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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结束100年后再发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 关山远

2018-11-19 10:31
来源:半月谈网

人类能够走到今天,缺不了这样一类人:执着追求,前仆后继,无论何等艰难,甚至付出生命,却始终在坚守精神高地。没有他们悲剧式的献身,人类文明,又将失去何等的厚重?

4月8日在法国诺莱特华工墓园拍摄的一战华工的墓碑。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4月8日,来自中国、法国和英国等多国的各方人士齐聚在欧洲最大的一战华工墓园——法国北部的诺莱特华工墓园,举行祭奠活动。新华社记者 吴涛 摄

20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纪念日。多个西方国家纷纷举办纪念活动,相关的纪念文章也很多。

100年,放在人类大历史来看,并不长。但足可改变置身于这段时间之中的人,无数的情感激荡、命运变迁、生离死别……其中有一个人,叫斯蒂芬·茨威格,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他精神世界的分水岭。之前,他是乐观的自负的,自信人类的理性能够解决一切冲突;之后,他是悲观的伤感的,目睹精神家园的毁灭而无能为力。24年后的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进行到最残酷的时候,他在远离故土的遥远的巴西选择了自杀。

他完全可以不用选择死亡,他为什么选择了死亡?这是许多年来,人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提出种种疑问,作出种种解释。

不只是他,还有其他人,亦是如此:他们健康,没有处于绝境,完全不用去做生与死的抉择……他们完全可以不用去死,却最终他们选择了死亡。

这种死亡,有价值吗?

1942年2月23日,巴西里约热内卢近郊的寓所内,60岁的茨威格与比他年轻27岁的夫人双双服毒自杀。从遗照来看,夫妻俩走得很安详,他们相拥而卧,丈夫平躺在床上,妻子侧卧在一旁,头枕着他的肩膀,一只手放在他的手上。一个传记作者写道:“他看上去死了,她看上去在爱情中……”

茨威格是一个有世界声誉的著名作家,他的作品被译成数十种语言,上一代中国读者非常熟悉他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不少人曾工工整整抄录过书中的名句,但这本书还不是他的代表作,他的代表作有短篇小说《象棋的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长篇小说《心灵的焦灼》,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传记《三大师》和《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既具有张力十足的戏剧冲突,又以细致入微和丰富复杂的心理描写著称。中国导演徐静蕾前些年还导演过一部电影,徐静蕾、姜文、黄觉主演,片名《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即改编自茨威格的同名小说。

演员黄湘丽在独角戏《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排练现场演唱自己为该剧创作的歌曲。作品根据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巴西为这位著名作家举行了国葬。他不是死于贫困,他很富有,巴西远离战火纷飞的欧洲,他也很安全。他也不孤独,在巴西,他受到热烈的欢迎,到处有他忠诚的读者,他还有一个深爱着他的妻子。他为什么要选择死亡?

同时代的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评价茨威格时说过这样的话:“在时代的沉重压力下,他尽管天赋极高,意志力却崩溃了。”

时代确实给了他重压:茨威格出生于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1933年希特勒上台,1934年发生维也纳事件,奥地利的法西斯分子要求德、奥合并,身为犹太人的茨威格遭纳粹驱逐,开始流亡生涯,先移居英国,再到美国,后到巴西。

诚然,茨威格是一个心理描写大师,但他不是一个心理大师。然而,他的自杀,是因为“意志力崩溃”吗?跟无数死于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相比,茨威格的境遇要好太多,即使在死亡集中营那么恐怖的环境中,还是有不少犹太人顽强地活到了纳粹垮台的那一天。

还是看看茨威格的遗书吧,是这么写的:

“自从操我自己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而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也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在这里比任何地方都更愿意从头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个人年逾六旬,再度完全重新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却由于常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已经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地、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你们在经过这漫漫长夜之后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于你们而去了。”

或许可以这么说:茨威格是选择为一个他怀念的然而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时代“殉死”。

他热爱的这个时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就戛然而止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堪称人类空前的浩劫,大战历时4年,30多个国家,15亿人口卷入战争,伤亡人员3000万,其中1000多万人死亡。史称:一战“让整整一代欧洲青年躺在地下”。

但是大战刚爆发时,欧洲参战各国,却洋溢着英雄主义与浪漫主义情绪,充满幻想的热血青年们迫切希望为国出征,甚至为开战而举杯欢庆。当时普遍是这样的场景:人们聚集在街头,向出征的军队投掷鲜花,如痴如狂。征兵处排起了长队,青年们在狂欢中走向战场,谁又知道,战场就是屠宰场……

茨威格在他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中写道:“在普通人的想象中,1914年的战争被描绘成这样:一次浪漫的短途旅行,一场热烈的、豪迈的冒险。”一战爆发时,距离上一场大规模战争,欧洲已经享受了半个世纪的和平。茨威格写道:“在1914年,经过半个世纪的和平后,他们哪知道何为战争,战争成了英雄的浪漫传说,人们只能透过学校课本与博物馆里的书作看到战争。骑兵穿着漂亮的制服冲锋陷阵,没有半个死者的光鲜行军,像男子汉般的疯狂冒险,一段美好的体验。难怪在送他们去屠宰场的火车上,他们竟然还又叫又唱的。”

