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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一丹:一个人遇到一个时代

2015-05-04 10:15 作者:肖莹 来源:《环球人物》杂志 编辑:hanhao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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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27日,敬一丹接受《环球人物》专访。(侯欣颖 摄)

人物简介:

敬一丹,1955年4月27日生于哈尔滨,曾任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1988年加入中央电视台,先后主持《经济半小时》《一丹话题》《焦点访谈》《东方时空》等栏目。

4月27日,敬一丹60岁生日。那天,她将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8:00,吃一碗女儿亲手煮的长寿面;10:00,赶到央视老台址附近的一个小花园里,接受《环球人物》记者的独家专访;12:00,回到母亲家中,又享受一顿“祝福餐”;14:00,返回台里,开始为当晚《焦点访谈》的录制做准备;19:36,《焦点访谈》播出前两分钟,在微信上发出两张图片,一张月色下的央视大楼,一张当月主持人值班表,配图的文字,描述着她淡然的心情:“享受着工作,进入告别倒计时。”

是的,敬一丹要退休了。

需要一个“间隔年”

退休这件事,敬一丹身边的人其实早就知道。近一两年,她一直给自己做心理暗示,碰见熟人时经常有意识地提一嘴:“我要退休了。”可最近,这件事被拿到桌面上,竟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

“就一个退休,怎么弄出这么大动静呢?”和《环球人物》记者聊起这事,敬一丹的言语中透着一丝“想不明白”。她似乎并未意识到,与《焦点访谈》相伴20年,她的这一“生活方式”,已构筑了整整一代人关于舆论监督进化史的集体记忆。

4月27日上午10点,敬一丹按照约定准时到来,将《环球人物》记者引至小花园深处的长椅旁。“在这里(采访)行吗?不打扰那边老人们锻炼,咱们聊起来也比较安静。”采访中的每一个细节,她似乎都能提前考虑到。

眼前的敬一丹,穿件素色衬衣,搭配一条色彩鲜艳的围巾,图案是她最喜欢的向日葵。“好看吗?我特意挑的。过生日嘛,总不能太素。”她一面任由摄影记者调整服饰细节,一面熟练地将微型麦克风别在衬衫前襟,还不时就机位的选择发表意见:“这边背景干净一些”“景深可以再大点”“坐在树下容易有光斑”……一连串专业术语从她嘴里蹦出来,一如吃饭、睡觉这类最家常的名词那么自然。

话题自然是从退休聊起。“在这件事上,我是有准备的。《焦点访谈》3个主持人排班,排到4月份的时候,我主动提出4月1日《焦点访谈》21岁生日那天,我来值班。再往后排,我又主动要求在27日我生日这天值班。将来,我的生日可能会过得多种多样,却再不可能有工作中的生日了,所以我特别珍惜这种状态。”

敬一丹向《环球人物》记者解释,她的主持人生涯并非外界流传的那样,在60岁生日这天“咔嚓”一刀利落终结。“事实上,明天我会在新台址录《时代楷模》,这是个月播的节目。4月的最后两天也是我值班。但等到‘五一’小长假开始,就换另一位主持人值班。这是一种类似仪式感的安排。我无意将《焦点访谈》做得有特别强烈的个人色彩,但我内心还是需要一种告别的感觉,所以我愿意以这种方式,度过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天。”

敬一丹说,退休后,自己需要一个“间隔年”,之后再重新规划生活。“我可能有更多机会回到校园,和年轻人交流,也可能参加支教,成为一名志愿者。”

6岁的敬一丹。

曾对电视“一点感觉也没有”

人们提起敬一丹,有两个标签是一定不会忽略的:一个是《焦点访谈》,另一个就是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前者是她职业生涯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后者则是她交付了青春年华的地方。

进入北广以前,在哈尔滨长大的敬一丹经历了4年的知青生活。1976年冬,她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走进北广,半年后,高考恢复。“看着77级同学,我就觉得,我们之间哪里是届与届的不同,分明是代与代的不同!他们是恢复高考后很正规的大学生,我们呢?学制被缩短至两年,没开过英语课,甚至仅在宿舍里上过专业小课。”毕业后,敬一丹带着很多的不满足,回到黑龙江省人民广播电台,成为一名播音员。

