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失序三大本源

极端恐怖组织依靠教派矛盾大行其道，教派纷争在恐怖主义肆意妄为下变得更加难以调和，国家在民族矛盾中面临分裂危险……放眼中东，伊拉克不过是2011年地区动荡之后地区乱局的一个缩影。从根本上看，中东失序至少有三大本源，即不断滋生的极端组织、不断升级的教派矛盾和难以调和的民族矛盾。

地区恐怖组织升级

如果没有叙利亚的局势动荡，或许就没有极端武装“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兴风作浪；如果没有外部势力的干预，叙利亚局势也不会延续数年的动荡。中东的难题，不仅在于多数国家面临着类似的恐怖袭击、教派冲突、民族矛盾，还在于这些问题往往相互影响，致使局势不断升级，矛盾错综复杂。

当前伊拉克局势表明，整个地区的难以平静，使中东恐怖势力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和恢复力。如今，他们改头换面，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隐蔽流窜作案的普遍方式，转向攻城略地、割据建国的公开挑衅。

因此，有学者称，以“基地”为代表的恐怖组织已经升级到“3.0时代”。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说，仅在2011年到2013年，伊拉克极端组织数量就增加了58%，成员增加了一倍，恐怖袭击增加了两倍。恐怖组织还在叙利亚、巴基斯坦和也门扩大了根据地。

如今，中东地区的恐怖组织常常超越国界，相互联络，逐渐具有国际化的特点。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恐怖势力在“大中东”地区形成多个力量中心，如横跨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黎凡特地区”，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为据点的北非“马格里布地区”，以及以也门南部和东南部为中心的“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等。

中东地缘版图碎片化的苗头也在加剧这一态势。中东剧变后，强人政权被推翻或削弱，相关国家潜在的部族、教派及民族矛盾逐渐公开化，分离主义随之抬头，中东恐怖组织趁机和地区分裂势力相结合，进一步加深了阿拉伯国家的内部分裂。

伴随着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的社会转型步入深水区，宗教与世俗、民主与民生、改革与稳定等矛盾不断加剧，导致社会秩序十分脆弱，长期动荡风险骤然上升，这一切构成了恐怖主义扩张的肥沃土壤。而“基地”组织的战略调整，尤其是意识形态调整和美国反恐战略日趋功利化，也对中东地区恐怖主义的泛滥有重要影响。

教派矛盾导致中东政治退化

教派冲突是滋生极端势力乃至恐怖主义的社会基础，也是诸多中东国家面临的长期挑战。伊拉克逊尼派和什叶派矛盾的激化，只是中东教派冲突的一个缩影。

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冲突可追溯到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死后继承权之争。一派主张继承人应由穆斯林公社根据资历、威望选举产生，因而认为穆罕默德的门徒、由穆斯林公社推选的四名哈里发（政教合一的领袖）是合法继承人。拥护这个主张的穆斯林即后来的“逊尼派”。另一派则主张世袭原则，认为穆罕默德的堂弟、女婿阿里及其直系后裔才是合法继承人，这一派即后来的“什叶派”。

逊尼派深受阿拉伯文化影响，什叶派则受波斯文化影响。波斯湾地区是什叶派穆斯林集中的地区，但这一地区除伊朗和近年来的伊拉克外全部是逊尼派掌权。什叶派一直在为争取改变政治权力分配而斗争。尤其是波斯文化传统的伊朗，坚持和伊斯兰主流势力分庭抗礼。

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伊斯兰世界教派矛盾并不突出。伊拉克战争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004年指出，从伊朗经伊拉克南部、叙利亚直到黎巴嫩南部正在形成一个“什叶派新月”。与之相对应，埃及、沙特和约旦则构成“逊尼派三角”，“什叶派新月”与“逊尼派三角”之间是对立的关系。

伊朗是“什叶派新月”核心国家。而以沙特为首的海合会国家，是对抗伊朗阵营的主力，它们通过强化一些派别，在伊拉克、黎巴嫩、约旦、利比亚和海合会国家内部对抗伊朗的影响。

2011年中东地区动荡尤其是随着叙利亚危机升温，地区教派矛盾日趋公开化。叙利亚地处中东教派断裂线的中心位置，其国内冲突升温，激化了伊拉克、黎巴嫩、也门等国的教派矛盾。

在伊朗和沙特扩展自身影响力、谋求各自目标的背景下，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差异和冲突格外引人注目。两国带有政治目的的教派主义宣传，使教派主义成为中东政治中的重要因素，不断加剧整个中东的教派冲突。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乱局的背后实际上是伊斯兰教两大派系对中东控制权的争夺，是两大产油国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推波助澜、争权夺利。

教派矛盾凸显中东政治退化。中东各国大多教派杂居，教派矛盾升温将使这些国家内耗加剧，甚至元气大伤。

库尔德人独立将带来新的裂痕

与教派冲突类似，中东地区存在的民族矛盾同样难解。除了纠缠数十年的巴以关系，库尔德人问题也是重要的历史问题。如今它不仅关系着伊拉克的国家命运，而且可能在周边引发更大的动荡浪潮。此外，也门南部重新出现分离呼声，利比亚也出现分裂倾向。这种地区性的苗头令中东前景堪忧。

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四国交界地区，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在中东，库尔德人数量仅次于阿拉伯、突厥和波斯民族。全球约3000万库尔德人中，约1800万生活在土耳其，约500万生活在伊拉克，叙利亚境内20多万库尔德人直到2011年才获得叙国籍。此外，还有近50万库尔德人生活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土库曼斯坦、黎巴嫩等国。在西欧国家有60多万库尔德侨民。

库尔德民族使用库尔德语，信仰伊斯兰教，多数为逊尼派。他们具有自己的民族认同和风俗习惯，至今保持着以血缘为基础的部落组织和古老的宗法管理制度。由于民风强悍，虽屡被强占和欺压，但仍保持着本民族特性而未被同化。

长期以来，库尔德人在分属不同国家的库尔德斯坦地区“来去自由”。每当遇到本国政府镇压时，库尔德游击队便转移到他国库尔德地区，有的甚至把活动基地直接建立在别国库尔德地区。

库尔德人跨界而居的特点，使得库尔德问题连接着土耳其、伊拉克、伊朗三国的神经。为了维护自身安全或者出于教派利益，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以强力手段防止库尔德人独立。加上库尔德人聚居区盛产石油，战略地位重要，一些国家还通过支持邻国的库尔德人来牵制邻国，结果造成库尔德人内部严重分化，在自治问题上一直没有突破性进展。

美国的加入使库尔德问题更加复杂。美国并不支持库尔德人独立，只是将其作为插手中东事务谋取利益的一颗棋子。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中，库尔德人逐渐失去对外部力量的信任，难怪库尔德人说出了这样的名言：“大山才是库尔德人唯一的朋友。”

伊拉克变局为库尔德人独立提供了机遇，但是一旦库尔德人独立将对周边国家带来怎样的震动，如何影响中东局势，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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