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公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用千字篇幅勾勒了新一轮国企改革的路线图，其中，国资国企管理体制改革受到了各方关注。

《决定》指出，将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专家认为，通过此次改革改善国资管理，将更多让主管部门由管资产转向管资本，减少对企业活动的干预，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同时，国资委、国资运营投资公司、国有企业三者之间可能会形成三级架构模式，即监管者、资产所有者和具体的企业运行之间的关系。

国企管得好不好目前没有标准

一家地方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人表示，“国资委管资产的时代，国企一味加大投资，不管效益如何，反正钱投出去了就进入账面资产；如果改为管资本，那就要看分红回报和企业价值的提升，企业价值是由市场决定。”上述负责人表示。

国资研究专家、上海天强管理咨询总经理祝波善表示，目前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管理的核心思路是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主要通过收入、利润等6个指标，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有企业注重的都是资产的增长，利润的增长，而不谈改革。

“事实上，国有企业之间的差别实在太大了，管理上不能一刀切，而应该根据不同企业的特点定出不同的指标。尤其是像国家电网、中石油这样的垄断型国企，跟竞争性的国企，管理方式有很大的不同。”祝波善表示。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国有企业管理得好不好没有标准。比如，对于一些垄断企业，它的利润率应该是多少？假设30%的利润率，那是不是意味着国资委监管做到最好了呢？企业的股东就应该满意了？企业就创造了最大的企业价值了？我们无从知道。因为没有参照系，这是最大的问题。

徐高认为，国资委给国有企业的指标是非市场化的指标，这导致了国有企业的一些非市场化的行为。目前国资委考核国企的标准，是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考核的是资本增长的速度。这很容易导致国企的过度投资，因为投资可以扩大资本规模，但市场化的企业一定要考虑投资是否合算，如果投资太多，投资回报率很低的时候，就是在摧毁企业的价值。

国企改革一度被称作“最难啃的骨头”。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曾表示，当前国资改革不顺畅，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政企分开、政资分开不到位，就在于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就已经开始酝酿。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在10月20日举行的全国国资监管政策法规暨指导监督工作座谈会上表示，正在认真准备国资国企改革方案，争取三中全会后尽快出台，形成上下联动的改革局面。

“我国国有企业仍处在市场化改革的关键阶段。将研究界定监管企业的功能定位，深入探索分类监管的途径和方式，提高国有资产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激发国有企业活力。”黄淑和表示。

简单复制淡马锡模式“不可能”

此次《决定》中明确要成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被一些学者视为此次国企改革中的一大亮点。此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为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方案”曾受到各界关注，其中针对国企改革，提到了淡马锡模式。

在业内看来，成立若干国有资本经营公司和设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即国企监管重点由原来的“管资产”转向“管资本”。其目的是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资料显示，国资委第一任主任李荣融上任之初，曾赴新加坡考察，表达出对淡马锡模式的浓厚兴趣，并在多个公开场合提出争取尽快成立“第三家”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协助国资委从事国有经济运营和战略重组。

这也与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的观点一致，即组建国有资本投资基金公司，来代替国资委现有的监管职责。

淡马锡公司是由新加坡财政部负责监管的一家控股公司，以控股方式管理着23家国联企业，其中包括14家独资公司、7家上市公司和2家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各类大小企业约2000多家，职工总人数达14万人，总资产超过420亿美元，占全国GDP的8%左右。

国家发改委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表示，由于我国人口规模、经济体量等都同新加坡有着巨大差异，简单复制淡马锡模式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要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同时，参照自身成功经验，实践中间必然要找出符合中国自己的经济实际的管理模式。

国有资本经营公司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是专业的国资运营平台。国务院国资委此前曾先后明确了中国诚通集团、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和中国国新公司作为国有资产经营的试点单位。此外，若干地方政府也设立了专业资产经营平台来解决困难企业重组和退出问题。

早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在一些地方也出现过类似国资管理公司，当时叫投资控股公司。例如在上海，原来的上海机电局就改成了上海机电控股公司，原来的上海纺织局，就变成了上海纺织控股公司。

专家认为，目前来看，诚通集团和国新公司在运作上都不能说是很成功，原因就是国资委应该放给公司的一些权力没有给。

“国投公司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国资运营公司，完全做资产、做股票，和做实业的公司不一样。”高梁表示，未来成立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将注重改善国资管理，更多让主管部门管好投资方向，减少对企业活动的干预，政企分开，政资分开。

国有经济将更多投向战略性行业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组建若干个国有资本运营公司，通过由管资产到管资本，管资本的导向影响作用更大。通过国家投资导向来扶持或抑制一些行业，间接体现国家意志。”

国家发改委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认为，从此次《决定》可以看出，国企改革的意识形态前提依然是要确保国有经济的支柱和基础地位。在此基础上改善国资管理，同时要调整结构和布局，更多投向国家安全和战略性行业。

国务院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继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源于中国国有资产的分级监管，组建后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极有可能是分级管理。与此同时，国有资本所属行业不同，投资的目的也不同，还可以按照行业来分，比如可以建立能源、交通等投资或运营公司。

高梁也表示，未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具体管理模式，应该根据不同企业的行业区别，因地制宜、因行业制宜，根据实际情况，分类管理或分区域管理，不会大规模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

今后，国资委、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国有企业三者之间将呈现何种关系？

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国资国企改革专家季晓南认为，国资体制是采取“两层架构”还是“三层架构”，即实行“国资委—国企”的模式还是实行“国资委—国资经营公司—国企”的模式，一直存在不同看法。

