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力量在急速上升。无论是欧洲、美洲，还是亚洲，在世界很多地方，对全球化的负面情绪、言论和行动充斥各大媒体，全球化遇挫、“反全球化”逆袭的趋势非常明显。

在美国，两党候选人不约而同地都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说不，偏好封闭、孤立、民粹与保护主义的特朗普受到普遍欢迎，并且出人意料地最终赢得了总统大选，其鲜明的“反全球化”立场让人们十分担忧，成为今年年末全球最大的“黑天鹅”事件;欧盟右翼势力逐渐抬头，英国脱欧公投产生出人意料的结果，欧洲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政党在一些国家获得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而上台，德国公开反对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倾向于实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人员、商品、资本自由流动的壁垒愈发明显……凡此种种，都反映了全球范围内“反全球化”思潮乃至行动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为何在持续多年的全球化浪潮下会出现“反全球化”的趋势?当前新一轮的“反全球化”有何特点?对全球包括我国有何深远影响?我国应如何面对?

“反全球化”何以逆袭成势?

全球化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历史和制度原因，是世界科技发展的结果，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全球化的核心是经济全球化。虽然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和不可抗拒的客观现实，但人们对其认识仍很不一致，尤其在经济衰退和萧条时为甚。

对全球化认识和态度的巨大分歧，说明了全球化的复杂性。但可以肯定的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已触动许多人的切身利益。无论富国还是穷国，虽然全球化提供了巨大的机遇、潜力与可能，但同时也产生了人类必须面对的许多新挑战，对为数众多的人来说，教育、就业、收入、健康、文化、环境等切身问题都变得更加不确定、不安全。这是“反全球化”现象兴起的根本原因所在。

具体来看，“反全球化”作为一种思潮和一场运动，其出现的背景及原因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发达国家间和发达国家内部经济利益的冲突。发达国家虽然是全球化进程的主要获益者，但全球化对它们同样存在不利影响。一方面，在缺乏国际有效监控和管理的情况下，资本和商品在全球更加自由地流动，使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更趋失衡和不稳定;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更加突出。作为经济全球化最大牟利者的美国，却正是西方国内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也是“反全球化”声势最大的地方。

第二，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南北矛盾。尽管全球化对发达国家有这样、那样的挑战, 但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发达，经济自主能力强并拥有资金、技术经验、产业结构优化、经济结构相对合理等优势，并处于全球化进程的主导地位，他们能够有效避免全球化的挑战。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处于全球化进程的从属地位，一些国家甚至处于全球化的“边缘”，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低下，经济自主能力差，而且在国际贸易、金融、投资、科技开发和创新等各方面都处于劣势。因此，全球化的消极后果将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承担。

第三，经济全球化同样加剧了全球范围内文明和价值观的冲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全球化输出其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并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和传媒手段推广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使许多古老文明国家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面临威胁。

“反全球化”的特点与演变

其一，“反全球化”的社会基础广泛。在发达国家，其参与者不仅是下层民众，越来越多失落的中产阶级因生活条件和环境的恶化也加入其中;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反对全球化的声音遍及各个社会阶层。

其二，“反全球化”势力背景庞杂，动机和目标各异。多数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主要反对全球化给发达国家带来的产业“空洞化”和由此产生的失业增加、社会福利下降等现实经济利益问题;发展中国家则主要反对由全球化带来或强化的不民主、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以及由此加剧的南北贫富差距。

其三，“反全球化”的主导地区具有不平衡性。美国和欧洲是全球化的中心，同时也是“反全球化”的中心。从全球化中受益较多的发展中国家，目前“反全球化”力量相对较小。而在一些屡屡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发展中国家，“反全球化”的运动与言论则很多。

其四，“反全球化”的力量来源与产业的兴衰更迭有密切联系。一般而言，更多的“反全球化”力量来自原第一与第二世界中处于衰退产业的“旧经济”部门，而不是“新经济”部门。这与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所造成的利益分配不均、生态环境受损及生存条件变差等直接相关。

其五，“反全球化”体现了一种新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作为后冷战时代新的意识形态，它与全球化是针锋相对的;同时，“反全球化”与冷战后全球范围上升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排外主义力量与情绪普遍联系在一起。而且，在全球化时代，一些弱势文化、文明、传统的生存与延续受到了全球化强大而空前的挑战，“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在为此而斗争。

其六，“反全球化”活动已逐渐由过去的无序状态向组织化、机制化方向发展。尽管现在还不能断言“反全球化”势力已在国际上形成统一的组织和协调机制，但这种趋势在不断强化。在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中，在一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精英中，除了过去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外，已开始出现一些典型的代表性人物和政党，其声音和行动已不能再像十多年前那样轻易被人忽视。在发达国家内部，以孤立主义、极端民粹主义形式现身的“反全球化”思潮和运动，已逐步上升为一种影响其内政走向的政治势力，具有指导性的理论基础也在慢慢成形。其形式也日益多样化，大规模的群众示威，非理性和极端暴力行为，各种全民公投事件，代表极端势力、偏激思想和非理性立场的政治领袖越来越多地登上前台。

“反全球化”的影响及未来

“反全球化”不会阻挡全球化发展这一反映当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趋势，不会阻挡或逆转全球化潮流，绝大多数“反全球化”势力均不否认这一趋势，其根本目的在于争取自身利益。

但总的来看，当前的“反全球化”已经对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是，“反全球化”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和利益分配将产生一定的影响。近年来在各种国际会议中都把包容性发展、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社会、数码鸿沟作为重要的议题，即与“反全球化”的发展有关。

二是，“反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加强南南合作奠定了新的基础。近年来东亚、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的区域和跨区域合作再度焕发生机，其根本动因均是为迎接全球化的挑战。

三是，“反全球化”最现实、最直接的影响是使发达国家国内政府、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关系出现调整。

四是，“反全球化”更易被发达国家利用，成为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施加限制的新借口，对此我们要保持警惕。

尽管目前的全球化遇到明显的挫折和挑战，但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治理”，毫无疑问有助于实现人类的和平合作与可持续发展，有助于改善全体民众的福祉水平，“反全球化”不会阻碍这一客观趋势。解决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和种种问题，可能恰恰需要通过全球化来解决。那种认为必须摆脱全球化、走民族主义、孤立主义道路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想把已经日益全球化的经济与社会引向倒退，几乎是不可能的。

面对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博弈，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应积极推动并广泛参与全球化，利用全球化的机遇，继续发挥“后发优势”，加速工业化、现代化、法治化进程，这是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

由此，不管未来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如何嬗变，我们理性的战略和策略应当是：对国内，尽力完善自己的基本制度条件，强力推进各项改革，特别是在考虑自身承受能力的情况下，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尽可能将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成本降至最低。对国外，积极广泛地寻求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国际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与沟通，尽可能分享全球化利益、降低全球化游戏规则中不平等因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有序发展，与世界各国一道，努力探寻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积极“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重新为全球化赋予新的生命与活力，开创有益于建立全人类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新格局。

王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部长，经济学博士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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