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传统弓箭铺

夏日午后，阳光拍打着白杨树细碎的叶子，在北京郊区一条村级大道旁，一幢门口没有任何招牌的两层小楼里，全国为数不多完整保存传统弓箭制作技艺的聚元号隐身于此。

推门而入，一间十来平方米的工作间堆放着制弓材料和几十种工具，正屋摆着各式成品弓箭，还有一幅郎世宁的画作印刷品《乾隆大阅图》，画面上乾隆皇帝戎装骏马，手持弯弓，自信而威严。

在古代“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中，射艺排在第三，在清朝武科举项目中排第一。

“射以观德。”60岁的杨福喜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通过一个人的射艺可以看出他的品德操守。”

杨福喜是聚元号第十代传人，也是首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300年技艺系于一人身

聚元号有着近300年的历史，其发展过程颇具传奇色彩。

今天的北京东四路口西南角，历史上曾是一座弓箭大院。明朝时，这里聚集了40多家制作、经营弓箭的店铺。随着火药、枪炮的使用，弓箭等冷兵器地位下降，清朝时仅剩17家，聚元号就是其中之一。

聚元号弓箭铺曾是清朝的皇家御用兵工厂，最早的创始人姓王。清朝末年，杨福喜的祖父杨瑞林以40块大洋的低价盘下铺子，聚元号开始了杨姓时代，但上世纪中期一度中断业务30年。

1998年，杨福喜和父亲杨文通在一个活动中遇到了时任国家射箭队总教练的徐开才。徐开才看到他们手中的传统老弓，大为惊喜，他发现中华民族传统弓箭还没有消失，还后继有人。他发动朋友和学生购买聚元号的弓箭，并积极为杨家寻找制弓的原材料。

没过多久，徐开才将另一位贵人——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知识产权署署长的谢肃方——带到了杨家人面前。这是个地道的英国人，但对传统射艺情有独钟，多年来一直在寻找中国传统弓箭手艺人。他把聚元号视为传统弓箭技艺的活化石，不遗余力助其推广，并为聚元号建起英文网站，吸引来了国内外许多弓箭爱好者。

2003年，谢肃方助力香港海防博物馆召开亚洲传统射艺研讨会，杨福喜父子参会。此事被港媒广泛报道，引发轰动。聚元号打开了局面。

2006年5月23日，聚元号入选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此5天前，76岁的杨文通去世。杨福喜正式成为聚元号第十代传人，也是唯一的传人。

杨文通的去世曾引发业界关于抢救濒临消失的文化遗产的讨论：“昔日京城司空见惯的民族传统弓箭艺人已濒于绝迹，如果不及时采取保护措施，技艺失传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本来，中国传统弓箭制作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之外，还有聚集在成都的南派，以武氏“长兴弓铺”为代表。上世纪40年代，学者谭旦冏调查中国传统弓箭，结论是“近年来，全中国制造弓箭的地方，仅有北平和成都，然而也只是奄奄一息，很难维持下去，全消灭或失传是在不久的将来”。他的调查结束后不久，日本飞机疯狂空袭，成都最后的弓箭铺销声匿迹。

谢肃方也曾多年寻找南派传人，并一度登报寻人。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他找到“长兴弓铺”后人时，发现武家人早已改弦易张，放弃了这门手艺。

300年的技艺传承重担压在了杨福喜一人肩上，他深感压力：“聚元号传人目前就我一个，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这门手艺就断送在咱手里了。”

他把希望寄托在了儿子杨燚的身上，儿子职高毕业就被他拉着跟自己学艺，至今已有十年。

但杨福喜现在有些后悔当年操之过急，觉得无形中把儿子毁了。“应该让他出去闯一闯。他别的什么都没干过，这对他的人生来讲是一种缺憾。”

杨燚今年31岁，一米八几的大个子，戴着黑框眼镜，斯文随和。与父亲的自责与愧疚相较，他的心态显得平和：“我很早就知道，自己只能回来继承手艺。当年有网友开玩笑说，我要不干这个，我就是民族罪人呢。反正我也不喜欢办公室里那种工作，干这个还挺适合我的。”

杨福喜对儿子持有一种保守的赞赏：“他还行，是这块料。踏实和耐心优于我，变通能力和吃苦能力差一些。手艺嘛，哪个环节该干什么都知道，但火候和细节还得磨炼，需要时间。”

以眼为尺，以手为度

杨福喜一直认为，一门手艺的传承不能只靠一个人，得有一批人共同来完成，“人都是有缺陷的，要有一帮人取长补短，才可以把手艺传承好。我并不在乎是不是我们家族的人，只要是这块料，愿意学，我就愿意教。”

在诸多慕名前来拜师学习的人中，他挑选了一些人，收为学徒。近20年过去了，能让他开口赞赏的仅有三位，有的还只是兼职学习。

聚元号的弓箭制作手艺繁杂独特，看上去外型简单的一张弓，制作工序有制胎、插销子、勒牛角、铺牛筋、上板凳五大道，细分起来则有200多道；制箭则包括调杆、打皮、刮杆、安装箭头和尾羽等。需要用到二十多种天然材料，很多工具都得自己做，因为外面没得卖。

要学好这门手艺，不仅需要耐得住性子，还需要“豁得出去”。

杨福喜带过一个东北孩子，交给他的第一个活是调杆——将一种名为“六道木”的灌木杆放在火上烤，再用工具和手法将弯曲的木杆掰得直直的。整整一个多月，天天都干这个，“最后那孩子都哭了，说师傅咱能干点别的吗？”

制弓有一道工序是往弓胎上粘蛇皮，需要用唾液当黏合剂，做弓人要用舌头把又腥又臭的蛇皮舔湿，一般人都难以过这个关。演员张国立曾来聚元号拍摄电视节目，杨福喜让他试试这个工序，张国立连连摇头拒绝，最后摆了个样子在镜头前比划了一下。

