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博物馆的沉思者——苏东海先生

沉痛悼念苏东海同志

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博物馆学家、中国国家博物馆离休干部、终身研究馆员苏东海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8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苏东海同志生病期间，国家博物馆领导多次探望慰问，苏东海同志溘然长逝，全体职工沉痛哀悼！尊重其亲属意愿，丧事从简，不举办告别仪式。苏东海同志逝世后，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中国博物馆协会、国际博物馆协会和相关文博单位有关领导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慰问。

苏东海同志1927年2月出生，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48年5月参加地下革命工作，1949年参加华北野战军，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3月到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工作，曾任原中国革命博物馆陈列部主任，1994年5月离休。离休后一直关心中国博物馆事业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改革发展，积极发挥学术示范和传帮带作用。

苏东海同志一生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坚贞不渝，对党和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博物馆事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在学界享有盛誉，被列入《中国当代名人录》。在他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博物馆学研究，具有丰富的博物馆业务工作经验，承担多项大型展览陈列的总体领导工作。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致力于周恩来研究及“论1958年”等专题研究，发表多篇学术影响力强的历史论文。在博物馆学方面，致力于博物馆哲学和发展研究，在国内外刊物发表了大量博物馆学方面论文。他在国际博协亚太地区大会上宣读的论文，被国际学者列为细读教材。

苏东海同志学术造诣深厚，先后撰写发表《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三卷本）、《论1927年东下北上之争》、《博物馆演变史纲》等多部著作，至今闪烁着思想的光芒，在文博界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苏东海同志千古！

以下摘录《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三卷本)自序及总目录，与读者共同缅怀先生。

《博物馆的沉思》（卷一）

自序

《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卷一）

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47年夏天，我实现了从各种杂乱思想向马克思主义的归一。这年冬天，我受北京大学地下党法学院支部的委托，在其领导下创办和主持了北大新哲学社，做一些政治启蒙和新哲学普及工作。之后的几十年间，大量的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有助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体验。近二十年来，我们的思想从禁锢中逐步解放出来，人们可以在自己的领域中进行一些探索了。于是我又拿起笔来，写下这样的一批论文。

我现在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我并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因为学术立场是后人附加的，并非马克思主义固有的内涵，不必划地自牢。我也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为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始的出发点。事物在发展，观点也是可以发展的。例如，马克思早年提出的，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的观点，后来从大量的事实中可以得知不仅正确理论如此，错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同样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由此我写出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对群众之掌握》的论文，陈述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对群众掌握的过程，错误理论深化和系统化的过程，错误理论在实践中破产和群众抛弃它的过程，以及正确理论重新掌握群众形成物质力量的漫长过程。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观点需要发展甚至放弃，因此批判、包括批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前进动力。但是，我固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常青的。我在二万多字的《博物馆演变史纲》论文中，对长达两千多年的博物馆现象作历史陈述时，使用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博物馆的现象放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加以观察，在不同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社会形态中，博物馆出现了不同的发展形态和不同的时代特征，从而显现出博物馆发展的历史阶段。有位行家说，这篇论文的贡献在于提供一个研究博物馆历史的方法。再如《把握当代史研究的特性》这篇论文，就是一篇关于研究当代史的方法的专论。再如《对大革命时期领导权问题的再分析》论文，我把党对领导权的认识作为一个过程来把握，用事实说明党对领导权的认识是如何从自在走向自觉的过程，从过程中分析党在领导权问题上的有无与得失。大革命领导权问题，从大革命失败后就被人开始研究，至今半个多世纪了还没有人把领导权问题放在过程中分析，于是我这篇论文被认为独特的方法而广为转载。总之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既要固守其应该固守的那些原理和方法，又要不断地发展求新。马克斯、恩格斯对新的事实、新的思想有着巨大的热情，即使资产阶级提出的，他们也是尊重的。如果停滞不前，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本论文集选了八十年代以来我的70篇论文。其中属于博物馆学的41篇，属于现代史和现代史学的29篇。除个别论文外都已公开发表过。我的这些论文虽然仍很粗糙，但不重复别人，也许这就是我乐于把它们奉献给读者的价值所在吧!

