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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同学眼中的王岐山:他一直行走在人间正道

2015-05-21 15:32 来源:环球人物 编辑:hanhao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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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踏实实地坐“冷板凳”

在北京,纵横的胡同如同经纬,其中往往蕴含着改变历史走向的坐标。东城区有一条东西横贯王府井和东皇城根的胡同——东厂胡同,荣禄、黎元洪、胡适等人曾先后在此设立府邸,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安顿于此。在这里,王岐山度过了近3年时光。

1979年,31岁的王岐山作为实习研究员,调到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工作。时任民国史研究室副主任的朱信泉曾对媒体描述,王岐山是“一个热情、肯干、非常外向的年轻人……在大学里学了3年历史,基本功不错”。

“当时的条件比较艰苦。”曾与王岐山同在民国史研究室的任泽全回忆:“王岐山来的时候,所里的大楼还没有盖好,我们研究室就在大楼工地后面的3间平房里做研究,经费紧缺,我们俩连张桌子都没有,很多工作只能拿回家里或者宿舍里做。尽管条件艰苦,但王岐山却从没抱怨过,也没有像有的人那样‘另谋高就’。相反,他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坐着学术研究的‘冷板凳’。”社科院学部委员张海鹏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王岐山先是参与修订《辛亥武昌起义人物传》,与作者贺觉非一起花了近半年时间将书稿敲定,之后参与到《民国人物传》的编纂中。

民国史研究室的同事发现,王岐山不仅关心学术,还关心国家的前途,很爱琢磨新现象。“那时候广东刚刚有人开始做生意,但我们身边还没有,有一次王岐山问我,你是愿意每月赚90块钱端泥饭碗,还是每月赚60块钱端铁饭碗呢?我想了半天,没有回答上来。我心里琢磨,他考虑的问题都很新啊!”任泽全说。

“我们觉得王岐山很活跃,工作能力强。”在张海鹏眼中,王岐山的嗓门不小,干事很利落,但处事并不高调。“这么多年过去,我们有时在电视上看到他,他还是跟当年一样,包括说话的神态,做人做事的态度。他为人没有变。”

从历史学跨界到经济学

王岐山在社科院工作时,正值“文革”结束、改革开始的历史转折时期,整个国家经历着政治的调整和思想的转变。那一代青年普遍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时常组织一些读书会,讨论国家大事和社会变革。“对全世界的青年来说,青年时期关注的大都是男欢女爱,如何尽情享受青春。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所有的青年都在忧国忧民,读书会上最热门的书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以及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一位社科院的学者回忆。后来,有人把社科院的硕士研究生黄江南介绍给王岐山。

黄江南当时正在做有关国民经济结构失调、可能出现经济危机的分析。“这个研究的出发点是我的毕业论文,我在论文里分析了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不过,论文只得了60分。我问导师原因时,导师说,你的论文很多评委没看懂。没看懂是客气话,其实是我的观点太新,很多评委不接受。”黄江南告诉《环球人物》记者。但令他有些意外的是,王岐山一听就觉得这个分析很重要,提议起草一个报告呈送中央领导。“王岐山非常聪明。他没在大学接受过系统的经济学教育,但对经济知识的理解和吸收非常快。现在回想起来,他可以说是我认识的同辈人中最善于学习的。”黄江南说。

后来,王岐山、黄江南等4个年轻人在一间宿舍里关了好几天,写了一篇题为《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的若干看法》的报告,预测1980年将要出现经济衰退,并分析了衰退原因和相关对策。这份报告后来转送至中央领导。“我们的报告是4个人一起签名的,学术圈里的人说我们是‘四签名’,但传着传着不知怎么就成了‘四君子’。”黄江南对《环球人物》记者笑言。

1980年底,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在中南海接见了王岐山、黄江南等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第一次“老青对话”。

“我们当时很年轻,很狂。谈完以后,我们还说,我们只是提出自己的判断,你们接受也好,不接受也罢,我们会在前面等你们。”黄江南回忆起那段岁月,眼神中还依稀可以读到当年的意气风发。在这之后,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我们国家长久以来没有单纯的经济学,一直都是政治经济学。王岐山是学历史的,他能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深化我们的讨论。”黄江南说。自此,王岐山由历史学跨界进入经济研究领域,第一站就是农业问题研究。

九号院里的聪明人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国家农业委员会的院子里,来了张新面孔。他就是王岐山。之后,他从社科院调进国家农委工作,开始了自己在九号院的岁月。

回忆起王岐山调到国家农委的原因时,黄江南说:“当时,杜润生是国家农委的副主任,非常关注思想活跃的年轻人。我们4个经常聚在一起讨论问题,每次讨论完,杜老都会让我们汇报谈了哪些问题,王岐山也参加汇报。他对很多问题有独到的见解,给杜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农委也希望一些年轻人来充实力量,就把王岐山调来了。”

初到九号院,王岐山在国家农委政策研究室工作。1982年,国家农委被撤销,成立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以下简称农研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杜润生任主任,王岐山在农研室联络室工作。