《瞭望东方周刊》问道：“非得用舌头舔，不能用别的方法吗？”

杨福喜回答：“试过，比如用湿布擦，但温度和黏稠度都不一样，舌头舔的效果最好。”

克服了这些难关，还远远不够。杨福喜说，“传统手艺有些能口口相传，但有些微妙之处只可意会，以眼为尺，以手为度，完全靠手艺人的悟性和体会。”

比如“铺牛筋”，使用的力道很关键，杨福喜会让儿子趴在床上，他用手去捋儿子后背，让他感受这股力道。而“熬胶用鳔”工序，鱼鳔熬到哪个程度正好，没有专业仪器，只能靠舌尖感觉火候到没到家。

技艺之外，原材料也很重要。牛角要用南方的水牛角，必须长于60厘米；牛筋只能取牛背上紧靠牛脊梁骨的那根筋；粘胶不能用化学胶，只能用黄花鱼的鱼鳔或者动物皮熬煮……

手艺人的尊严感

在杨福喜眼中，每张弓都有独特的个性和灵魂。干活时，他沉浸在手艺中，什么都不想，他不愿意为了“赶活儿”把自己弄得紧绷绷的。他理想的工作状态是“愉快而专注”。

“人精神状态好的时候，出来的东西是最地道的，赶活儿、应酬之作和发自内心的创作完全是两码事。过去老手艺人都讲究这个，不能催，催他他就跟你急，甚至不接这活儿了。”

说话间，他随手拿起旁边的一把弓，“你看这把弓的弧度，非常细致、规矩，是我几年前做的，我看着它就知道当时自己状态非常好。”

他告诉本刊一个识弓“秘诀”：不管什么时候拿起来，越瞧越喜欢，就是这玩意儿做好了。

电影《赤壁》剧组曾找聚元号买500张道具弓，这是一笔大单子，但杨福喜最终只制作了一套样品，让道具师依样批量生产。原因是量太大，时间来不及，他不愿意缩减工序糊弄对方。“只要是我做的弓箭，人家就会说是聚元号的水准，不会说是道具。我不能坏了聚元号300年留下的名声。”

这种手艺人的尊严感不仅体现在杨福喜对自己的要求上，也体现在和客户打交道的过程中。

他喜欢以弓会友——与对方谈得来，宁肯少卖些钱，交个朋友；反之，他会漫天要价，直到对方不想买为止。“我就这脾气，甭管你多大的官、多有钱的主儿，只要你找我买弓箭，都得和我客客气气说话。”他捋着胡子笑道。

在众多名流客户中，杨福喜对香港商界巨擘霍震寰印象非常深刻。霍震寰先约杨福喜见面，杨福喜赶到时，他已在门口等候；他比杨福喜年长十岁，但交谈时都是称“请”、称“您”。弓做好后，霍震寰亲自上聚元号取弓，没带任何司机或秘书。

“非常低调，没有架子，就跟街坊大哥似的。”杨福喜仍清楚记得16年前的这笔买卖，“和这样的人合作非常愉快、舒服，做出来的弓箭肯定好。”

主持人汪涵也曾在聚元号买过一套弓箭，在其随笔集《有味》中作了记述：“老杨教我用传统弓的蒙古式射法射箭……这个动作的风情，据说是‘箭出则如折燃枝’，漂亮得很”；“弓箭的世界太大，聚元号让我眼界大开，心情舒畅，更平添了对弓箭崇敬之意。”

愿望：开一家传统射艺馆

聚元号弓箭的价格每年都在上涨，现在一套弓箭的售价，高端款要十万元左右，最普通的款式也得三四万元。什么样的群体会买？

杨福喜把客户分成了三类：一种是真正的玩家，喜欢弓箭，收藏弓箭；一种是因其稀缺性买来送礼；还有一种是当年清朝八旗子弟后裔，有情结。

谈到一套弓箭为何需要卖这么贵，他回答一是因为技艺，二是因为稀缺性。

杨福喜说，好的弓必须得有时间的参与。他认真算过，即便在原材料备齐的前提下，正常制作一把弓最少耗时半年。“比如用胶，化学胶3分钟就好，我们的胶用一次必须等一天，一把弓要用40多回胶。再比如铺牛筋，铺一次要等10天，最少也得铺3层。”

甚至，选材的时节都有讲究。春天牛的血气最旺，角最好；夏天最适合捶打牛筋；秋天不冷不热，温湿度最适合做弓；冬天木质紧密，是伐木的最佳时节。

杨福喜说，一个好的手艺人，终其一生也做不了一千套弓箭，自己40岁才开始做，顶多也就能做出几百套。

他也坦陈，如果北京有十家同类的弓箭铺，买卖不会这么好做；现在只有聚元号一家，买卖好做了，却不利于传承。

他现在最大的愿望是开一家传统射艺馆，恢复礼射，这样更有利于传承弓箭制作技艺，也有助于国民气质与性格的重塑。

《礼记》中写到：“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意思是，射箭之前先摆正自己，摆正之后，就算是没有射中也不要怨别人，该甘拜下风的时候就甘拜下风。杨福喜说，这是他所推崇的“射以观德”。

杨福喜的梦想是，在有生之年，能够免费培养一批精通中国传统射箭文化和制作手艺的玩家行家。但传统射艺馆开支不菲，尤其是场地，仅凭一人之力难以企及。

他参观过韩国松武弓箭社，那里有完善的工坊、展厅和漂亮的箭道，由国家免费提供，而弓匠艺人要做的就是弘扬传统弓箭文化。杨福喜希望，国内有关部门也能提供这样的便利。（ 王俪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