苏东海

1998年2月

《博物馆的沉思》(卷二)

自序

——我的心路

《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卷二）

人生苦短，我虚度的光阴太多太多，我不得不努力工作以追回失去的自我。

我的博物馆研究大体可以把上世纪80年代的十年算作一个阶段，90年代的十年也算一个阶段。80年代改革开放来势很猛，博物馆的发展来势也很猛，我的工作是在当代史研究和博物馆研究两方面进行的。《博物馆的沉思》(卷一)收进的70篇论文就包括当代史研究和博物馆研究两部分。90年代我把更多精力放到博物馆研究上。这时改革开放出现了社会转型期中的种种复杂和艰难，博物馆的生存与发展条件也复杂了。我的研究开始进入一些深层次问题。本卷收入这时我的126篇论述，分为基础研究、发展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生态博物馆及国际对话与通信六部分。它记下了我在理论跋涉中走了有多远，资料积累有多多。读者或许从中能找到有用的东西。

90年代我一直关注着博物馆文化竞争力、文化吸引力下降的问题。竞争力下降是普遍问题。日本一位研究者问道，为什么连不懂棒球的老奶奶都痴迷地支持本乡的球队，为什么全日本的博物馆都面临参观者下降的困境?我还注意到那些文化个性魅力下降的文化品类的竞争力也在下降。如电影艺术，日益依靠高科技而淹没了它的艺术灵魂。一种文化形式个性不彰还谈什么吸引力。博物馆的病理也在这里。理论工作的重要责任就在于病里研究，这就是90年代我的研究重点转移的原因。我把我的这一研究称为“博物馆性”研究。如同国外学者把现代化研究深化为“现代性”研究那样。我的“博物馆性”研究就是探讨博物馆本质、本质属性、本质属性如何作用于观众以及由博物馆性质衍生出来的诸问题。我在论文中对博物馆是什么，博物馆文化个性是什么，如何提高博物馆文化个性的作用力等问题做出了我的回答。

我的研究方法一直固守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中指出马克思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规律，还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恩格斯说：“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做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了。”我能在我的研究中一直固守着马克思建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我理论上的幸运，我的内心是喜悦的。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是很难的，它的理论思辨是建立在它的历史研究和现实研究之上的。我的论文中历史分析和现实分析占了很大篇幅，读者可以感到我的这一努力。研究博物馆不能不研究它存在的社会条件，不关注社会，不把博物馆研究放在社会之中，是不实际的。

90年代，我国博物馆的国际交往增多了，引进外国博物馆特别是西方博物馆经验的先进部分，对我们是必要的、迫切的。但文化引进是一个很大很深的问题。西方博物馆文化不是铁板一块。有着很大的差异性。西方博物馆文化也不是静止不动，它受着各种思潮的影响，有的新想法、新做法有价值，有的则是泡沫。我不是狭隘民族主义者，但我心中有着民族文化的自尊。我是引进的积极实践者，但我力戒盲目。本卷收入我的关于引进的历史经验、对西方博物馆的观察以及理性引进的多篇论文。目前我的引进研究正向“殖民时代和后殖民时代博物馆文化独立”的课题延伸。

博物馆是一种世界现象，我们不能不研究博物馆世界。战后西方博物馆在大发展中出现了思想分歧，导致了60年代国际古迹遗址的保护从国际博协中分裂出去另立门户，70年代新博物馆学派与主流学派分家另立门户。实际上国际博物馆改革派与主流派的分歧早在1946年国际博协产生第一个定义时就出现了，一直到1974年定义的产生才得到妥协。新定义是在改革派的里维埃主持下制定的，新定义加进了宗旨要素、经济要素又坚持了本质特征的表述，因此为各方所接受，管的时间也就比较长。90年代我接触到主流博物馆学人士，其理论的精细激起了我的理论冲动。同时又接触到新博物馆学、生态博物馆学人士，其理想主义激起了我的实践冲动。我开始在传统博物馆的理论和生态博物馆的试验两个领域同时工作。由于传统博物馆日益精品化，新博物馆运动日益地区化，形成了两极分化趋势。我的“两极一轴说”就是想从理论上加以整合。读者从本卷国际对话与通信部分可以看到两派分歧之深，相互诟病之烈。新博物馆学领军人物戴瓦兰年届八十，仍思想激进，情感激昂;我则崇尚激进又崇尚稳定，我具有思维上的矛盾性格。读者可以看到两个老头矛盾又统一的有趣的通信。

进入新世纪，我的研究工作开始向博物馆的情感方面伸延。博物馆的情感领域比知识领域大得多，美妙得多。博物馆的魅力因之会更强烈地释放出来。

在即将结束我的心路表白时，我要说到一生与我相濡以沫的我的妻子王迪女士，我的论文是她从电脑上为我弹奏出来的。她是我的论文的第一读者，她的新闻学功底和文学素养为我把住了文字关。还要说到我的朋友们和助手们，他们帮助我搜寻材料、切磋学理、沟通语言，使我不致因年龄而过于落伍。

2006年6月

《博物馆的沉思》(卷三)