上世纪80年代,电视兴起。因为人手不够,敬一丹奉命到黑龙江电视台客串播音员。白天,她在电台的话筒前说“各位听众”;晚上到电视台对着镜头说“各位观众”。回忆起和电视的第一次“握手”,敬一丹告诉《环球人物》记者:“80 年代初的电视可真是初级阶段,拍出来黑咕隆咚的,还是直播。当时,在广播人眼里,广播是最正宗的,电视是新来的。电台看电视台,那眼光,就像国有大厂看乡镇企业。我也对电视有一种排斥,一点儿感觉也没有。”

敬一丹想回到省电台,更想通过考研的方式重回母校。可在哈尔滨,她举目四望,没一个人能告诉她考文科研究生的试题是什么样子的。没办法,她决定在压根没学过英语的情况下,壮着胆走进考场看看。最终,这样一种看似冲动的尝试让她有了两个收获:第一,知道了自己和研究生之间的差距;第二,认识了日后的先生、华泰保险公司董事长王梓木。“我们当时在同一个考场,他是75级的,要考经济专业。”

此后,敬一丹将几乎所有业余时间都花在了学英语上。1983年第三次考,她英语拿到66分,终于被母校录取。那一年,敬一丹28岁,已和王梓木结婚。她的研究生导师,是新中国最资深的男播音员齐越。

研究生毕业后,敬一丹留校任教,不久又被派到央视参加实践,以积累素材写播音讲义。在央视的每一天,对她来说几乎都是新鲜的、陌生的,这种生活把她心底里的那种欲望唤起来了。“我并不是很容易被调动起来的人,所以一旦我的内心真正涌动起来的时候,我就特别珍视这种状态。我找到系领导,希望能调到央视。”

1985年,敬一丹在读研期间和师弟姚喜双参加播音实践。

稍做点事就能遇到个“第一”

就在这次采访前两天,《环球人物》记者参加了一场小规模座谈会。现场,敬一丹以玩笑的口吻描述自己观众群的变化:“早年间见到观众,他们说,‘我昨天看了你们的节目’。后来慢慢变成,‘敬老师,我小时候经常看你的节目’。又过了几年,渐渐听到的是,‘敬老师,我妈妈特别喜欢你’。最近一两年,我走在大学里,一些年轻人找我合影,说‘我要拿回去给奶奶看看’。”师弟师妹们被敬一丹的生动描述惹得捧腹,她却补充道:“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媒体环境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幸运的是,我恰好赶上了这样一个变化过程。”

1988年,敬一丹正式入职央视。为争取更多的上手机会,她主动申请加入新成立的经济部。在部里,她做的第一期节目是个特别节目,叫《海关积压物资,无人认领》。“当时还没有舆论监督这个词,就叫批评性报道。那组报道,是以我写的一篇言论做结的,请了赵忠祥来播。那是我第一次作为一个记者、编辑和评论撰稿者,看一个播音员播我的作品。”从那时候起,敬一丹的思路从一个播音员面对稿件理解生活,变成了一个编辑记者直接面对生活本身。

如今,和《环球人物》记者聊起过往,敬一丹总是格外感慨:“并不是我们这些人多有能力,而是赶上电视发展的初期,眼前的处女地特别多,稍微填补空白就能收获大家的掌声,稍微做点事情就能遇到个‘第一’。”

近30年电视职业生涯里,敬一丹赶上了很多“第一次”:1989年《经济半小时》创办,她和同事第一次尝试用两个主持人交谈的方式串连节目;1991年央视第一场“3·15”晚会,她在场边负责接听热线电话;1993年,她创办了央视第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栏目《一丹话题》……

“《一丹话题》筹备时,我妈说,‘你办节目可以,千万不要叫这个名字。我可是从1957年过来的。’1957年,反右,万马齐喑,哪有鼓励个性的氛围?我理解妈妈的担心,但她这种态度反而让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最起码,说明央视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提供了一种新的交流方式。”敬一丹很庆幸自己赶上了一个鼓励个性的时代,“只有到了90年代,我们国家从计划经济开始转向市场经济,人心变得很活跃,也有了平台,《一丹话题》这样的栏目才有可能办起来。”迎合着这个大的背景,那一年创办的类似栏目还有《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则是在稍后的1994年创办的。