国企特别是央企近年积极推进整体上市，并准备探索国资委直接持股试点，实际上实行的是两层架构模式。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设立若干国有资本经营公司，这对现行的国资体制是新的课题，要按照中央要求抓紧进行研究和制定方案。
高梁则认为，从逻辑推理看，三者今后将会是三级架构，即监管者、资产所有者和具体的企业运行之间的关系。

“成立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最重要的是，有助于让国资委真正恢复原来的面目，国资委的功能可能会大大缩小。”祝波善表示，本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就应该是做监督和管理，而不是给企业做婆婆，给企业下指标。（新京报）

国企改革或将从高管薪酬“下手”

“以后，国企高管想随便就拿高薪可没有那么容易了。”20日，对于《决定》中所涉及的国企高管薪酬问题，国务院国资委一位从事国资研究的专家表示，个别国企高管领取的高额薪酬，之所以让人感觉不合理和不舒服，其实还并不只是薪酬数字的表面问题，而是其特殊背景。“一方面，其企业家地位来自于类似官员的行政任命而非市场化选聘；另一方面，其在薪酬上却享受着市场化的成果。这种亦官亦商的职业待遇，自然就会让大家觉得不合理和不公平。”

“因此，要想有效规范国企高管薪酬，简单降薪并不能达到目的，关键是必须充分划清‘官’和‘商’的界限，充分利用市场的‘无形之手’。”这位专家表示，对于这一点，《决定》中已有明确说法——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

提高红利上缴比例 控制国企盲目投资

对于《决定》中所提到的“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国资委研究中心竞争力研究部部长许保利表示，全社会对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的呼声已经很久了，“应进一步细化不同央企的上缴比例，要考虑到行业的差别、企业的发展阶段和经营水平，例如一些正在发展中的新兴产业和亏损的公益型国企，上缴比例就不宜过高。”

改组国资投资公司有利于国企向下放权

“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这强调了央企集团对下属公司的放权。”一位国资专家表示，目前央企集团的行政气息较重，下属公司权责不对等，难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如果有条件的央企集团改组为资本运营的控股公司，下属企业就能发挥更大的经营自主权。

“此外，一些央企集团组成国资投资公司，有利于一些央企分拆出部分业务或项目引进民资，有利于混合所有制的发展。同时，国资投资公司的建立，还可以较好地解决国资进退的问题，可以把效益不好的业务剥离出去。”

资料链接

《决定》有关国有企业的条文

关键词：薪酬

原文：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

关键词：国有资本运营公司

原文：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

关键词：上缴红利

原文：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关键词：混合所有制经济

原文：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北京青年报，记者 陈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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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高管亦官亦商好处“两头占”

日前，由人社部牵头进行的针对央企和国企高管收入的调研已经基本结束。调研发现，央企和国企高管收入存在较大的不平衡状况，这一现象在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中表现较为突出。极个别国企高管甚至可以领取上千万元薪酬。

与此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说明规范国企高管已经提上日程。

一直以来，人们常说要降低国企高管薪酬，那么国企高管到底是属于官员还是商人呢？如果是官员，那当然不应该享受美国华尔街企业家的薪资；如果只是商人，则不应保留同等级别的体制内养老退休等福利待遇。国企高管的亦官亦商状态，实际上是高官与高管的好处“两头占”，自然会遭到民众的不满和诟病。

有关部门曾经针对国企高管收入过高问题予以治理过，如国资委目前为央企高管制定的平均年薪为70万元。但是国企高管的薪酬过高问题还是没有杜绝，如人社部此次调研发现有国企高管收入接近千万元就是例证。

笔者认为，靠对国企高管降薪既不能规范国企高管的收入，也不能平息民众对此的抱怨。

首先，国企高管们的巨额薪金不与业绩挂钩，且旱涝保收，在某种程度上离不开国家和政府的扶植。更有一些国企，迄今还享受着种种“政策性利润”。而一些民企从事同样的行业，历经更多的辛劳，营业利润和员工薪酬却远不及财大气粗的国企，这当然不能让人服气。

再者，目前国企高管的薪资不公开不透明，一般群体不了解，故广受民众的猜测和诟病。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作为人民应该知道国企高管拿了多少薪酬。所以，国企高管要加大公开透明度，国企高管薪酬多少，要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最后，国企高管的晋升不是由市场做主。在很多行业，国企高管虽然名义上是企业管理者，但其实也有着相当高的行政级别。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由政府官员调任而来。一些自主创业的民企管理人才，即便才华出众能力过人，也不可能找到进入国企管理层的通道，更拿不到丰厚的报酬。实际上，这不仅是对人才资源的浪费，更不利于国企的未来发展。丰厚的年薪和崇高的地位，让国企高管轻松成为精英人士，也在某种程度上，压抑了一些民营企业家的创业激情。

对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决议中特别强调要“让国企和民企拥有更平等的市场地位，形成更良性的竞争环境。这势必要求国企高管们完善自我，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

同时，“国有企业要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职务待遇、职务消费、业务消费”的规定，打通了国企高管这条相对闭塞的人才竞争通道，让在市场上创出业绩的民企管理人员，有机会进入国企，这无疑会让更多人才得到机会，进一步释放社会的创业活力。

总之，在未来国企高管薪资改革如果仍不完成“公开竞争上岗”、“收入与绩效挂钩”等重大改革措施，那么所谓的国企薪酬体系改革也将成为一句空话。希望人社部的调研结果能够最终促成国企高管收入的规范化、透明化。（经济参考报，文 张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