自序

《博物馆的沉思——苏东海论文选》（卷三）

我的博物馆论文选(卷三)出版付印了。按照惯例，这时我要写一篇自序以整理这一时期我的思想路径，使我能够比较自觉一点地向前走去。

进入新世纪我的博物馆研究工作重点放在基础研究上，2000年至2005年的论文已收入卷二之中。2005年以来，随着形势的发展我的研究重点转向了博物馆发展研究。因为博物馆发展得越快，越需要发展研究。我从2005年开始搜集博物馆动向的新材料，从中分析我国博物馆发展的国内原因和国际原因。2008年发表的《当前我国博物馆热的初步分析》就是这一阶段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对我国政府办馆积极性的种种新现象和社会办馆积极性的种种新现象作了分析，对其意义作了评价，对其发展作了展望。在研究国内的同时，对国际博物馆也下了点工夫研究，形成了《博物馆的时代主题、时代特征及其发展走向》这篇重点论文。对国际博物馆的战略新发展、新特征及其深远意义作了探讨，对国际博物馆界当前和今后长时间关注的几个大问题，做了历史的和现实的剖析。如由藏品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引起的藏品征集战、藏品保卫战和藏品返还战的激化等的剖析。但是我国博物馆新发展的原因，关键在国内，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我很看重研究自己，研究我们走过的路和正在走着的路。

研究博物馆的发展必然要延伸到整个遗产保护领域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研究文物消失规律，提出了“我国实际拥有的文物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的观点。后又提出“文物是无限的，人对文物保护的能力是有限的”观点，这些都是理性思维的结果。人对文化遗产的感情是天然的，但对遗产保护的工作则应该是理性的。我在《城市、城市文化遗产及城市博物馆的关系研究》及《城市的高速度发展与文化遗产的高速度消失》两文中，通过对城市发展的原动力和深层动力上的比较研究，提出理性地看待发展中的矛盾性质及其规律的若干思考。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我们需要更多的理性思维。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提出后，我的思想为之一震，认为这是遗产保护深刻化的发展。但是把这种十分深刻的新概念立即推到社会实践中去太仓促了，由于理论的滞后和行动中望文生义出现的混乱，我认识到光凭热情不行，我期望国际遗产界的理论家们能够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联合国教科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出台后，其中给出的定义令人失望。因为这个定义只是告诉人们这五个领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只是一个工作定义，只回答了“是什么”，而没有回答“什么是”。我自己也在找“什么是”。我在2004年发表的《无形遗产的五个基本问题》《无形遗产就是无形遗产》等文中对界定无形遗产做了一点努力。但是到了2005年我的思想认识有了一些变化，2006年发表的《建立广义文化遗产理论的困境》中，提出了我对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三大差异，实际上写出了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属于遗产文化的疑问。我正在理论的十字路口徘徊。

在发展研究的同时我并未放松对基础理论的研究。2008年撰写的《物质文化遗产的形而上思考》带有总结性的把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消失规律、运动规律、生理病理规律、价值规律，在形而上层面上予以整合，可以说是对基础研究的基础研究。2005年撰写的《博物馆物论》是对博物馆本体的总论。2009年撰写的《博物馆情感论》是其中的第一篇分论。《情感论》是一篇博物馆情感现象的专论。现在我正在准备博物馆知识论和认识论的思想材料，将继《情感论》之后，对博物馆知识特征和认识特征予以系统的揭示。

生态博物馆的生存与发展是我放不下的课题。农村的巨变直接影响着农村的生态博物馆。为此我对我国农村发展也做了一点研究，我的《新农村、农村文化、生态博物馆》一文，写出了我对新农村的发展和农村文化的存亡的深深忧虑。我曾设想在富裕农村和城市社区进行生态博物馆实验。在富裕农村发展生态博物馆是单霁翔局长向我建议的，并推荐浙江安吉作为试点，但我因腿伤不能出行也就谈不上具体去做了。在北京社区建生态博物馆也未能实现。奈何！

我虽然离开了实际工作多年，但我的心并未离开过文博界火热的生活。这五年来发表的一些理论文章都是以现实观察为基础的；同时写了一些与现实比较近的散论；应国际朋友邀请写了几篇介绍我国博物馆事业的专稿。

本卷还收入了1986年至1995年十年间我花很大精力摘编的中外博物馆研究者的理论观点301条，其中外国论者的观点110条；我国论者的论点191条。这一时段正是中外博物馆研究者理论思考最活跃的时期，读者正好利用这些思想史料与当前理论发展衔接起来看，是有用的。当年我说过，我们的研究如果不立足中国，就会是水中的浮萍漂泊不定；如果不放眼世界，我们的视野就如同井底观天。今天，我还是这么看。

当本卷付印之际，正值我与妻子王迪女士结婚60周年纪念的日子。难忘60年风雨同舟的岁月，情深意笃，老而弥坚，就以这本书的出版来祝贺我们两人的钻石婚姻吧！

苏东海

2010年8月

《博物馆的沉思》卷一、卷二、卷三总目录

源自《苏东海思想自传》附录

《苏东海思想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