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之一作品是二战电影

“在所有导演中最具现代电影语言表现手段的人”，这是对施隆多夫最为确切的评价，而这或多或少与他之前在影坛的经历有关。

15岁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将来肯定会拍电影。当时，家乡小镇并没有影院，爱读书爱幻想的他便在脑子里拍电影。“后来看了一本杂志，杂志上拍电影的人棒球帽都往后戴，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不错的职业。”

初涉电影行业是从在法国的学习开始的，那时年少的施隆多夫总是在寻找大师们。他与路易•马勒就相识于这位年轻导演的电影讲座之后。而凭着“推销员”一样穷追不舍的精神，他还结识了阿仑

雷乃和梅尔维尔，这都为他后来的电影创作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1962年，二十六位德国电影人一起发表了“奥伯豪森宣言”，宣称要与传统电影决裂，运用新的电影语言并且从陈规陋习、商业伙伴与某些利益团体的羁绊中解脱出来，这就是改写了电影史的“新德国电影运动”。

“我生长在德国新电影运动期间，是战后一代人成长的时期。我们经历了经济奇迹，同父辈决裂、反思战争。父辈的世界在我们眼中已经崩溃了。那时，没有手机、互联网，最好的交流平台是电影。我、赫尔佐格、法斯宾德等通过电影来宣泄对社会的叛逆。”作为德国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当时的施隆多夫、赫尔佐格、法斯宾德、文德斯都对德国电影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后来分别成为了新德国电影运动的“四肢”、“意志”、“心脏”和“眼睛”，正是他们把新德国电影运动推向了高潮。

“奥伯豪森宣言”发表四年后，施隆多夫根据罗伯特•穆西尔的小说改编并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影片《青年特尔勒斯》。该片和他的第二部作品《剧烈的争吵》一起被列为“德国青年电影”的第一批代表作。此后，他还和美国哥伦比亚公司签订了长达6年的合同，并转向拍摄历史题材的影片。

随着柏林墙的倒下，施隆多夫也从美国回到德国。进入新世纪后他仍然不断创新，影片的内容也开始“回归”德国。2004年拍摄的《第九日》突破禁忌涉及集中营题材，最新作品《海的黎明》则聚焦德国纳粹秘密残杀150名法国青年的真实史实。

据统计，在他拍摄的35部电影里有超过三分之一是以二战为背景的。施隆多夫对此的解释是，其实很多德国人都想把可怕的、不光彩的历史遗忘掉。作为德国人，拍二战电影我都会感到难过，这是对战争的一种纪念。我们要牢牢记住，在战争时期，普通老百姓会变成英雄，会发挥人性最善良和最有勇气的一面。讲战争，也是讲出人性中一些非常值得崇拜的精神。

“我对中国电影非常乐观”

“《推销员之死》的作者阿瑟•米勒曾经写过：每一个美国人在床上醒来的时候都觉得这个国家太大了，自己太渺小了。中国有广袤的土地、悠久的历史，在这么一个大国面前，确实让我觉得自己很渺小。”施隆多夫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说，他在踏入这一泱泱大国的一瞬间，感觉自己变成了《铁皮鼓》中的那个侏儒——小奥斯卡。

事实上，这虽然是他第二次踏入中国，但是却与中国电影人有着很深的渊源。“当张艺谋和陈凯歌等人的电影作品首次登陆欧洲时，他们富有力量、唯美的画面和欲说还休的表现手法，一度让我感受到了电影新纪元的到来。”施隆多夫不止一次谈到自己早年曾受张艺谋陈凯歌的作品的影响，后来，当姜文导演带着一部电影半成品和一整箱录音带来到巴伯尔斯贝格时，他成了《阳光灿烂的日子》的联合制片人。

一如小奥斯卡不愿意放下铁皮鼓，施隆多夫也执着于艺术片领域，从不拍商业片。他在美国工作了7年，却从未有机会和美国的大公司合作，一直以来他都是以独立制片的形式进行工作。他还调侃说，“好莱坞的制作人见到我跟见了鬼似的，他们的鼻子很灵，老远就能闻出你是什么类型，我不是他们想要的。”他直言自己绝对不会拍恐怖片或猎奇片，“我愿意拍正常人和正常生活，平凡的事情中能流露出不平凡的感动。我不会去拍好莱坞电影，就像不能请钢琴家去演奏打击乐。这是我们知识分子所坚持的骨气。”

在商业片泛滥的今天，艺术片的生存在全球都变得越来越困难。但是对于中国电影的未来，施隆多夫则表示非常看好，“在欧洲，很难把艺术影院和商业影院融合在一起，因为观众是两类人。但是中国这么多观众，这种融合是可能的，我把这个叫作‘大联盟电影’，我对中国电影是非常乐观的。”最近他遇到一些学生对电影都特别有热情，“这些年轻的电影人在未来是要斗一斗的。”他说。（记者 陈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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