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农村“新守望相助”体系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守望相助成为我国农村最宝贵的文化特质之一。近年来,随着农村留守群体精神空虚问题日益凸显,尤其是一些恶性事件的接连发生,社会各界对于打造农村“新守望相助”体系呼声越来越高。
记者调研发现,在基层政府、学者、社会组织的积极努力下,一些地区已经展开探索,并取得了较好成效。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也认识到,光靠政府主导和资本投入是不够的,关键还在于搭建一个激发留守群体内生动力的平台,通过组织日常活动,尽可能满足留守群体的精神需求,为他们的精神世界播种更多绿色的希望。
关爱服务工作存在共性问题
在留守现象突出的地区采访,时常会被消极的心态传染。“走访一次,难受一个礼拜。”一位基层干部这样说。而导致这种消极心态的,既有形形色色的主观因素,也有关爱服务工作中存在的共性问题。综合各方观点来看,共性问题大致可分为六个方面:
一是各地各部门对留守人员关爱重视程度不一。有的地方领导认为留守人员较少、问题不突出,不必重视;有的认为抓经济是硬道理,从思想深处把它搁在一边。因此，在一些地方，关爱工作处于群团、社会组织“自拉自唱”的境地。
二是对老人、妇女和儿童三类人群关爱服务不均衡。以浙江为例,有针对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帮扶的实施意见,但没有系统帮扶留守妇女的政策,也没有通过底数摸排掌握农村留守妇女的基本信息。
三是现状分析不够,任务重点不突出。虽然各地开展了大量的关爱工作,也有不少好经验、好做法,但从整体来说,对于重点是什么、到底如何抓等分析不够,有的虽然问题看准了，但抓的力度不够大。
四是关爱服务碎片化,缺少合力。现在做留守人员关爱服务工作的单位不少,政府部门有民政、教育等,群团单位有妇联、团委等,社会团体有老年协会、关工委等,此外还有不少公益组织。从政协民主监督的调查结果来看,这些机构统筹协调还不够,关爱服务一阵子、点状式和碎片化现象比较多。
五是资金筹措渠道单一,导致关爱服务活动规模和形式受到限制。以管理、辅导和照料为主,提供简单的活动场所,缺乏资金进一步开展有特色、有深度的活动。
六是社会服务队伍亟须提高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准。志愿者队伍人员组成复杂,许多人缺乏专业化、职业化能力,规范化指导水平不高,导致一些关爱行动收效甚微。
部分地区探索有亮点
临近年底,喜庆氛围日渐浓厚。湖北省沙洋县高阳镇官桥村老年人活动中心门前热闹非凡,村里的老人们正在排练文艺节目,脸上洋溢着笑容,观众们看得津津有味,不时哈哈大笑。
作为一项乡村建设试验,官桥村老年人协会是受到业界认可的“乡村守望互助”成功样本之一。从2003年以来,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率领团队，先后在湖北洪湖市、沙洋县4个村进行老年人协会建设试验,每年给每个老年人协会捐赠1万元作为运转经费,帮助建立“老委会”等组织机构,组织留守老人开展多种文化娱乐活动。
据了解,10余年来,老年人协会为老年人提供了基本的活动空间和交流平台,日常组织老年人打牌、下棋、跳舞,还举办重阳节、春节等重大节日庆祝活动。协会还给老年人过寿,帮助家属为老年人送终,定期走访高龄老年人,表彰好媳妇和好老人,为出现紧急困难、高龄老年人提供基本服务。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后李永萍告诉记者,在老年人协会建立之前,村庄公共文化匮乏,村民相互串门很少,老年人如果去串门可能还被人“嫌弃”,只能在家里枯坐。而在近年多次入村访谈中,她与村里老人聊天,能感受到他们心态积极,生活热情很高。“很多老年人都提到,在老年人协会玩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心情畅快,而自己一个人在家时则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心情不好,容易生病。”
其他地方也不乏类似探索。浙江省建德市等地充分发挥留守妇女的主体作用,办起了“留守儿童之家”“山妹子服务队”,既很好地发挥了留守妇女的作用,又一举多得帮助三大留守群体缓解了精神空虚问题。
四川省眉山市推出“爱心储蓄,邻里守望”积分制，促进互助养老。河北省邯郸市的“互助老人幸福院”则按照村级主办、村民互助、邻里互助、社会捐助、政府支持的方式,为农村老人提供了一个白天相聚交流、互助互娱的场所,晚上则想住就住、回家自便。
打造载体、激活“少数人”是关键
在传统乡村互助文化里,农民盖房、春耕秋收、红白喜事等,都是邻里乡亲一起出力帮忙;过年舞龙、闹元宵、庆重阳、冬闲搭台唱戏等,都是农民自发组织、互助互动。如今,缺乏最具活力的青壮年群体,许多村庄变得沉寂,过去的“以工换工”互助模式变成了直接的现金交易。办红白喜事时,人们都是干脆请来“流动酒家”帮忙操办,不再邀请邻居、亲戚帮忙打理,他们就是到时揣着红包来吃个饭就行了。
为体现对留守群体的人文关怀，满足其精神需求，多年来各地推出了一系列公益项目,投资不少,声势不小,然而效果并不显著。对此，贺雪峰表示，作为传统守望相助基础的乡村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变,看不到这一点，抓不住问题的症结，光靠投钱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李永萍认为,构建农村互助体系，不能是政府唱独角戏,不能靠砸钱打造盆景,而是要将农民尤其是留守群体组织起来。
贺雪峰认为,留守问题有悲情化的一面,但也要看到发展“新守望相助”的可能,要发挥相对年轻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的作用。无论是沙洋县的老年人协会,还是邯郸市的“互助老人幸福院”,他们都有共通之处，即在资源匮乏、村庄结构性较弱的地方,通过一些社会组织搭建一个载体,为留守群体提供低成本、高效益的闲暇方式和生活方式,组织留守人员参与、享受各种活动,既摆脱了精神空虚,又重新发现了自己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
李永萍说：“关键在于发掘和激活村庄社会的积极分子,我们称之为‘负担不重的人’。这一般是指那些五六十岁的低龄老年人,尤其是家庭负担不重、有一定能力且有一定威信的人。”
如何定位政府角色
“在打造长期关爱服务体系中,对于如何发挥政府作用,我们还是很迷茫。”一名基层干部说。多地基层干部反映,目前与关爱服务留守群体相关的有民政、教育、妇联、团委、老年协会、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主体,此外还有不少公益组织,但目前工作缺乏合力,不利于打造长期体系。
一些地方基层干部热情较高,希望加快打造守望相助新体系，与此同时,部分相关协会在运转过程中因为政府部门介入过多,出现自主性受影响的烦恼。
南方某村的老年人协会过去主要依靠个人捐助资金维持正常运转。近年来,随着老年人协会越办越好,当地政府想借其名声达到宣传目的,有意无意间开始干预协会运转。对此,老年人协会成员出现不满情绪,部分成员的积极性也受到影响。
李永萍等学者认为,在打造乡村“新守望相助”体系过程中,并不排斥政府的作用,但通过实践也能发现,政府的作用主要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定的资源投入,促进载体建设,保证正常运转,激活村庄社会的内生活力。二是发挥引导作用,而非替代作用。类似老年人协会这样的组织，应该由留守群体自我管理，政府可发挥监督作用，但不应过多介入,影响其正常运转。（半月谈记者 白明山 俞菀 周楠 吴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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