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温儒敏，1946年生，现任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特聘文科一级教授，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总主编。曾任北京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北大中文系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等职。

学者温儒敏人如其名，总是温文尔雅，谦逊有礼。人们总爱将他与另一位同门钱理群相比较，一个温和，一个张扬，对此温儒敏说：“老钱精力旺盛，非常热情和冲动，使命感很强。我跟他开玩笑，说他是扔手榴弹的，而我是清扫战场的。这个社会需要钱理群这样清醒的批判型知识分子，但建设性的工作也难，需要更多人来做。” 近日，《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到位于北京圆明园附近他的家中采访。30多年来，温儒敏先后担纲北大出版社总编辑和中文系主任，以及全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主持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受聘教育部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总主编，推动现代文学研究和语文课程改革，最近又提出“文学生活”，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关注和回馈社会。

更喜欢“漫羡而无所归心”的杂览

我祖籍广东紫金，父亲是西医，母亲是普通的家庭妇女。父母的管教不是太严，这倒给了我们相对自由的空间。我是上世纪50年代初上小学的，那时的语文课并不像现在整天要考试、写作文，弄得毫无趣味。教我们语文的黄老师每周都用一堂课读小说，一些小说的名字我现在还记得，像《一个奇异的离婚故事》。这是给大人看的，孩子听了很新奇，上课听完下课再去找来读，现在想来也是一种启蒙。

到了初中，我的阅读兴趣就相对广泛了。那时书很少，但很多名著像《白痴》《安娜卡列尼娜》《世说新语》“三言二拍”在县城新华书店都能找到。现在我在书店里看到，卖的主要是教辅、养生之类的书。

最近我写文章提倡要让学生学会“连滚带爬”地读“闲书”。我上小学时读《西游记》，很多字不认识，就顺势而读，不喜欢的就翻过去，读到妖怪就多看两眼。如果按照现在语文老师的要求，不认识的字要查字典，不理解的词要弄通了，还要分析段落大意，就很难有兴趣读。读完《西游记》，再去找《隋唐演义》《七侠五义》等来读，阅读能力自然就提高了。现在很多研究生、博士生读书很慢，可能因为扣得太精细。“不动笔墨不读书”，大可不必。

我读大学的时候遇上“文革”，当时文化受到冲击，但依然有自己的读书生活。那时整理出版了《二十四史》，还有一些西方现代作品的同步翻译，说是“内部发行”，但发行量也在五六万册，像《麦田里的守望者》《第三帝国的兴亡》《西方哲学史》等，我都千方百计地找来读。比起功利性阅读，我更喜欢“漫羡而无所归心”的杂览。

用学术研究回馈社会

1981年，温儒敏（后排右）与老师王瑶（前排中）、同学钱理群（前排左）、陈平原（后排左）等合影

我们这一代学者如果说有优势，那就是人生历练多一些。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广东韶关地委当秘书，工作了8年。基层的历练对我大有好处，知道痛快文章易写，但做实事很难。

1978年，我考上北京大学研究生，后来又读博士，在著名学者王瑶先生的指导下学习了6年。王瑶先生没有给我们正式开课，大约个把月有次讨论，每次由一位同学主讲，王瑶先生抽着烟斗静静地听，不时点评一两句。讲过一次之后，他发现问题叫你改，然后形成一篇论文。现在想来，那是很“奢侈”的，不像现在教学容易沦为“批量生产”。

80年代思想解放大潮，是我一生中难得的读书时光。我们各自有一套学习计划，不用考虑在什么核心期刊发文章，也很少考虑毕业后找什么工作，更不会打赚钱的算盘。我们把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中所涉及的作品和论著书目抄下来，顺藤摸瓜，一本一本地看。我是班长，为大家找书，可以直接进图书馆书库，一借就是几十本，整个研究生阶段大概看过上千本书。

王瑶先生睡得晚，一般是上午10点多起床，然后就抽着烟看报纸。他家里总是客人不断，喜欢议论时政，品藻人物。他关心社会，有强烈的使命感，做学问很严谨，但不拘泥，很大气。在他看来，学者要关注社会，要使自己的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回馈社会。现实关怀本来就是北大文科的传统，在王瑶先生身上体现很突出。这些影响对我是潜移默化的。

这些年我用很多精力关注基础教育和语文教学，也算是回馈社会吧。中小学教育问题很大，所以10多年前我在北大主持成立了语文教育研究所，后来主持国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修订，还担任教育部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总主编。我做这些都只是“敲边鼓”。

