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革命，是革命者最大的危险

卡扎菲直到执政的中后期可能才渐渐感到孤独，抗争精神无法解决西方世界在国际政治与经济领域的优势地位，彻底反抗也无法解决阿拉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路径迷惘。

卡扎菲曾经借用托洛斯基的“不断革命论”，希望用革命的热情填补纳赛尔主义哲学与实践层面双重的裂痕。不过作为一个政治家而非理论家的卡扎菲，睁开眼睛后还是要面对他必须与西方打交道的现实情况。

蔑视解决不了利比亚遭受西方制裁后原油产量锐减、国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局面，意识形态也无法再把阿拉伯或非洲兄弟整合起来。老一代的革命同袍大多逝去，卡扎菲最终也走向了妥协。承认自己的革命生涯虚妄，几乎一下子击垮了卡扎菲的桀骜与理想主义，从此以后除了时不时的表演，卡扎菲已经不再是卡扎菲了。

以洛克比空难案的审结和赔偿以及美国“9•11”为契机，当年以反美反西方为己任的卡扎菲竟后退得如此彻底。2003年以来海外资本投资利比亚的数据显示，卡扎菲几乎把包括石油在内的所有领域都重新向西方大门敞开；利比亚还交出了所有当初核开发的材料，向美国提供利比亚境内基地组织的详细情况，公开支持美国和西方的反恐战争。失去革命者头衔的卡扎菲衰老得如此迅速，甚至退居幕后，让自己西方化的儿子出现在台前。

卡扎菲似乎没有意识到，一个曾经的革命者放弃革命同样是危险的。革命一波波的激情，在几十年里掩盖了卡扎菲内政外交上固有的粗疏和草率，矫饰了卡扎菲和他的战友们越来越明显的懒惰和陈腐，塑造了卡扎菲在人民心目中反抗者和斗士的英雄形象，并为民众画出了阿拉伯世界新生的大饼。

当卡扎菲也走向暮年、当折腾疲惫的民众发现那些该有的问题一样不差的还存在时，卡扎菲作为一个英雄的形象和信用坍塌了。回到凡人的卡扎菲，不再享有民众的宽容和豁免，却要面对一切世俗政治家们都面对的民生之苦、世代交替以及治理危机。而这些工作，恰恰是革命了几十年的卡扎菲不熟悉和不精通的。

进退失据的卡扎菲成为一个眷恋权位的老人，理想被剥离后的卡扎菲，已经丧失了他在道义和价值上的自信。他对国家结构的调整越来越丧失了早期的理想主义色彩，而更像维持自己统治的手段。

卡扎菲在《绿皮书》中修正了纳赛尔主义建立世俗政府的主张，宣称要以“古兰经”为依据重整法律体系和社会政治结构。但是他又严厉取缔宗教组织、打击宗教势力。最终，卡扎菲本人，成为了唯一能够充当安拉与世俗世界中介的角色。这种违背伊斯兰教义的思想既得不到教民的支持，又淡化了卡扎菲身上残存不多的纳赛尔世俗主义色彩，最终使卡扎菲上校走向孤立无援。

为了防止卡扎菲家族以外的政治对手的出现，卡扎菲不停地调整国家行政结构、变更国家的政务流程。以世界第三理论的名义，卡扎菲尽可能否定一切已经成型的行政架构，重组各级政务机关及其功能，还反复给国家机关改名以示革新之意。利比亚的管制体系也因此变成谜一样的存在。

卡扎菲建立了总人民大会、总人民委员会等机构以替代传统的立法与行政机关，又宣布这些机构人浮于事有害民主，因而新建了各级公社管理一切基层事务，实行直接民主。最后，他干脆不许各级官员自称领导。弄得全国只有卡扎菲一个领导。

卡扎菲不厌其烦地折腾几乎是为了创新而创新，到最后国家机构因为背离常识而陷入职能混乱、权责不清的境地。也许卡扎菲的初衷是试图以降低政府效率的方式保障公民权益，但600多万人口中公务员数量高达近100万，已经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卡扎菲制造的混乱局面使潜在的政治竞争者无法形成强大的力量挑战他，也使利比亚人民不得不长期忍受官僚集团利用行政程序漏洞大肆寻租的盘剥。

所谓的改革像皇帝的新装，卡扎菲消耗掉的是他几十年来积累的政治威信和道义优势。改革和《绿皮书》暴露出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卡扎菲从来都不擅长、也没认真学习过该如何处置繁琐的政务；他也没有意识到，随着革命激情的消褪，现代化经济与社会结构建设的任务需要大量的业务和技术精英完成。职业革命家面临着过时的风险。疏忽内政太久又学不来建设现代化政府的本事，卡扎菲只能把各级总人大、总人委和公社的职位分给各大部落的长老，利用他们的传统权威维持这个国家的基本运行。

失去了革命大义名分的卡扎菲渐渐丧失了当年应付部落长老的能耐，只能j捡起传统政治中分而治之的智慧，利用石油收益和政府职位的倾斜分配，掀起部族间矛盾借以自保。这一过程中，各部族有得有失，但总的看来是整体重新坐大，这个苦果到以部族势力为基础的反对派在班加西举起义旗时，卡扎菲只能自己吞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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