《焦点访谈》筹备时,制片人孙玉胜给敬一丹打了个电话:“现在准备办一个新栏目,舆论监督性质的,在每天《新闻联播》之后的黄金时段播出,想到了两个主持人,一个是你,一个是北京电视台的方宏进,你考虑一下。”“央视黄金时间”“每天”“舆论监督”几个关键词对敬一丹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1995年元旦,敬一丹加盟《焦点访谈》。“那之前,我已做了五六年电视人。经济节目观众群稳定,有一种稳重感,但它不是新闻前沿。《焦点访谈》不一样,它离尖锐的问题更近了。在此之前,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有一种力量叫做‘监督’,能让他们实现自己的权利,而我们的工作就是实实在在推进这种力量的成长。这个栏目让我有一种前沿感,似乎有摸到时代脉搏的感觉!”她生怕语言无法准确描述这种感觉,将右手指尖搭在左手腕的脉搏上,一再向《环球人物》记者确认,“你能体会吧!”

敬一丹还记得,初到《焦点访谈》,她一连做了好几期节目,领导给出的点评都是“太没有锐气了”“有点温”。在《焦点访谈》锋芒毕露的那个年代,“温”是一种很大的批评。“我比较倾向于中性话题、现象分析,不太能胜任短兵相接的监督报道。”后来,《焦点访谈》实行总主持人制,敬一丹有机会和现场拉开一定距离,沉淀一下再开口。渐渐地,她找到了感觉。“《焦点访谈》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栏目,我们这一行就是为了让人保持痛感。痛感有刺痛,也有隐痛,我可能就属于后者,虽然没那么有锋芒,但也不是让人轻松的人。一个栏目,可能刺痛、隐痛都需要。”

 

2015年4月30日,在录制完职业生涯最后一期《焦点访谈》后,敬一丹与同事们合影。(门曦 摄)

身后“追赶者”越来越强

敬一丹要退休的消息传开后,不少网友唏嘘不已:“这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催促着这个时代结束的,除了年龄,还有日渐兴盛的网络。

央视演播室与网络的第一次“遭遇”,是在2000年《东方时空》7周年特别节目录制现场。敬一丹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当时电视的发展正如日中天,完全不知道网络能发挥什么作用。她和几个主持人一起坐在那里,回答央视网网友提出的问题。“我记得有一个网友听说我不经常上网后说‘我很失望,你们做新闻的应该是最前沿的人,如果不走近网络,会落伍的’。这么好的提醒,我当时怎么就没注意呢!”

在栏目组里,敬一丹自认是接触网络比较晚的,即便曾经和中国最早的互联网公司同在一个写字楼办公,每天与戴着眼镜、穿着牛仔裤、背着双肩包的理工男擦肩而过,她也只是觉得“他们是做技术的,与我无关”。

敬一丹真正感受到网络的力量,是在被称为微博元年的2010年以后,尤其是2011年“7·23”甬温线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作为一个传统媒体人,我突然意识到,这是怎样一个舆论场?有碰撞、有交融、有嘈杂……那种海量的信息,一度让我有点承受不住。”她甚至当着《环球人物》记者的面自嘲,“我经常会晚上在微博里待一个小时,然后,整个人都凌乱了……”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敬一丹意识到,互联网是一匹狼,这匹狼不是远远地站在那里,等着人们喊“狼来了”,而是已经侵入人们的生活,让大家再也离不开它。“我在心里暗暗地祈祷,让它来得再慢一点吧,让我能对付到退休,不用面对那么大的压力。”

可新媒体的发展速度,远比敬一丹想象的快。在职业生涯的最后几年,她亲历了一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遭遇战。“现在想想,这可能也是一种‘赶上了’。面对新媒体,我虽然有很多不适应,但我毕竟看到了它的生命力。假如没有这种‘后有来者’的感觉,也会很危险吧。前些年,电视人的自我感觉一直很好,没有对手、强势、第一媒体。现在,当身后出现了追赶者,大家的脚步、状态就都要调整了。”

上世纪80年代,敬一丹在黑龙江电视台。

《环球人物》:新媒体对主持人最大的挑战体现在何处?

敬一丹:我只能说对我的挑战。网络兴起后,举家守候在电视机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年轻人天然地扑向了新媒体,成为“指尖上的一代”。你如果不了解他们,就没有明天。这时候,作为一个直接和观众交流的人,能不能体察到一些不同的声音,并且相对应地选择最可能准确到达的方式来交流,是最大的挑战。

所以,微博元年之后,我开始有意识地搜集网友们对电视的看法,包括对我们的批评、指责,甚至各种吐槽。我在镜头前说话时就会想,自己说出任何一句话都会有人说“不”,因此更加字斟句酌,更加考虑当今空前复杂的社会心理。

《环球人物》:所以您又有了前行的动力?

