奖

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环境保护工作，不仅要对违法者进行处罚，还要有奖励制度，要做到奖惩并举。

在接到橙色预警的通知后，北京红狮漆业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了一切生产活动。公司总经理李运德介绍，工厂的年产能为18000吨，一天的产值为50万到60万元。李运德坦言，直接的经济损失显而易见，但间接的损失是重要客户的流失。如果订单无法满足订户的需求，他们会转而选择第二供应商，这也造成了在京企业在同行业中的竞争压力。生产线停下了，但销售部门还要维护客户。

上月橙色预警期间，北京五星青岛啤酒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现在只有两条线参与了生产，限产指标应该是在35%以上，现在是4条线停止运行。对产量，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小的生产旺季，基本上一半的产量吧，（每天）300－500吨的产量就干不出来了。”

当记者问起限产对企业造成的损失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在重污染面前，环保比经济利益更重要，“损失呢，对企业的运行现在不能去谈损失了。环保是第一位的，损失的事情那是由工厂企业来负担的，我们在这儿不谈损失，只谈我们对大气的承诺。”

据了解，2013年1月，北京103家重点排污企业就曾停减产应对雾霾天气。北京市政府表示，对企业超额停产减产带来的经济损失，相关部门要研究补偿政策。

去年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审议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时，罗春桃代表说，环境保护法应该重视奖励。对先进的节能降耗、减排和“三废”治理技术、方案、措施，国家应该在政策上、资金上加大支持力度，要有具体的奖励办法和数额。草案对处罚有数额规定，对奖励也应当明确。这比污染后再花巨额经费治理效果更好、成本更低，更能体现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的原则。

梁维特代表过去18年来一直参与澳门特区政府有关环境保护的立法、宣传、教育工作。他认为，在环保法修正案草案中，大部分都是权责性条款，以对违法者的处罚为主。其实，做好环保工作，处罚和奖励应当并重。可以考虑设立一些地方性的环保工作业绩评价机制和约束性指标达标制度，鼓励地方政府以及有关企业主动、认真地落实环保法。

要驱散雾霾重现蓝天，财政投入是不可缺少的“清洁剂”。今年中央财政设立专项资金100亿元，对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实行“以奖代补”。

2013年10月，中央财政安排50亿元，全部用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重点向治理任务重的河北倾斜。该项资金以“以奖代补”的方式，按上述地区预期污染物排量、污染治理投入、PM2.5浓度下降比例三项因素分配。中央财政将对上述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成效进行考核，根据实际考核结果再进行奖励资金清算，突出绩效导向作用。

据介绍，石家庄前段时间两次集中拆除的35家水泥企业，都具有正常的生产能力，均不在国家淘汰序列，拆除工作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约10.8亿元，涉及职工3780人，减少产值近61亿元、财政收入3亿元。按照“政府能承受、企业能接受、社会能认可”的原则，石家庄市、县两级政府拨付专项资金，对拆除企业给予适当补偿和奖励。

随着大气治污力度的加大，煤炭下游企业在硫份、灰份方面的要求也将提高，政府对环保设施配备、升级改造方面的要求和监管也会越来越严格，企业增加环保投入势在必行。冀中能源集团营销分公司总经理、正高级经济师许登旺说，河北提出了推进洁净煤生产配送体系建设系列措施，其中包括资金补贴。

不过，环保项目补贴的审批程序也应更为透明。井陉矿业集团发展规划部部长孟向东说，对于什么样的环保设备，享受多少补贴，怎样申领这项补贴，企业经常难以了解其中细节，有时甚至要靠打听“小道消息”来获知这方面的信息，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这方面的宣传力度。

另一方面，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一位全国人大代表说，一个地区的发展是以牺牲另一个地区生态为代价的话，就要为损害的生态提供可靠有效的生态补偿，甚至是加倍补偿。当经济发展为生态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就要给予褒奖和奖励。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实行生态补偿制度，这对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坚持使用资源付费和谁污染环境、谁破坏生态谁付费原则，必须因事制宜，明确特定的补偿责任主体，多个主体的要量化责任。坚持落实受益主体，针对目前存在补偿利益虚化、未补偿到真正受损者问题，有多个受损主体的要量化其利益，有多个受损方面的要全面覆盖受损的各个方面。坚持补偿标准体系化，针对现在的补偿没有准确反映受损主体差异性的问题，要在以社会、经济、生态分类细化补偿标准基础上，给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差异性补偿，用于社会重建、经济发展、生态修复。坚持补偿模式多样化，改变现行的以政府财政转移支付为主的单一模式，辅以一次性补偿、对口支援、专项资金资助和税负减免等，同时通过制度规范，避免模式选择和补偿金额随意性。

突围雾霾须建长效机制

治理雾霾，是一场持久的“呼吸保卫战”。发挥法治的规范与引领作用，建立治理雾霾的长效机制，把治理雾霾天气纳入到法治范畴，才是真正治本之策。

环保部部长周生贤3月5日说，去年以来，环保部会同有关部门出台和采取多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从效果上看，一些地方大气质量出现积极变化。尽管如此，环保部在最近采取的拉网式检查和督查中仍然发现三方面问题：一是相当一部分企业偷排，没有尽到社会责任；二是有的地方存在政府保护现象；三是环保部门监管仍不到位，有的地方还存在不作为现象。

多位受访者认为，环保问题并非一时一地能够解决，亟须从中央层面统筹考虑，并对科学发展考核体系、财税体制、生态补偿机制、问责机制等方面做出相应调整，增强地方政府保护环境的自觉性和主观能动性。

考核是“指挥棒”，首先应完善中央对地方的科学发展考核体系。其次，合理划分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调整中央与地方在部分税种上的分成比例。最后，对地方引进的有污染项目实行终身问责制。

河北环保联合会秘书长王路光说，要从根本上改变偏重的产业结构，粗放的发展方式，和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这样才能标本兼治。但是，这些转变需要长期的过程，既要解决好结构调整与社会安定的矛盾，又要解决好老产业退出，还要解决治理资金缺乏，还有科技支撑不足，从长远来看这些代价是我们必须要付出的，只有把落后的产能抛开，传统的产能降下来，才能为产能转型升级，以及城镇化的进一步加快，置换出发展的空间，腾出更多的发展容量。

在中国环境科学院副院长柴发合柴发合看来，政府必须要启动更加强有力的治理和问责，通过加快立法，加强企业处罚力度，进一步提高违法成本，同时加强政府监管，并真正落实对地方政府的问责制，才能够真正把产业结构矛盾调节过来。

　“本次京津冀联动的预警机制和北京采取的应急预案都是可行的，也可以被广泛借鉴，并为区域联合治理加速迈上正轨带来了难得契机。但这势必会让我们从生产方式到居民的生活方式都要面临调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周宏春说，长期看，对于能源结构调整和改善，我们要解决并找到如何清洁、高效使用能源的方法，还需要政策加以引导。为此，周宏春建议，要监控能源使用量，特别是单位密度上的使用量，这就需要区域联动进行监测和治理。

让排污者“不敢为、不能为”，要引入公众监督。长期以来，公众被挡在大气监测的技术壁垒之外。邓中翰代表认为，把监测数据特别是污染源的排放数据放到网上，让社会实时知晓。环保部号召群众揭发破坏环境现象，一旦发现，就狠狠处理。周生贤表示，治理空气污染既要打攻坚战，又要打持久战，只要各方面坚持不懈地做下去，老百姓就会感受到效果。（综合新华社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