流行文化在台湾一向占有很大的比例，杨祖珺介绍了美国学者Thomas B. Gold的观点，他认为，当时美国流行文化能够在台湾体现，一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共立场和文化紧缩政策；二是中日建交后，台湾当局开始严格控制日本文化；三是美军顾问团进驻台湾，带动文娱需求，台湾商人盗版生产美国唱片、书籍；四是美军电台播放的音乐主导流行品位。

但杨祖珺认为，那个年代充满了社会意识及抗议精神的美国流行（歌曲）文化，对于台湾创作歌谣的影响并不如有些研究者所言。他们忽略了几项重要事实，首先，60年代抗议歌曲出现在美国流行歌曲排行榜上时，虽然台湾已有盗版唱片发售，但70年代的歌谣创作者们还是埋首苦读的中学生，他们没有机会听到；其次，中学生的英文程度普遍不佳；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美国流行歌曲中具有明显社会改革或左派意识的歌曲，都会被查禁。因此，当时就算是跟着电台主持人熟背美国流行歌曲排行榜的学生，即便学会哼唱了很多歌曲，也不知道那些歌手和歌曲的社会意义。

她自己的经历也是如此。当时的杨祖珺是从上海迁到台北的人家的大小姐，抱着吉他在大学校园唱英文歌的时髦女大学生，在校园演唱会和餐厅里演唱的青春歌手。她和记者谈到美国女歌手琼•贝兹（John Baez）对她的影响，女歌手弹着吉他穿行在巴基斯坦难民营、高歌“让仇恨化为互爱、使强者怜悯弱小”的姿态令她膜拜，当时她不明白左派、反战这些政治概念，但她再也“不稀罕”做一个珠光宝气的歌星，而想唱“老天，帮助那些无家可归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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