这是一次人类从未面对过的残酷战争:1915年2、3月,法军进攻香槟,推进450多米,损失5万人,平均每推进1米死100多人。到1916年底,俄军共死伤360万人。1918年第二次马恩河之战中,6个月内,德军的207个师,只剩下66个师……在阿图瓦,德军在数小时内,用机关枪扫死7861名士兵和385名军官。英军撤退时,德军士兵停止了射击,原因是:“机关枪手因看到布满战场的尸体,而感到恶心”。

落后的战术思想,比如挺着刺刀集体密集冲锋,却遇上了代表当时最高科技的武器,比如机关枪,比如毒气,比如坦克……

欧洲人像从一场美梦中集体惊醒。

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是欧洲的太平盛世:科技飞跃、工业发展,生活提高、社会稳定,尤其是令欧洲知识分子自信的理性主义,让他们像若干年后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论”一样,误以为最完美的时代已经到来,不会改变。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名著《历史研究》序言中写道:“我开始研究历史是出于好奇,尽管我是在幻梦中长大成人的,以为我将在一个理性的、秩序井然的、和平的世界中安度自己的一生,直至1914年8月,我才开始意识到要全面研究历史的真正理由。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唤醒了我去认识现实……”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一书里,写得更加透彻:

“倘若要我今天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长大成人的那个时代作一个简明扼要的概括,那么我希望我这样说:那是一个太平的黄金时代——是最为精辟不过的……谁也不相信会有战争、革命和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激烈的暴力行动在一个理性的时代看来已不可能。

“19世纪怀着自由派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万无一失的平坦大道走向‘最美好的世界’。人们用蔑视的眼光看待从前充满战争、饥馑和动乱的时代,认为那是人类尚未成熟和不够开化的时代;而现在,一切邪恶和暴虐均已彻底消灭,这也只不过是几十年的事。对这种不可阻挡的持续‘进步’所抱的信念是那个时代的真正信仰力量;人们相信这种‘进步’已超过《圣经》。而且他们这样的神圣信条,看来正在被每日科学技术的新奇迹雄辩地证实。

“人们不相信还会有像在欧洲各族人民之间发生战争这样野蛮的倒退,就像不相信还会有女巫和幽灵一样;我们的父辈始终不渝地深信容忍与和睦是不可缺少的约束力。他们真心实意地以为,各国和各教派之间的界线与分歧将会在共同的友善中逐渐消失,因而整个人类也将享有最宝贵的财富——安宁与太平。那是被理想主义所迷惑的一代人,他们抱着乐观主义的幻想,以为人类的技术进步必然会使人类的道德得到同样迅速的提高……”

然而,欧洲人引以为荣的新发明新技术,反过来成为祸害欧洲人的利器。欧洲人引以为荣的理性与制度优势,却在战争机器面前被碾得粉碎。

在尸山血海面前,在破碎家园面前,在战后犬儒主义应运而生理想主义不复存在的现实面前……“昨日的世界”,这个名字,多么美好,又多么凄凉。茨威格就是为了它而死的。

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很多中国人提起茨威格之死,都会联想起一个人:王国维。

关于王国维,后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在《人间词话》里谈到的“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第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事实上,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在哲学、史学、美学、文学、伦理学、文字学、考古学、心理学、词学、曲学、红学、金石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均有深诣和创新,成就卓越,立下一座座学术里程碑。有人将王国维的学术成就比作一颗耀目的钻石,每一个晶莹剔透的切面都闪烁着令人心旌摇曳的光彩,绝非溢美之词。

这样一位不世出的学术大家,却选择了这样的生命结局:1927年6月2日,时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的王国维吃完早饭,到办公室认真地给毕业研究生评定了成绩,找同事借了五元钱,出门雇了一辆人力车,前往颐和园。入园后,他来到昆明湖鱼藻轩,吸完一根烟,跃身头朝下扎入水中……年仅50岁。

事后人们在王国维内衣口袋内发现遗书,遗书中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短短数言,却给了后人无数的猜测。

参透三生境界的一代大师,缘何如此?后人争议不休,比较集中的意见,认为他是“殉清”:王国维是清朝遗老,逊帝溥仪对他有知遇之恩,进入民国后,王国维把剪掉的辫子又蓄上了。但也有人,譬如陈寅恪,则是另一种意见:王国维并不是死于政治斗争、人事纠葛,或仅仅为清廷尽忠,而是为一种文化而死:“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写道:“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剧疾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他说的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发生剧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王国维,眼看传统文化日渐衰微,却无能为力,只能以生命来祭奠它。

相比于王国维之死,梁济之死,影响要小得多,但他的死因也是一个谜。梁济是广西临桂人,27岁中举,40岁时才踏上仕途,在晚清和民国都任过官职,1918年11月10日(正好是一战结束前一天),梁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此时,距离他的六十大寿只剩下四天。

梁济留下了万言遗书,他说自己此举,是殉清,但更重要的是为“国性”而死:“殉清,其实非以清朝为本位,而以幼年所学为本位,吾国数千年先圣之诗礼纲常,吾家先祖父先父母之遗传与教训,幼年所闻对于世道有责任为主义,此主义深印于吾脑中,即以此主义为本位,故不容不殉。”“虽可以谓之殉清,亦可以谓之殉中国。”“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

“国性”,可以理解为一个国家的伦理纲常、社会道德,也可理解为一个国家的文化道统。无论王国维,还是梁济,他们的死,都是用自己的生命,祭奠曾经辉煌的中国传统文化,“昨日的世界”。

原本可以不死,却偏偏去求一死。这种死,有价值吗?

