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霸权与西方之困

1 月 11 日，英国教师、救护车工作人员发起新一轮罢工 ( 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 

作者：谢长安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工业革命以来一直占据世界舞台中央的西方国家，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迄今没有走出危机阴影，反而在严重困境和多重乱象中走向相对衰落。

近代西方是以分裂、落后和战争的面貌走上世界舞台的。西方之所以能够快速崛起并获取世界霸权地位，离不开资本的助力。资本是西方社会具有根本支配作用的经济权力，资本与政治或国家的纠缠，在西方上演了500多年。西方昨日的辉煌与今日的困境，背后均有资本的影子。

兴也资本

中世纪西欧在罗马帝国灭亡后陷入长期四分五裂、战乱不断的状态。权力的分散、统一集权国家的缺失，使得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阶级几乎不会受到强大力量的限制。频繁的战争导致战争越来越商业化，筹集足够的资金以应付大规模战争成为各方政治势力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富有的商人们逐渐成为各地统治者拉拢和依靠的对象。法国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指出，“作为现代技术的缔造者，战争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加速建立。从16世纪起，就有一种新式的战争，它猛烈地调动信贷、智慧和技巧”。

愈加商业化的战争给了新兴资产阶级极大的机遇。他们手中的权力不断增长，甚至在一些城市公开雇佣军队，建立独立的城邦国家。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在《从公司到国家》中将西方城邦国家的制度概括为公司国家制度：商人控制国家；政府的组成以有限责任和股份制为特征；国家以追求商业利益为明确目标，以代议制进行决策，委托行政首脑进行直接管理。随着一场场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在西欧逐渐建立。自然地，这些国家建立的制度都是公司国家制度的成熟版本，亦即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制度无疑开启了人类经济社会变迁的新路向，人们开始从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神学的愚昧统治中解脱出来，走向世俗化和个性化。西方最早开启的这种现代性进程，尽管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追求自由与解放的理想，但它从一开始就面临着资本的主导、渗透和裹挟，以资本为中心所带来的，只能是有限的甚或虚假的自由和解放。只不过在大量财富和资源的支撑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这种制度的弊端可以被控制在一定范围。

在西方国家，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建立，以资本为中心的各种制度的创设，传统的社会结构和陈旧落后的生产关系的消除，均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和资本主义推动下，西方主要国家在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相继完成工业革命，进入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取代东方成为世界财富制造中心和世界工厂。工业资本主义不仅极大提高了财富创造的速度和规模，支撑了政治统治所需的巨大经济支出，而且使西方获得了极具国际竞争力的工业产品，增强了工业军事力量和对外扩张能力。

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它无法完全依靠西方国内市场实现发展，而是需要持续对外扩张。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后，欧洲各国纷纷从事殖民竞赛和争霸战争，直到两次世界大战。通过绵延不绝的战争，西方垄断了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构建了新的全球经济体系，这便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工业资本主义和世界体系的存在，对西方国家的政治意义极为深远。政治的背后是利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能够超越乃至彻底否定过去主导社会秩序的传统、血缘、地缘、宗教、法律等因素，将不同的阶级或社会集团聚合到一起，让不同群体在利益层面产生关联，拥有国家认同，离不开雄厚的物质财富保障。工业资本主义与世界体系正是给西方国家输送物质财富的两大发动机。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在国内投资办厂，雇佣本国工人，政府则获得大量税源，兴建基础设施，满足了民众一定的福利需求，维护了社会稳定。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存在，使西方资本能够占有全球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回流到西方国家，惠及国内多数群体，使其分享资本霸权红利，认同资本主义制度。然而，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以金融资本与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垄断资本的形成，资本与西方国家之间的“默契”被打破。

1 月 11 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宣布，北约和欧盟同意成立恢复力和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工作组(图片来源 ：视觉中国)

困也资本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元和黄金脱钩、新自由主义兴起、新的金融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明、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盛行等因素，为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积累与扩张创造了史无前例的机遇。由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上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道路，国民经济由实体经济为主转变为虚拟经济为主，跨国公司则借助全球产业链从世界市场获取高额财富。其后果是，西方国家内部就业岗位大量消失，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中小民族资本在国内积累的空间越来越小，政府从社会汲取资源的数量和能力不断下降，社会分裂加重。表面上看，国际垄断资本具有超强的敛财能力，但这些巨额财富并没有在西方国内各个阶级之间合理分配。

早在21世纪初，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就敏锐地观察到这类现象，即全球化进程下，一些西方精英形成了超国家意识，他们更加看重自己的跨国身份，毫不关心国家利益。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化下看似由西方发达国家制订的规则，实则代表的是大公司和金融集团的利益。换言之，以往产业资本在西方国内投资设厂的情形不再，取而代之的是虚拟资本的过度积累，产业空心化和“铁锈地带”广泛出现。对于政府而言，大量财源消失，能够向社会提供的福利保障不断减少，支撑自由民主制运转的物质基础严重削弱，政治制度不堪重负。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西方国家因资本助力而崛起，亦因资本过度积累而陷入困境。近些年来，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保护主义等思潮在西方竞相抬头，大量激进政党和政客受到青睐，但这些均无法扭转西方面临的严重困境。在这一背景下，历史开始重演：从外部寻找“敌人”来转嫁危机、转移矛盾，成了一些西方政客的最优选择。当前，地缘位置极为重要的一些地区，如东欧、中东、东亚等，要么正在爆发冲突，要么笼罩着浓重的冲突阴霾。在这些局势紧张的地区，均有西方垄断资本的身影。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社会主义中国，也成为西方国家频繁“碰瓷”的对象。一些西方政客制造“新冷战”“修昔底德陷阱”“大国竞争”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叙事体系，企图在西方内部凝聚共识，对中国实施强力打压。

世界没有永远的霸权，以资本主导为原则的西方文明绝非人类历史的终点。在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的当下，全面发展的中国坚持自主性，秉持维护和增进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理念，坚决摒弃霸权主义的逻辑，以自身发展带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今天的世界早已不是一百多年前西方横行霸道的世界，一些西方国家倒行逆施的结果是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认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更加坚定地“去西方化”，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加速霸权主义的终结。（作者系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