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个顺口溜,其中有“黄江南的嘴”和“王岐山的腿”。乍看之下,这个顺口溜倒也适合在联络室工作的王岐山,但黄江南认为,王岐山的作用绝不只是跑腿:“岐山的确不辞辛苦地东奔西跑,负责农研室和社会各界的联络协调,用他自己的话说,累得跟驴狗子似的。但联络室更是农研室的主要研究部门。比如,农研室要立什么样的课题,找什么人来做,甚至和研究人员一起思考一个课题的具体思路。所以说,他动腿,更要动脑子。”曾在联络室和王岐山共事的魏唯告诉《环球人物》记者,王岐山在联络室还负责两件事:一是和各省农业部门沟通,了解地方真正的需求;二是联系在农村工作过的退休老人,身体好而且有意愿继续研究的,要给资金支持。

从社科院近代史所跨界调到农研室,又要面对如此繁琐的工作,王岐山几乎没有花时间适应,就直接进入了角色。对此,原农研室办公厅主任高文斌印象深刻:“杜润生有句话,王岐山这个人特别聪明。杜老从来不轻易夸人,他能表扬年纪轻轻的王岐山,非常难得。”

在朋友们眼中,王岐山的聪明来源于勤奋以及善于和人沟通。

在九号院工作期间,王岐山总是抓住各种机会,努力地提高自己。曾担任杜润生秘书的刘伯庸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每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会期有十几天,参会的人有来自各省的干部。王岐山每天晚上都和各地的干部探讨问题,一刻也不闲着。所以,他对全国农村的状况掌握得很清楚。”

王岐山和什么人都能三言两语拉近距离,很快就能谈正事。高文斌说:“在王岐山看来,最好的学习途径,一是看书,二是和人聊天。王岐山又很善于在听取别人观点之后,发现其中的精髓,并且经过思考形成自己的认识。因此,他接触的人越多,获取的知识量也就越大。”九号院流传着一个有趣的细节:到九号院的访客要在门岗登记,每个九号院的工作人员都有一个访客登记本,由于找王岐山的人太多,他的那个本子总是用得最快。

莫干山会议的组织者

1983年之后,农村局面大为好转,农业取得了大丰收。农业改革的成功起步为全国的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条件下,王岐山和一批青年学者开始把目光转向进展相对缓慢的城市改革。当时,尽管从上到下已经达成了继续推进改革的共识,但如何在广大城市和工业领域进一步深化改革,没有明确的方向。这批活跃在北京经济学界的年轻人认为,有必要组织一次全国性的讨论会。一来,研究改革初期社会经济方方面面的内容;二来,可以让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加入到讨论之中。

召开这样一个会议有一定的风险。“当时中国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官方主流的调子还是计划经济,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显得比较保守。”学者柳红说。但是1984年6月,会议组织者还是在《经济日报》刊登了一则短讯,向全国征集经济改革的论文,以论文质量作为能否参会的唯一标准。短短两个多月,会议组织方收到了来自各地的1300多篇论文,并从中选出了参会代表。会议地点定在浙江省德清县的莫干山,时间是1984年9月。这就是人们后来熟知的莫干山会议。

王岐山既是会议组织者,也是参会者。在黄江南等人看来,王岐山在会议中的作用远比表面上要大:“莫干山会议几乎可以说是自发组织的,不少人觉得有风险。我们邀请了一些中央机关的人参会,有人不敢来,还犯嘀咕说,这是个什么会啊?中央批准了吗?但是,王岐山来了,国务院领导的秘书也来了。他们是中央机关来的人,这让参会的人心里踏实多了。在会上,王岐山不仅认真听会,还把中央关心的问题带到会议上讨论,在会议方向的把握上起了很大作用。”

“莫干山会议是一次彻底的思想碰撞,所有人都畅所欲言,没有任何虚的东西。不仅在会场,路边的一条石凳就是年轻学者三五成群讨论问题的地方。”常年研究这段历史的莫干山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刘建林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会议结束后留下了几个人写报告,其中主报告由王岐山点将当时在国家体改委工作的徐景安主笔。这份报告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参加莫干山会议的经济学家华生回忆说,莫干山会议的报告上报之后,时任国务委员张劲夫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商品经济”的概念。 p;会议的其他几份报告还涉及到金融体制改革、股份经济、沿海城市对外开放等一系列改革初期的重要问题,为日后国家的决策提供了参考。在华生看来,莫干山会议抓住了改革的转折点,因此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了中国改革的进程,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对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莫干山会议对当今中国的另一个意义在于,很多年轻人脱颖而出,受到了国家的重视。从这个角度来说,莫干山会议为中国后来的发展贡献了一大批人才。”刘建林说,作为会议组织者,王岐山自然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和别人争功”

从热闹的莫干山上下来,王岐山回到安静的九号院继续工作。1986年,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成立(以下简称发展所),负责农村改革过程中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研究,王岐山调任发展所所长,陈锡文和林毅夫都曾担任过发展所的副所长。

