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任性的孩子

顾城在1976年参加天安门广场的“四五”集会后，对诗歌有了新的认识。当时中国大地上流行着强烈的寻找“自我”的呼声。《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是顾城这个时期的代表作。诗歌带有很强的个人的、心理的，甚至社会的色彩。

顾城近乎盲目地给全国各种大大小小的报社、杂志社投稿，每个信封塞一两首诗。大部分都是退稿，然后换一个信封，重新寄出去。多年以后，顾城回忆起当年的“投稿生涯”对记者说：“我觉得这就跟玩电子游戏机似的，你这边儿往信筒里一扔，扔着扔着，那边儿‘哗啦’来一张汇款单。这是实际的，就跟那个‘老虎角子’机似的，比较省心。”

1979年3月，北京西城区文化馆《蒲公英》报第三期，在头版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了顾城《无名的小花》诗集中的作品，首印5万份很快销售一空。那一天，顾城特地买了100份报纸，兴奋地沿街狂奔。

由于反响热烈，《蒲公英》开始分期选载顾城的其他作品。著名诗人公刘写了《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一文，认为他的诗歌是新生事物，值得重视。顾城也随之在诗坛受到关注。1979年4月，顾城写下了他被流传最广的诗歌《一代人》。

同年，顾城在姐姐顾乡的带领下，来到《今天》编辑部认识了北岛、芒克等诗人，并以“古城”为笔名在1979年秋天出版的《今天》第三期诗专号上发表《山影》、《海岸》、《暂停》和《雪人》。后来，他们一起被称为“朦胧诗人”。

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当年诗人受欢迎的程度。1986年12月，《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诗歌节，举办讲座的票由2块钱一张炒到20块钱，是当年人们40元钱工资的一半。为了防止出现意外，开幕那天，主办方专门安排了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但后来还是出现了“事故”，一些没买到票的读者爬窗子进入会场，大量听众冲上舞台，要求诗人签名，有的人还把钢笔直接戳在诗人身上。诗人们招架不住，赶忙逃进更衣室，关掉灯缩在桌子底下。有人推门进来问：“顾城、北岛他们呢？”一个尚未来得及躲藏的诗人急中生智，用手一指后门：“从那边溜了。”于是，观众潮水般往后门涌去。

对于诗人们的动向，成都的电视台每天在新闻中报道15分钟，其受关注的程度不亚于奥运火炬传递。当主办方为“十佳青年诗人”颁奖时，为了避免被“粉丝”们抬着往天上抛，顾城躺在地上高呼“反对个人崇拜”。

童话般的爱情

顾城的婚姻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都颇具传奇色彩。1979年7月，23岁的顾城在上海至北京的火车上遇到上海文学女青年谢烨，两人一见钟情。顾城曾这样描述他们的相遇：我知道，我有两次生命，一次还没有结束，另一次刚刚开始。后来在开往北方的火车上我就遇见了她。我们坐在一起，我一看见她就知道是她。

在长达4年的异地恋中，两人写下了大量情书。一开始，这段恋情遭到了谢烨父母的反对，为了显示诚意，顾城曾搬了一只大木箱子睡在谢家门前，最终将谢烨的父母打动。

1983年8月8日，顾城和谢烨在上海登记结婚。半年后，移居北京。顾城在生活上完全依赖谢烨，连开笔会也必须带着她，因为他自己连买火车票都弄不清楚。谢烨的生活能力比顾城也没有强多少，两个在文学世界里游刃有余的人在现实世界中磕磕绊绊。

有一次，顾城收到了150元稿费，非常开心，便跟谢烨一起手拉手，穿过一个大广场和两条街，把钱存到银行里。可是几个小时后他们发现没钱买菜了，两人又手拉手，穿过广场和街道，去银行取了10元钱。第二天早上，他们又发现自行车胎破了，便再次去银行取了10元钱。银行营业员有些不耐烦，半生气半开玩笑地问：“你能不能把下午的10块钱一起领了？”

中山装和像烟囱一样的直筒帽是顾城装束的两个特点，甚至可以说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他的帽子是自己设计的，用平绒、灯芯绒、牛仔布做成，因此有人讹传他是把牛仔裤裤腿剪掉戴在头上。顾城说：“当我完全不在意这个世界对我的看法时，我就戴着这顶帽子，也就是说，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不过这顶帽子确实是我和外界的一个边界。戴着它给我一种安全感。它像我的家。戴着帽子，我就可以在家里走遍天下。”

一个时代的终结

1986年6月，顾城夫妇参加北京市作协举行的“新诗潮研讨会”，有人在会上攻击顾城，《诗刊》编辑李英（英儿）为其辩护，会后三人成为朋友。当时李英正在与著名诗人刘湛秋谈一场纠结的婚外恋。多年后，在接受采访时，李英说：“这个世界上一些人是用心在生活，一些人则是用观念在生存。伦理道德在我眼里有些滑稽，人要活出本性来才是美丽的，相反就是丑陋的。”