“戊戌变法”中,谭嗣同不是男一号,但是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闻风而逃,躲过一劫,谭嗣同却毅然留了下来,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用自己的牺牲去向封建顽固势力作最后一次反抗。他对劝他离开的人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段话读起来,至今荡气回肠。

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右下)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康有为(左上)、梁启超(右上)等人流亡日本(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类似谭嗣同以生命来唤醒国人的志士,还有陈天华、姚宏业,凑巧的是,他们三人都是湖南人。

1905年,陈天华留学日本时,满清勾结日本政府颁布出台了严格管束中国留学生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引起中国留学生的严重抗议,但如何斗争,中国留学生分成两派,意见相左,激烈争吵,矛盾激发至势不两立。日本报纸很是幸灾乐祸,描述中国留学生是“乌合之众”,1905年12月7号的《朝日新闻》干脆说中国留学生“放纵卑劣”,挖苦中国人缺乏团结力。陈天华读完这天的报纸,连夜手书绝命辞,警醒国人要自重,鼓励大家“去绝非行,共讲爱国”,第二天就赴海而死。姚宏业与陈天华同在日本留学,陈天华死后,他回国在上海与秋瑾、于右任租屋开学,创办中国公学,开民间自办新学之先河。因遭官绅阻遏,流言诽谤,于1906年3月27日陈天华灵柩抵达上海之后,于黄浦江投江而殁。

辛亥革命先驱英烈陈天华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这三位湖南人用自己的死,在当时犹如一潭死水的老中国,激发了巨大波澜。谭嗣同自不必说,陈天华、姚宏业二烈士的灵柩运往长沙后,于1906年5月29日,二烈士遗骸公葬于岳麓山,是日,长沙全城学生出动,送葬队伍几万人,长达10余里。“送葬学生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观之,全山为之缟素”。后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四号上评价:“这是湖南惊天动地可纪的一桩事”。深受二烈士事迹震动的留日学生,不光一个秋瑾,还有鲁迅,他毅然弃医从文。12年后,一位即将赴日留学的青年,写诗怀念陈天华:“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这个青年,就是周恩来。

但是,相比于谭嗣同、陈天华、姚宏业,茨威格与王国维、梁济,他们的死,价值又在何处?

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茨威格与王国维、梁济的死,且不论与王国维、梁济同时代的中国学界一代奋斗者,就说欧洲被一战惊醒了的知识分子,他们纷纷反思为何欧洲的文明体制在权力与欲望面前如此不堪一击,汤因比写下了《历史研究》,他后来说:“在一战中,我学校中的朋友、同事约有一半死于战争。在其他交战国当中,我的同代人死亡的比例也不亚于此数。我在世界上活得越久,我对恶毒地夺走这些人生命的行为便越发悲痛和愤慨。我不愿我的子孙后代再遭受同样的命运。这种对人类犯下的疯狂罪行对我提出了挑战,我写这部书便是对这种挑战的反应之一。”惋惜茨威格“意志力崩溃”的托马斯·曼,比茨威格早一年流亡国外,他被纳粹开除德国籍,一直不甘屈服,以笔当枪,与法西斯抗争。

茨威格与王国维、梁济,他们的死,价值又在何处?

在生命只有一次、“好死不如赖活”观念根深蒂固的传统下,却有一类人,视自己的精神家园之重要,超过生命,他们无力扭转大势,也不愿意随遇而安,为了自己的精神家园,宁愿飞蛾扑火,牺牲自我。他们是有着真正悲剧意义的那一类人,这正是人的复杂与高贵之处。

人类能够走到今天,缺不了这样一类人:执着追求,前仆后继,无论何等艰难,甚至付出生命,却始终在坚守精神高地。没有他们悲剧式的献身,人类文明,又将失去何等的厚重?

100年前,梁济在出门投水自尽之前,与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教授的儿子聊起了欧战(即一战),他问儿子:“这个世界会好吗?”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离开了家。

梁济的儿子叫梁漱溟,后来成为一代大儒,活到了95岁。他说父亲对自己影响很大,他一直在研究人生和社会问题。

100年后的2018年,这一年,世界上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人们不得不重新发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如何克制欲望,如何摒弃偏见,如何达成共识,是当今世界亟须思考的问题,诚如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的警示:“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现今世界范围内的不安、沮丧、紧张和暴力,说明了这种危险。人类无疑正在走向自我毁灭,除非我们能成功地形成天下如一家的状态。”

这个世界会好吗?回望历史,应该更加清楚人类本是命运共同体。别让悲剧重演,别让前人死得毫无价值。

责任编辑: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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