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但要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对吴桂贤来说，她的一生都与新中国的发展进程交织并进，伴随着国家命运大起大落。

1951年，13岁的吴桂贤进入陕西省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细纱车间当工人。“文革”开始后，她被树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当时许多劳动模范一样，被推上了政治舞台。1975年，吴桂贤被毛泽东亲自点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位女副总理，也是到目前为止任职时最年轻的副总理。改革开放后，她又成为深圳外贸集团公司与香港合办的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工会主席。如今，吴桂贤已经退休，受邀出任广东省扶贫开发协会主席。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吴桂贤说：“我是学毛主席思想长大的，心里只有党和国家。”

为了孩子四处“化缘”

7月15日，在深圳罗湖区贝岭居宾馆餐厅内，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见到了吴桂贤和她的老伴王振涛。吴桂贤穿了一身黑色印花连衣裙，优雅朴素。她刚从外地考察回来，一落座就开始介绍她的扶贫工作。

“前阵子我刚去了云南，那里有全国唯一的傈僳族自治县，就在金沙江边上。我本以为新中国成立那么多年了，当地应该不会太苦，结果去了一看，孩子们没有被子盖，没有鞋穿，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当地山路崎岖，吴桂贤不小心崴了脚，可回到深圳，她顾不上休息，就一瘸一拐地联系企业家朋友，给山区孩子捐了3500床棉被。

吴桂贤关注扶贫缘于一次偶然的机会。2006年，她和几位退休的老干部一起去甘肃会宁。会宁是国家级贫困县，同时也是著名的“高考状元县”，当地人把考上大学视为孩子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那一年，会宁共有1000多个孩子考上大学，可临近开学，还有380个孩子连上学的路费都没有。“读书对一个国家的国民素质太重要了！”吴桂贤当即决定帮这380个孩子上学。为筹集路费，她亲自在深圳街头设点募捐，“1分钱不嫌少，1万块不嫌多”。募捐过程中，有个从河南来深圳打工的洗脚妹一直认真地听着讲解，她刚来深圳，还没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就向同事借了50元钱，执意要捐。这让吴桂贤非常感动。

2010年，广东省扶贫开发协会成立，吴桂贤被选为首任主席。协会秘书长钟韶彬说：“扶贫工作是‘厚着脸皮向富人要钱，带着感情为穷人办事’。吴大姐有热心，有热情，是扶贫的一面旗帜。”

广东省扶贫开发协会推行“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扶贫工作，要求获得第一手资料，对症下药。协会还独创了产业开发扶贫和智力扶贫的模式，帮助贫困地区建立产业基地，并协助其与龙头企业、销售市场对接。吴桂贤非常重视调研、考察。她说：“经常有人告诉我这个地方穷，那个地方穷。但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必须进行考察，根据当地情况确定扶贫思路。”

近几年，吴桂贤的足迹遍布全国十几个贫困县。“我认为退下来的领导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都应该走下去。”吴桂贤说，“我们当干部时太忙没时间下去，现在有时间了，应该下去看看，一是了解一下在职时确定的政策对不对，二是了解一下民情，为现在的当政者建言献策。”

后人难以理解的工作热情

吴桂贤坦言，自己之所以这么关心扶贫和教育，与自己的经历有关。

1938年，吴桂贤出生在河南巩义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家中有兄弟姐妹9人，生活贫困。1942年，吴桂贤全家逃荒到陕西咸阳，父亲打零工，母亲带着孩子在火车站捡煤渣。吴桂贤很小就表现出“有担当”的一面。7岁那年，看到裹着小脚的母亲颤巍巍挑着担子，她就主动要求自己去挑担。后来，家里生活越来越困难，她又提出独自出去工作，“挣了钱寄回来给你们”。

1951年，吴桂贤参加了刚成立的西北国棉一厂的招工，成了这家企业的第一批工人，并被分配到细纱车间当挡车工（纺织厂操作织机的操作工）。

吴桂贤说，自己是在毛主席的思想和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我小时候没读过书，进工厂以后，参加夜校学习，第一课是语文老师教我们写两个字：工人；第二课是《为人民服务》；第三课是《纪念白求恩》；第四课是《愚公移山》。这四节课奠定了我的思想基础。”1958年，吴桂贤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职工业余学校里完成初中学业。次年，由于工作出色，她调入闻名全国的“赵梦桃小组”，担任党小组组长。

赵梦桃比吴桂贤大3岁，也是西北国棉一厂细纱挡车工。她是1956年和1959年的全国劳动模范，被树为“全国纺织战线的一面红旗”。可惜的是，1963年，年仅28岁的赵梦桃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吴桂贤把在“赵梦桃小组”工作看成至高无上的荣誉。工厂要求工人提前15分钟到岗准备接班，但吴桂贤每次都提前45分钟就开始准备。早晨天不亮，她就起床刷牙洗脸，把辫子往帽子里一盘，急匆匆就往车间跑。红灯一亮，吴桂贤准时开工，下了班她也不走，自己偷偷练技术。吴桂贤说：“后来的人很难理解我们工人的这种热情。我从一个逃荒的穷苦人家孩子，变成了工人阶级一员，还加入了党组织，真是对党、对毛主席满腔忠诚，只想一心一意地把工作干好。”

为了不影响工作，吴桂贤从没休过假。上世纪60年代，她经人介绍认识了在部队研究院工作的王振涛，两人谈了6年恋爱，到吴桂贤31岁时才结婚。“我们谈恋爱，实际上是他给我写了６年信，我也只回过一封。他从部队来看我，我总是那么忙。开饭的时间到了，我顾不上吃，只好给他一张饭票，让他自己去吃。有时他给我洗衣服,有时他边看书边等我，看我忙，时间到了，背起部队发的黄包包就走了。我很过意不去，他却说，我反正是认定你了，铁杵磨成绣花针，我也要等你。”

王振涛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就连结婚时，吴桂贤都抽不出时间去领结婚证，只能让王振涛一个人去。她写了一张条子：“我同意和王振涛同志结婚——吴桂贤。”王振涛拿着条子到了街道办事处，办事处的人吓了一跳，说：“这是结婚啊，本人怎么能不到场呢！”王振涛找西北国棉一厂革委会到办事处说明情况，才领到了结婚证。

1963年，吴桂贤被选为陕西省人大代表，后来又成为全国纺织系统先进典型。1964年，吴桂贤作为纺织工人的代表参加了国庆观礼，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我激动得流泪了，手中拿着语录本高喊‘毛主席万岁！’”几十年后，回忆当时的情景，吴桂贤依然觉得历历在目。

1966年，吴桂贤第二次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在人民大会堂，她听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的讲话：“你们是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积极分子，是先进工人的代表，回去以后，如果觉得党委是革命的，就要保他们。如果是不革命的，就要造他们的反。但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搞革命要在八小时之外去搞，不要在生产中搞革命。”这年9月，“赵梦桃小组”的工会组长带了6个人，要去“支援”西安工业学院造反队。吴桂贤拉不住她们，就一个人管了8台车床。她还动员别的姐妹们不能停工停产。“造反也不能生产啊。我们都造反了，你们穿什么衣服啊，光屁股去造反吗？”吴桂贤说。

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后，吴桂贤开始进入领导层。1970年，她被任命为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次年又当选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省委副书记。1973年，中共“十大”上，她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那时她还不知道，中央首长的点将，很快就要点到她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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