李英与顾城夫妇在北京的交往并不多，一年后，顾城夫妇应邀赴德国参加明斯特国际诗歌节，开始了周游世界的旅程。随后，顾城和谢烨先后到奥地利、丹麦、瑞典、法国、英国等国家讲学和访问，其间顾城接受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的聘请到该校任教。1988年3月，谢烨在新西兰奥克兰的妇女医院生下一个男婴，顾城给儿子取名“小木耳”，英文名Sam。3个月后，夫妻俩以符合技术移民条件被准许在新西兰永久居留。两人在奥克兰海湾的瓦西基岛（激流岛）建了一座简单的木头房子。1990年1月，顾城辞去了奥克兰大学职务，开始了隐居生活。

顾城自己动手在山上建造了一所鸡舍，想靠卖鸡蛋维持生计。但因过于吵闹遭到邻居投诉，被要求在短期内将200只鸡全部杀掉。后来很多人据此想象出顾城杀鸡的血腥场面，并作为他有暴力倾向的佐证。但据顾乡说，执行杀鸡任务的是谢烨，顾城只是负责帮忙拔毛。儿子小木耳的到来，让顾城感到极度不适应，夫妻俩经常因为儿子吵架，谢烨不得已在儿子3岁时将他寄养在当地人家里。

李英一直和顾城夫妇保持着通信联系，厌倦了胡同生活的她想去新西兰投奔顾城，刘湛秋也并不反对。顾城给人的印象是单纯而且不近女色的，因此刘湛秋说：“我告诉英儿，你一个人去新西兰，到顾城那儿我最放心。”1990年7月，由谢烨作担保并出机票，将李英接到了激流岛，随后三人共同在岛上生活了一年半。

那段生活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已经无从知晓。从后来顾城与谢烨合著的小说《英儿》中可以看出最初的生活是很融洽的，谢烨对李英付出了全部的真诚，她表现出的善意时常让李英感到惊讶。两个人经常一起到集市上卖春卷，岛上的当地人以为她们是姐妹。顾城在《英儿》中写道：有一天她做炸酱面，你做南方菜，她做北方菜。我把两辈子的爱都用完了。爱情挺不自然的，爱情从来就不自然。而李英在后来写的《魂断激流岛》一书中，将自己描述成他们生活中的“影子”，并不愉快。

1992年3月，在谢烨的坚持下，顾城夫妇赴德国从事文学创作，李英陷入了更加尴尬的境地。一年后，顾城得知李英跟岛上一个传授气功的洋老头私奔了。李英的离开给顾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英儿》是顾城的忏悔录，也是自我疗伤之作，谢烨也以笔名雷米参与部分创作。但小说的完成并没有使他们得到解脱，反而更加重了矛盾，顾城曾在激动中掐住谢烨的脖子。

小说的开篇写道：“死了的人是美人”，顾城在书中给自己设计的结局是自杀。从顾乡《我面对顾城的最后十四天》中可以看出，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顾城一直认为谢烨、李英都希望他死。比起李英的离开，谢烨提出离婚，对顾城的打击更大。

1993年10月8日，惨案发生，新西兰媒体的报道中援引警方的说法，顾城用斧头袭击了谢烨，然后上吊自杀。而顾乡的说法是顾城“打了”谢烨，但没有使用斧子。

顾城和谢烨以这样惨烈的方式离世，喜欢他的人不肯相信、不忍提及，不喜欢他的人坐实了他是疯子的污名。顾城留下的最后一封遗书是写给儿子的：木耳，好孩子，你的日子长呢，留给你的屋子里有你爸爸画的画，124号。你爸爸想和你妈妈和你住在那，但你妈妈拒绝。三木，我只有死了。愿你别太像我。

1993年，诗人们已经风光不再，大学校园里会弹琴唱歌远比会写诗更受欢迎。顾城之死只是让人们在震惊之余对诗人投以惋惜或者厌弃的目光，转头就看《北京人在纽约》去了。评论家张颐武视顾城之死为“一个时代的终结”， 80年代中国大陆的“诗歌热”，也烟消云散。（刘心印）

（参考资料：刘春《一个人的诗歌史》，顾城、谢烨《英儿》，张穗子《无目的的我——顾城访谈录》,朱伟《有关品质》，顾乡《我的弟弟顾城》）

版权声明：凡本网注明"来源：半月谈网"的所有作品，均为半月谈网合法拥有版权或有权使用的作品，任何报刊、网站等媒体或个人未经本网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链接、转帖或以其他方式复制发布。违者本网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如需授权，点击 获取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