敬一丹:不是动力,是一种判断的参照,还有表达的提醒,让我找到更符合社会心理的表达方式。比如我要求自己不说“必须”“应该”这样的祈使句,因为祈使句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这不仅仅是文字的改变,更是态度的转换。我觉得,像《焦点访谈》这样一个栏目的力度,不是靠这些所谓的“硬词”,而是靠你说话的内容,能言之有理,能让观众感觉到离你很近。

《环球人物》:但在当下媒体竞争的环境里,大家或认为有吸人眼球的东西才能增加胜算。

敬一丹:我更看重的,反而是自己做的东西能不能经得住考验。如果明天你会为昨天说的某句话缺少准确性、缺少分寸而脸红,最好不要做这种选择。我很庆幸的是,回顾职业生涯,还真没有让我觉得挺脸红的内容。其中的一些话题,包括对户籍制度、教育改革、道德困境的探讨,至今都还很有价值。而且我在节目中表现出了足够耐心的准备,我知道这些问题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全局,不是三五年能解决的,当然,我也没有想到都20多年了还没解决。

《环球人物》:您怎么看现在的舆论监督环境?似乎参与的人多了,但难度也更大了。

敬一丹:现在不像早些年,只有《焦点访谈》一枝独秀。舆论监督已遍地开花,在网络世界尤为生动,大家都在普遍地、自觉地运用这种力量。因为媒体变局的发生,很多人觉得电视的影响减弱了,其实是因为传播的方式多了。这几种因素同时作用,才让人觉得舆论监督的影响力小了。

《环球人物》:您曾说,“一个人和一个节目相伴20年,足以形成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作为在《焦点访谈》工作时间最长的主持人,您的生活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

敬一丹:我所说的生活方式可能更广义一点,是指一种职业状态。这种状态很难用特别精确的语言来形容,但有一点,我会下意识地让自己贴近这个栏目,比如拒绝一些娱乐性较强的节目的邀约等。生活方面也是,在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公益活动时,在别人眼里,你就是《焦点访谈》的主持人,所以必须对自己有所约束。

《环球人物》:主持人怎样才能做到即使在台下也不忘自我约束?

敬一丹:其实任何职业都一样,只是因为主持人这一行生活在聚光灯下和显微镜下,他(她)的优点和缺点都被放大了,所以可能更引人关注。

当然,主持人不能只注重专业修养而忽略了作为一个公众人物的准则。作为公众人物,主持人的确更应该自律。面对林林总总的生活细节,将这种约束变成一种习惯,这才叫自律。

《环球人物》:5月11日,您的新书《我遇到你》将首发。能聊聊这本书里印象最深的章节吗?

敬一丹:采访了那么多人,真正沉淀在我心底的是一群孩子,留守乡村的孩子、城市边缘的孩子、失去父母的孩子……我太想用“花骨朵儿”形容他们,可我分明看到他们就像路边石头缝里的小草。所以,我用了《草样年华》这样一个章节专门讲他们的故事。地球是圆的,不应该有角落。虽然记者总会近乎本能地去看热闹、看光鲜,但那些阴影里容易被忽略的人呢?这才是需要我们调动起职业感觉的地方。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意义,就是让大家看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

《环球人物》:退休以后,还会继续关注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地方?

敬一丹:我曾采访过一位乡村老师,胡大清老师。在大别山里,他每天坐着木盆到水库周边把学生接来上课,就这样一个一个、一年一年地影响着他的学生们。在那个片子的结尾,我说,“我们能为大别山做些什么,又该做些什么?”当时,我的女儿王尔晴才4岁,还看不懂这句话。但25年后,她在我的书稿里看到了这个故事,主动跟我说,“我和我们美丽中国的小伙伴们来了”。说这话的时候,我女儿已经加入公益支教组织美丽中国两年,成了一名职业公益人。我就想,退休以后,我的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就是和女儿还有她的小伙伴们一起,走近这些孩子们,从这些年轻人还有孩子身上获得一种力量。他们给我带来了一种相信,相信未来。(《环球人物》记者 肖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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