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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念真: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

2014-12-19 01:34 作者:姬少亭 韩淼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编辑:tian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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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吴念真在讲座现场。当日,以“这些故事 那些大师”为主题的讲座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台湾文化大师吴念真、金像奖最佳编剧徐皓峰、编剧史航进行了精彩的对谈讲座。新华社记者肖潇 摄

被称为“台湾最会讲故事的人”的吴念真,在回答每一个问题的时候,都会用故事来回答。

在两个小时的活动和一个小时的采访中,他讲了40多个故事。他不喜欢直接用一两句话回答别人的问题,而是喜欢用故事里的道理让听者慢慢体会。

他有三重身份,编剧、导演、演员。这三个身份都围绕故事展开。他是著名导演侯孝贤的御用编剧,五次荣获台湾金马奖最佳编剧,主演了由著名导演杨德昌执导的电影《一一》,并自己导演了亲情电影《多桑》。他身后跟着长长的荣誉单。2015年1月,他执导的舞台剧《台北上午零时》即将来到北京首演。

“这一二十年来特别大的一个好处是,因为所有人知道我的行业是什么,又觉得我这人没有什么攻击性,小小的,所以他们很愿意跟我分享很多事,我走到哪里都是,‘吴导,我讲个故事给你听,长长的……’”吴念真说。

他穿着一件柔软的深色毛衣,露出衬衣衣领。眼镜后面,是一双始终在和故事打交道的眼睛。

生命经验的交换

在吴念真眼中,“没有读过很多书,或是生命经验很足但不知道如何表达的人”,讲故事更好听,因为他们讲故事的原因是“这个东西一定非常触动他”

吴念真相信,“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一个人的生命经验不够,但是很多人汇集之后,生命一下子扩展了。”他常常用“生命经验的交换”来描述讲故事这件事。

“他们很愿意共享,你就安静听嘛。”吴念真很愿意收集故事。在他眼中,“没有读过很多书,或是生命经验很足但不知道如何表达的人”,讲故事更好听,因为他们讲故事的原因是“这个东西一定非常触动他”。

从小体弱多病的吴念真,运动方面没有办法赢人家,所以就很会念书,成绩很好,但他很小的时候就不喜欢跟小孩子讲话,而是觉得“大人的故事太丰富了”。

他的父亲是矿工,小小的吴念真很喜欢跟工人们聊天,来自台湾各地的矿工为他打开另一个书本之外的世界。

“我6岁时是在听这个。再看那时候的课本都是什么郊游,好无聊幼稚啊。”所以,他每次升了新的年级,新老师都会问他的作文是从哪里抄的。

到了初中毕业,他就跟爸爸妈妈说不想念书了,因为“不想看到他们到处借学费”。16岁的吴念真一个人到台北工作,“那时候社会给了我很多很棒的东西”。

他用自己的方式在故事里学习,“人跟人接触的过程,你才会体会到另外一个生命经验的温度”。他说,自己更想当一个“转述者”,而非“创作者”。

他用“意外”来形容自己一路走来,成为编剧、演员和导演。

吴念真在台北工作到18岁开始念“夜间部”,之后当了三年兵,然后考了大学,读会计系。读书时开始在报纸杂志上写东西。

“就有人说,我写的小说很像剧本,因为通常只写什么人在什么地方发生什么事,要讲什么话,没有作者跑出来讲很多屁话:‘生命就是一种无穷尽的累积过程……’”吴念真回忆道。

于是他的朋友就问他要不要当编剧。“写写就写得还不错,然后就这样当了编剧。当了之后,就待在那个地方了,然后待待待待待……”他笑道。

后来,他写了关于爸爸的故事,写完之后拿给侯孝贤看,侯孝贤说“自己的爸爸自己导”,于是他成了《多桑》的导演。

成为演员,是因为杨德昌拿着写了“NJ(念真)”的剧本给他改,“那个人的角色我一看,是蛮有意思的,因为跟我的年龄也差不多,整个心境也差不多”。

改着改着就更像他,于是杨德昌就让他演,还对他说:“你不觉得我写的这个性格是跟你一样吗?就是很压抑,做什么就要做好,看起来很老实的样子,然后很多哀怨不敢说。”后来,他接了这部电影。

吴念真还曾拍摄一个电视节目,叫做“台湾念真情”,重播十余年,节目被整理成书,也在大陆出版,书中的种种人间邂逅也成为他电影和小说的现实来源。

他在11月底与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的对谈中说,作为一个创作者,最需要的是,“几个人坐下来相互冲撞,把自己的整个生命经验做一个最诚实的交换”。

吴念真在交换生命的时候,会很容易进入到故事里。他在礼堂里讲述了自己弟弟去世后的一件事。他说,给弟弟办葬礼的时候,根据习俗,要用两个硬币招魂,扔下去,一个朝上,一个朝下,就表示弟弟的魂魄同意回来。可不论他怎么尝试,都不能成功。

在一旁的道士教他,说你跪下来求他,请他回来。吴念真开始大骂:“我为什么要跪下来,我没有跪下来的理由。你是我弟弟哎,是你要帮我办丧事才对,我还要帮你办丧事,我现在还要跟你跪下来求你回来!你不要回来了!”

