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政治，加剧西方政治部落化

美最高法院于当地时间2019年7月26日驳回加州联邦地区法院裁决，为特朗普修建美墨边境墙扫清障碍

欧洲极右翼政党兴起、政治素人当选美国总统、英国公投选择脱欧……近年来，黑天鹅事件在西方政坛频频上演。这些事件背后，我们总能看到身份政治的魅影。

身份政治是一种群体认同需求在政治上的反映。当某个群体的自我界定与外部社会的规则规范产生差距，内心的价值或尊严没有获得社会承认时，这个群体就会在文化和政治层面向社会提出承认其身份的要求。

身份政治的兴起到底怎样冲击西方民主和政治格局?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身份政治的源起与流变说起。

身份政治的历史源起

身份政治作为一种话语，产生于20世纪反殖民运动的历史进程中，并分化出欧美两种思想和政治语境。

在欧洲，最先阐述身份政治的学者，是法国哲学家萨特和文化批评家法农。萨特认为，自我意识是个体与外部环境互动的结果，并以此分析了犹太人和黑人两种社会身份的建构逻辑。他指出，反犹主义来源于法国底层人士对于丧失优越地位的焦虑，这些人通过将犹太人污名化而获得一种身份上的优越感，附带塑造了犹太人的群体意识。与之类似，黑人的身份来源于白人的文化殖民，白人以肤色作为划分标准，将黑人界定为一种无法摆脱的奴役身份。法农进一步对黑人的身份困惑进行精神分析，指出黑人的历史遭遇使其具有无法获得主人意识的下等人身份，他们要想获得政治解放，就必须首先获得文化解放。

身份议题在欧洲表现为一场哲学运动，在美国则表现为一场社会科学运动。

20世纪中期，美国社会理论的主导研究范式是个人主义，即社会的基础是理性的个体。但是，在一批学者的影响下，美国社会科学界逐渐认为个体意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因而更加注重个体与外部环境的互动过程。美国心理学家爱利克·埃里克森将“身份”发展为一个社会心理学概念，以便将社会历史纳入个体心理研究之中。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激进运动中，身份问题被政治化，演化出身份政治的话语形态，成为一些群体抗争的政治形式，具体表现为黑人、女权、同性恋等多项议题。一些往常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少数群体，开始基于差异性，主张自己的群体政治权利，客观上分化了西方民主政治统一的道德基础。

早期的身份政治，被边缘群体用来反抗白人的文化压迫和社会歧视。作为文化解放的一种诉求，身份政治参与到强调经济解放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成为20世纪反抗西方殖民政治和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苏东剧变之后，美国通过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普遍主义文化观念，将全球化带入“美国时刻”，并通过这一过程消解了身份政治的革命性因素。通过强调自由主义的个体公民权，美国重新确立了民主政治的统一道德基础。通过强调文化多元主义，美国也承认少数族裔的群体权利。在此背景下，黑人、女权主义者、同性恋人士不断受到自由民主体制的优待，对于他们的政治和社会承认，消解了这些群体的革命主张，促使他们成为新的既得利益群体。

白人成为身份政治的新一轮主张者

历史总是变动不居。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美国大企业为了赚取高额利润，积极推动全球产业布局，将制造业大量转移到其他国家，同时在美国本土重点发展金融和科技产业，并通过开放移民体系，不断补充所需要的高端人才和底层劳工。

而在美国国内，去工业化的产业调整进程，加上开放的经济和移民体系，抬高了产业准入的门槛，导致大量缺乏市场竞争力的白人陷入失业境地。同时，文化多元主义不断稀释美国文化中的白人基因和盎格鲁—新教传统，进一步加重了白人群体的焦虑感与被剥夺感，使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逆向挤压”和“逆向歧视”，他们认为自己日益成为美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局外人。

尤其是在美国中西部地区，白人大量失业，家庭衰落，毒品泛滥，由此产生了大量经济和社会问题。2016年，在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动员下，这些人涌上街头，通过投票支持特朗普，表达对全球化精英和文化多元主义的愤怒和不满。他们抱怨自己的文化身份日益边缘，并开始高举身份政治的大旗，成为身份政治的新一轮主张者。

西方政治格局的部落化

随着白人、黑人、女性、同性恋等多个群体都主张身份政治，要求主流社会承认其文化身份，美国开始从“大熔炉”退化为“色拉拼盘”，难以构造共同认同和文化叙事，政治的部落化由此加速。

当然，这并非美国独有的政治现象，而是席卷欧美国家的一种政治文化风潮。早在2000年年初，欧洲新右翼就发展出强劲的认同主义运动，试图抵制全球化和移民对欧洲文化的侵蚀。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欧洲对地中海世界穆斯林移民的恐惧更深，因而对于人口下降带来的族群生存问题需求更为急迫。随着白人文化支配地位的下降，传统的身份政治议题发生逆转，白人也成为身份政治的主张者，社会结构向一种均等对峙的方向转移，最后发展为两种文化族群的对立。

文化族群的对立及其引发的政治对抗，推动民主政治向部落政治蜕变，白人和少数族群凭借种族的独特性以及由此塑造的文化基因，发展出两个不同的部落群体。其中，“一个包含大多数的少数族群，一个是压倒性的白人;一个生活在海岸和城市，一个散布在乡村和广阔的远郊;一个信守传统信仰，一个日益鄙视所有的宗教;一个是粗俗的民族主义，另一个的眼光变得愈加全球性;双方各主导一个主流政党，并且最危险的是，它们日益疏离，密度和强度日趋增加”。

总之，西方民主政治在身份政治的裹挟下，日益卷入一个族群对立的政治漩涡，从而终结了后冷战时代进步主义的乐观基调。西方社会如何走出这种充满焦虑和愤怒的部落政治，仍然是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孔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