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谈及自己的老父亲，王功权的表情开始凝重起来，他告诉记者，他很敬重他的父亲和已经过世的母亲。

“他们相亲相爱一生，度过了很多艰难困苦的日子，虽然他们是中国社会最普通的两口子，但是他们的命运跟国家的命运也都是关联的，在如此坎坷的生活中，他们一直保持着自己令人敬重的东西不变，那就是挺不容易的。”王功权如此点评父亲和母亲。

王功权的父亲是小学校长，在他看来，父亲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小知识分子。他正直，严谨，不投机取巧，也不阿谀奉承，做事凭良心。父亲教过的班级和所领导的学校，在业务上，总是先进的。“用我们东北话讲，是宁可身上受苦，也不愿脸上受热的这种人，我现在处事和做人的态度，受我父亲的影响很深。”他告诉记者。

在王功权的记忆中，父亲是个比较豁达的人，“文革的时候，父亲因为是副校长，作为小学生的我，学习成绩好，于是出现的状况是，我批判我父亲。我要写发言稿，父亲会在家里认真地看我的发言稿，然后帮我修改，告诉我，稿子哪里写的好，哪里写得不好，就好像在批斗别人一样。因为他是管业务的副校长，批判会结束后，他还要安排学生们平安离开，好像不是在批判他。”

尽管对父亲非常敬重，但王功权有一件事情和父亲分歧很大，就是宗教信仰问题。

“你信佛，还说有上帝，太迷信了，你把他叫来，我看看。”王功权年过80的老父亲用斥责口气质问。

面对这位曾经做过一校之长的老父亲，王功权并不想过多解释，但也不想就此妥协，他想了想说：“您过去常说‘老天爷啊！’，那您把老天爷叫来，让我看看。”从那以后，王老先生再也没过问此事。

在王功权的回忆中，“我母亲就是家庭妇女，带着那么多的孩子，每一个孩子回忆起母亲的时候，都是充满着感激的，而且现在她去世了，我非常怀念她。她是一个很容易开心的人，我母亲那时候没那么多钱，也体验不了那么多，儿子回来了，她就特别高兴，那高兴是发自内心的；今天小鸡下了一个蛋，比昨天下的蛋大，她就特别高兴。我很敬重我的母亲。”

我不是政治投机分子

用王功权自己的话说，经商多年，时常会感到知识分子的人文和商业理性的冲突，这种冲突让他很痛苦。他常常会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而非商业的角度去想很多，内心深处的那种对生命的悲悯，常常会和无情的商业决定产生尖锐的冲突。

在他私奔的这段时间，他像往常一样，依然是一个关心社会时事的普通人。谈及一些社会现实，王功权显得有些忧伤。服务员进来加水，但进来了几次后，她很快发现，她一再进来是多么的徒劳，因为放满菊花的茶壶中，水一直是满的，他无心饮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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