陈锡文后来接受采访时表示,上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涉及亿万农民利益”,但各方对调整农村体制以及用什么具体措施来调动农民积极性“还有很大争论”。因此,发展所重任在肩。王岐山身为所长,直面农村改革,他的个人研究工作跟国家的前途息息相关。经过多年努力,80年代的农业改革最终“调动了农民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林毅夫回忆起农村改革的意义时也感慨道:“如果了解中国的现代史,了解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就会发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穷人绝大部分在农村,解决了农村的问题,就解决了中国的贫困。解决了中国的贫困问题,也就解决了世界贫困的一大半。”

在自己抓紧研究工作的同时,王岐山还爱给同事们开书单。据曾在发展所工作的王振耀回忆,王岐山推荐过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该书讲述了日本从明治维新到二战之后的历史,王岐山推荐这本书的目的是提醒大家避免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某些弯路。当时,发展所还有读书会,每隔一到两周就举行一次。王岐山在读书会上不发表自己的看法,而是提出问题让大家思考。

王岐山还在事业上帮助过很多同事。黄江南说,王岐山虽然经常参加研讨,总能提出意见甚至是核心意见,但文章发表之后,他从来不署自己的名字。“岐山乐于在同伴背后做推手,不和别人争功。我遇到过一些干部,下属写了文章,他不仅要署名,还恨不得把别人的东西说成是他的。两相对比之下,差距太大了。所以,看岐山的学术贡献,不能以文献量作为唯一标准,很多成果有他的思想,却没他的署名。”

此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王岐山的人生轨迹又发生了变化。

有一次,陈锡文在美国纽约了解到,印度每年都可以从世界银行得到很多用于农业方面的贷款,中国当时却一分钱没有。后来,经过各方面的努力,中国获得了世界银行数亿美元的贷款,其中的一部分用于农村改革。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怎么用成了问题。“那会儿,乡镇企业、农村个体户都开始发展了,农村金融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杜老就找王岐山商量,最终决定成立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中农信),王岐山参与了具体筹办工作。”魏唯说。

1988年,王岐山出任中农信总经理。严格来说,王岐山此时还算是九号院的人,但他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日后为人们所熟知的金融领域。

现任《财经》杂志总编辑王波明曾回忆过王岐山在中国股市建立过程中的作用。1988年7月,刚从美国回国的王波明参加了一个关于中国金融市场的会议,中农信总经理王岐山就是发起人之一。散会后,王岐山做东,请大家到中农信吃饭,席间热议了创建中国证券市场的话题。没过多久,在王岐山等人的支持下,《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面世,这在日后被称为中国股市“白皮书”。

这一年,王岐山刚好40岁。

一身正气

王岐山在九号院度过了自己青年时代最后的时光,也正是在走出九号院后,他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并最终走到了国家领导人的位置上。如今,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图景下,王岐山统率的中纪委备受瞩目。在昔日的朋友、同事眼中,王岐山今天在反腐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并不意外。

王岐山在九号院工作时,已经结婚,岳父是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但王岐山的生活朴素到近乎苛刻。当时,王岐山岳父家离他的办公室没几步路。但几年间,同事们没看到他去岳父家吃过一顿午饭,他从来都是排很长的队,在食堂打饭。

王岐山夫妇对待物质生活也从来不讲究。“这么多年了,我从来没见过岐山戴名表、穿名牌。年轻那会儿,他从来只穿最简单的棉布衣服。1980年,我去日本学习,回来时给他带了一条挺时髦的呢绒裤子,结果被他嘲笑了半天,说这裤子太时髦了,不穿。他的这种简朴不是刻意给谁看的,是年轻时就这样。”黄江南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1984年前后,王岐山在河南出差,黄江南正在河南省任经贸委副主任,两人一起到某县考察。在县委接待他们的饭桌上,县里一个干部看中央机关的人来了,就跪在地上,头顶酒杯请王岐山喝,说按规矩,王岐山不喝这杯酒,自己就不起来。王岐山当即就说“我不喝”,现场气氛很尴尬。黄江南赶紧解围:“这杯酒我来喝。”王岐山一摆手:“江南,你别喝,他愿意跪就跪着吧。”说罢,王岐山继续跟其他人谈笑风生,最后这干部只好灰溜溜地起来了。“他就是这样的个性,看不惯的事,不论大小,绝不容忍。”黄江南感叹道。 1986年,王岐山已经是局级干部,有相应的医疗待遇。“有一次他去北京医院的干部门诊就诊,护士没看出他有局级干部的派头,直接说‘你是干嘛的?快出去!’”刘伯庸向《环球人物》记者提及这段往事时忍不住笑了。

“习总书记说,打铁还需自身硬。王岐山从青年时期开始,就在个人自律这一点上做得太好了。”魏唯说。黄江南则说:“岐山今天能做好反腐工作,和他这几十年来的积累密不可分。他年轻时候学历史出身,又深刻了解中国实际,历史的敏感性很强,总是能在历史关头知道国家需要什么。当初我听说他要主持中纪委工作时,心想这个活不好干,吃力不讨好,还得罪人。但现在看看,反腐不正是眼下国家最需要做的事情之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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