大学应当去除官本位

从1999年到2008年，我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但极少听到有人叫我“温主任”。若叫我“主任”，我会不自在的。学校是教学科研单位，要有自由宽松的空气，不要有官场那一套。可是现在的大学官场化越来越严重，按照官场那一套给学校管理人员套行政级别，谁当领导谁就得到更多资源，以致有的教授也争着去当处长，有点可悲。这样一个氛围，怎么谈得上“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传统宗法制度和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网的劣根滋长，正在腐蚀近代以来形成的中国大学精神。

除了官本位，高校的市场化趋向也对教育产生致命的伤害。因为教育投入不足，学校只能忙着自己去赚钱，扩招，办各种班创收。连北大都受到商业冲击，校园里什么班都可以办，只要能赚钱就好。像一些天价老板班，真给北大丢份。

这样做，老师的心态也受影响，不少教授身兼数职，不能把精力真正放在教学上。许多教授都不教本科，所以大学生的程度比以前明显降低。还有就是“项目化生存”，为了获得指标写很多没有学术价值的文章，制造了大量学术泡沫。我当系主任时，实施代表作制度，几年内有较高质量的文章就行，不求数量；还有就是坚持不办 “创收”的班。现在看来好像很难了。

官场化和市场化的弊病产生当然和教育管理体制有关，体制是必须改革的。但作为教师，我们自己也有责任。体制改革很难，但每个人自己能改一点是一点。比如给学生上课，这是本分。可是现在的问题就是不认真，不负责任，自己没有做好，把一切责任推给体制。人人抱怨，又人人参与，问题也就总解决不了。

不赞成“读经”，但主张积极的文化传承

我常说要多读些经典，多关注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理应继承，但也要保持一份清醒，继承和吸收优秀成分，摒弃那些落后的成分。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好的；但“存天理灭人欲”，这就压抑人性，非常不好。我们也不能有幻想，以为只要复兴国学就可以挽救当前的精神危机。中国还是要面向世界，年轻人未来也要面向世界，传统文化优秀部分应当继承，但不等于膜拜传统，再照搬古人那一套没有必要。

另外，我们说到传统文化好像就是四书五经、儒学，这也不完全。民间文化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那套学说历来主要在“场面”上流行，而民间自有代代相传的文化。像《增广贤文》里许多言警句，比如“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知人知面不知心”等等，对普通老百姓的影响更大，学界却很少研究。

要多读经典，这和我前面说的“连滚带爬”读各种书不矛盾，经典是需要精读的。读经典是“磨性子”，也是思想爬坡，虽然有些难和累，但每上一个高度，都能有所收获。比如说鲁迅，由于时代隔膜，年轻人可能不喜欢读，但总要有所接触。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鲁迅是最了解中国传统、最了解中国人的。他很敏锐，目光犀利，又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中国传统的认识是带着自己的血肉和体温的。我们要珍惜这份精神资源。

年轻人总是比较喜欢流行文化，这可以理解。但有一条，人不能光是消费，要有积累，要多去获取那些经过时间筛选的精美的东西。“读书养性，写作练脑”，现在这个社会太浮躁，应该有一个空间让自己安静下来，抚慰自己的心灵，读书就是一种好的方法。写作也不完全是为了锻炼文笔，主要是梳理思想，寄托感情，保持清醒的头脑。

关注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

我的专业是文学史，主要研究现代文学，近年来我提出“文学生活”的概念，是对文学史研究的一种补充和拓展。这个提法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现在搞文学研究，一般都注重探究作家作品或者文学思潮，比如一部小说出来，批评家就去评论其得失；一个电视作品出来，评论家又去评价其优劣，基本上就是从作家到评论家或者文学史家，在这个小圈子打转，我称之为“内循环”。至于一部作品的普通读者如何接受？极少有人去过问和研究。比如“四大名著”，要求孩子从小就读，社会影响极大，可是它对于孩子们的精神成长起到什么作用，有没有负面的影响，极少有人去调查研究。

我提出“文学生活”，就是希望通过田野调查弄清楚国民基本的文学生活情况，比如农民工读书的情况，城市白领的文学生活，新媒体对于阅读的影响，移动阅读的发展趋势，网络文学生态，甚至还有出租司机听广播评书的情况，等等。我希望这种研究能够拓展文学研究的视域，同时也让文学研究更加“接地气”。 （记者 赵晓兰 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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