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蜿蜒着终于抵达重庆。

安居不久，白先勇被送到西温泉小学念书，那里多是军政要员和社会名流的子弟。

突袭而至的肺病却为白先勇画地为牢。他见不到朋友，只有家中两位佣人的陪伴让他感到一丝温暖。“有一阵挺厉害的，每天只能躺在床上，最多出去散散步。”重庆把战火阻挡在外，但疾病也让白先勇的内心封闭起来。

重庆—南京—上海，政权更迭的前兆

父亲并不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在白先勇心中，白崇禧确实是儒将。

但居住在重庆的一段日子，每次见到父亲，白先勇都会看到他肃穆的表情。最初是因为白先勇的肺病，后来，战火的温度开始舔舐周遭的空气，父母之间谈论着“贵阳不保”“重庆危急”……困在小房子中养病的白先勇努力想象着外界的战争，排解着内心的压抑。

但转变似乎是突然之间的事情。收音机里传出日本投降的消息。人们在庆祝战争的结束，却不知另一场战争的阴云已经漫卷天边。

白家又要动身了。抗日胜利了，但命运注定还要迁徙。不过这一次没有那么狼狈。

告别愁云惨雾的重庆，白先勇一家来到南京。有雨花台有秦淮河的南京，当然，也是国民党的南京。

白家在南京的生活是短暂的。很快，白先勇随全家去到上海。

那时白先勇肺病未愈，被家人安排在虹桥的一座洋房中。生活回到了寂寥，每日他所能做的不外乎看看金鱼，或和两只小狗玩耍一番。“在上海郊外囚禁的三年，我并未会到过真正的访客。”白先勇在日后的文章中如此写道。于是，他开始了阅读，包括《三侠五义》《金粉世家》。

随着国共内战逐渐升温，囚于上海一隅的白先勇却终于养好了肺病。1948年左右，在国共战争的高潮时期，自先勇开始重返校园，考入南洋模范小学。

父亲白崇禧对于了女的教育一直很看重，每月仍会查看白先勇的月考成绩单。“我们家孩子的家庭地位是用学习成绩排的。念不好书，没有家庭地位的。”白先勇大笑着说。显然，白先勇的“家庭地位”很高。于是，他有闲暇去租书铺，抱回张恨水和巴金，有时也有鲁迅。

不过，父亲白崇禧要求他读的是《四书五经》或者《前后出师表》，这些闲书白先勇每次都是偷藏在书包里带回家。

那时的孩子也不会错过他久违的繁华世界。他开始去国际饭店，看好莱坞电影，生活中终有了些公子的样子。他在那时，被家人带去看梅兰芳演出的《游园惊梦》，那首曲子就钻到了他的脑袋里了。从那时起，再没散去。

这是上海最后一刹那的繁华，回光返照般。国民党战时节节败退，上海物价飞涨，焦虑的人们提着大量贬值的现钞从街头换回一口饭食。曾经不夜城的景象犹如印在纸上的挂历，瞬间被撕去，露出了惨白的墙壁。

“我能感到大人的那种焦虑。”白先勇回忆着，“大人们在那议论，可能要走了，要走了。”那时候白先勇经常要打背包，熟练得很。“用油布打背包。那时候被褥不好买的，被褥最重要。”白先勇笑呵呵地说。

政权更迭的前兆就这样印在了一个岁孩子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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