礼堂里非常寂静,他的声音是唯一的,并哽咽颤抖起来。

有人问他是否会将弟弟的故事拍成电影,像《多桑》一样。吴念真说:“每个人的生命过程里面都有很多不堪,都有很多痛,那也不一定很多事情都可以拍电影嘛。”

“雾散了,景物终于清晰起来了,但为什么都含着泪呢。”在场的另一位嘉宾,编剧、影评人史航,用吴念真的这句日式俳句来形容吴念真。

点穴

曾经有一个妈妈把她最大的心酸与秘密在心里掩盖了几十年,而一部电影让她讲出来了,这件事让吴念真找到了创作者的意义

史航说,每次吴念真的一点点细节都是像“点穴”一样。“你如果读到那里,就会被点住穴道。过了几年你再读,你想躲闪一下,还是那个地方被点中穴道。”

他的书,他的电影,都是这样。

当记者问到,点穴是技巧还是直觉的时候,吴念真说,是因为他找到了一种“描述的方式”。

他的描述方式始自小时候念报纸给邻居听的经历。因为报纸文字与讲话的语言相差很大,他就会先读懂文章,再用讲故事的方式讲给邻居听。

吴念真批评现在的电影人,“又要商业,又要带一些艺术的使命,好可怕哦”,而编剧的最先的动机已经看不到了。

“你为什么不用最初的那种感觉去拍?最初的感觉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用电影展现可以让更多人享受到我希望的情感。”他说。

他很珍惜和侯孝贤的整个工作过程,“就是那么纯真的一个概念而已”。

在讲到他为侯孝贤编剧的电影《悲情城市》的时候,吴念真说,之所以要做这样一部关于“二二八事件”的电影,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如果电影是可以讲的,那什么事情都可以出来讲”。

吴念真的一位朋友曾打电话对他说:“念真,谢谢你,我以前很看不起你制作的那种电影,但我妈妈昨天去看了《悲情城市》,看完之后昨天晚上给我们讲了一大堆故事,我才知道,我们曾经有一个舅舅死掉了,就在‘二二八’过程中被枪毙,因为是家族最大的禁忌,所以不能讲。”

这位妈妈看过《悲情城市》后觉得终于可以讲了,所以,“哭了一个晚上啊,描述那个舅舅的故事给他们听”。

吴念真觉得,曾经有一个妈妈把她最大的心酸与秘密在心里掩盖了几十年,而一部电影让她讲出来了。这件事让他找到了创作者的意义。

这部拍摄于1989年的影片斩获了第46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西阿克特别奖和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奖。

“我觉得人生里面最珍惜的,还是你曾经遇过的人,跟那些事情留给你的感动吧。”吴念真说。

讲给每一个人的故事

吴念真相信存在所有人都能懂的故事,因为人性的本质是相通的

当吴念真做过很多电影之后,也开始“偏爱舞台剧”。

“话剧让你前所未有地感觉到自己跟观众是那么的接近。”他眯起眼睛,“你甚至可以从他们的那种轻微的声音中,去感受他们有没有进入故事的状态。”

他认为,这对演员来说是一种最大的挑战,对他自己来说也非常辛苦,但是“它反过来让你有一种过瘾”,那就是“享受到那种人跟人之间最大的那种沟通的快乐”。

他做电影,就是希望通过电影去获得最大的共鸣,而舞台剧给他的感受是同样的。

此外,舞台剧对写作有“一种极大的限制”,要在仅有的场景里完成更多东西。吴念真引用侯孝贤的一句话:“找到限制,就找到自由。”

台湾的舞台剧曾一度走向看不懂的阶段,吴念真形容,“越看越别扭,但是看完之后还要鼓掌,那个掌声都很迷惑”。他就想,有没有一个方法,可以把观众做大。

“让戏剧的过程不是那么阳春白雪,要从大家可以理解的做起。”吴念真的理念,是“讲故事给每一个人听”。

他希望,有一天,话剧可以有七十几岁、六十几岁、五十几岁和十几岁的观众一起看,大家都看得很感动。

1983年,他看到赖声川带学生演出的一个舞台剧。剧中人物讲述了一个很生活的故事。“我在那边看,边哭出来。就觉得,对啊,可以这样子啊,变成一种生活的一部分。”吴念真说。

后来,在剧团的要求下,他开始创作舞台剧《人间条件系列》,在舞台上讲生活中的话,人们天天都会听到的对话和看到的场景。“就这样弄弄弄,弄到今年,现在还在演,是这个整个系列的第六集”。

这次,他选择把人间系列的第三部带到大陆。这部戏讲述三个年轻人在城市工作中的爱情和情谊,因为这样的故事“大家都懂”。

他相信存在所有人都能懂的故事,因为人性的本质是相通的。他还希望找到两岸观众都能有共鸣的故事,甚至他还为这个系列的第七部找到了主题:台商。

对于这样一个群体来说,“只可惜异乡变故乡,故乡变异乡”。吴念真说,他认识很多台商,收集了很多故事。“我记得常常会出现那种奇怪的词。台商回到台湾就会喊:‘师傅!’那个司机就回头,‘你大陆回来的?’”讲完吴念真就大笑。

在他的故事里,有眼泪,也有欢笑,他说自己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相信“未来不会比现在差”,但前提是“要很用力”。

他也发现自己体内的“黑色幽默”,认为“人生其实最奇妙的东西是这个”。

“就像我朋友说的,他用五年的时间追求一个女的,结婚两年开始每天越来越恨她,然后第五年的时候离婚。我说这个追求的时间跟舍弃的时间差不多,而且中间惨遭蹂躏对不对?”他笑道。

“其实人生也是一样啊,不是这样子吗,就是哭哭笑笑中间这样过的。人生就是有悲有喜嘛。”他说。(记者姬少亭、韩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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