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牛因为勤劳，常被用来形容忠厚老实、勤劳肯干的劳动者;如今却成了令人气愤、纠结、无奈的票贩子的代名词。医院挂号、春运购票、体育赛事等总少不了黄牛的身影。黄牛党从哪儿来?能否终结?

前世今生：有需求就有供给

黄牛被用来指称票贩子由来已久，但现有的文献中鲜有相关的详细记载。有一种流传颇广的说法认为，黄牛起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

倒票行为是现代都市社会的产物。当时的上海，遍布十里洋场的都是人力车夫，车夫身着黄色马甲，被称为黄包车。因为价格便宜，黄包车被形象地称为黄牛车。随着火车、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出现，群众出行就面临着买票的需求，车夫们因长期在火车站、汽车站拉活儿，就与一些车站管理人员混得厮熟，常常帮助有需求的顾客买票，并从中获取一些报酬。

这种靠出卖售票服务换取金钱收入的黄牛行业，在诞生之初是受人喜爱的。当时报刊上有语曰：“上海的黄牛党，有组织，也很负责，在电影院门口出卖的票子，虽然价钱贵些，决不是假票子，一定可以看得到电影。”

在这种靠顾客口口相传的大范围传播下，黄牛的知名度迅速得到提升。可以想象，一个急于归家的人在黄牛的帮助下买到了归程票，势必会在再次走投无路时找到黄牛。发展到最后，一说买票，第一反应就是“找黄牛啊”。

还有一种较为文绉绉的说法认为：“黄牛”在沪语中原是喻指掮客，属于“无本经营而又不承担风险的买卖人”，所以被喻为“黄牛肩胛塌而如同无”。上海人把负责任称担肩胛，而黄牛的肩胛骨下塌像没有似的，因而黄牛被赋予“不敢承担风险和责任的人”的意思。

与原来人力车夫帮助顾客买票不同，现在的黄牛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游离于正常市场经济秩序之外的投机产业。如今的黄牛职业精神差了许多，由服务性行业变成了一种靠垄断资源榨取巨额利益的团体，他们游离于市场规则甚至法律之外，以倒卖稀缺资源获取巨额差价。黄牛在资源稀缺领域与内部人员勾结，一边利用各种利益关系囤积稀缺资源，一边高价出售稀缺资源，利用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敛财。

变与不变：有稀缺就有黄牛

一切资源稀缺领域都可能存在黄牛。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粮票、自行车票到如今的商场积分、苹果手机、婚宴预定等，黄牛党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攫取利益的领域也在不停变化。但从经济学视角来看，黄牛的本质永远是利用供需不平衡进行倒卖，在买卖双方之间低吸高抛赚取“返券”利差则是黄牛永远不变的特征之一。

如果不考虑对社会公平的负面影响，单纯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黄牛的存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资源的有效配置。没有开通网络售票的时候，去火车站排队买票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还要承担买不到票的风险。从黄牛处买票虽然多花了金钱，但排队购票付出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交通成本和风险成本，未必比购买黄牛票划算。

因此，综合权衡之后，一些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宁愿加价买黄牛票。在笔者身边，就有朋友从来都不为出行担心，认为如果有需求，多花些钱购买黄牛票就行了，愿意以金钱来解决自己买票可能存在的焦虑问题。

然而，对于无力承担额外金钱成本的人来讲，黄牛党着实令人憎恨。从北京坐汽车回河南老家的博士生鲁华认为，黄牛党以囤积各类稀缺资源为职业，霸占了相当一部分本应该在市场上合理分配的资源，加剧了社会分配的不公。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断言：“有50%的利润，资本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黄牛党的滋生就与巨大的利益诱惑相关。

春节前，一段名为“外地女子北京看病怒斥黄牛”的视频在网络上疯传。一名女大学生怒斥黄牛将300元挂号费炒到4500元，导致自己无法为老人看病。如此明目张胆，不顾人死活地攫取利益的黄牛，已成为当下经济社会中的一大毒瘤。

与巨大的利益诱惑不相匹配的是违法成本的低廉。虽然我国刑法对倒卖行为严重的做出了“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黄牛通常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一般给予1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罚金在1000元以下。这与黄牛能攫取的利益相比是微乎其微的。

看得见与看不见的黄牛

毫无疑问，黄牛已经充斥在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去电影院，黄牛在门口徘徊卖优惠券;去看球，黄牛举着一大叠票称可以便宜处理;甚至在结婚时，有些黄牛在大家普遍认为的良辰吉日定下酒店包间，然后加钱转手卖给真正需要的新人;苹果手机在我国刚上市时，甚至有苹果店因黄牛太多而停售，让人大跌眼镜。

但这些活跃在我们日常生活领域的黄牛充其量只是靠体力和“小聪明”钻营的末流黄牛党，还有一些黄牛党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更大的社会危害性。

民国时期，为了维持纸币的币值稳定，国民政府一段时期要求所有人将黄金、白银、银元等硬通货换成纸币。当时，上海工商界赫赫有名的资本家都知道国民政府已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于是富商们一起做黄牛党，囤积大量金银外汇，攫取社会财富，导致纸币迅速贬值，国民经济加速崩溃。

还有一种黄牛——司法掮客，看似与多数民众没有直接接触，实则是危害社会的巨大毒瘤，与攫取巨额社会财富的黄牛相比，其危害性不遑多让。在一些案件中，司法掮客在获知案件线索后，千方百计找到纠纷当事人或律师，承诺“搞定”案件、“摆平”事情。他们通过错综复杂的关系，拖法官下水，扰乱社会的司法正义。这是利用自己拥有的稀缺司法资源，干扰正常案件审理从而达到个人目的的高级黄牛。

最为高级的黄牛曾在覆灭的清王朝官场中昙花一现，在官场上为不同的人牵线搭桥，被称之为权力掮客。清康熙年间，康熙第八个儿子爱新觉罗·胤禩的党羽走卒任伯安，依靠其在吏部担任刀笔吏的机会，记录大清朝数百名官员的过失形成《百官行述》，以此要挟百官听从胤禩，帮助胤禩在朝廷各个部门培养党羽。身为末流办事员的任伯安，凭借在吏部打杂的机会将有限的资源运用到极致，几个手抄笔记本，就将大量朝廷重臣玩弄于股掌之中，横扫大清官场。凭此亦可称之为官场黄牛党的开山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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