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本职导演,副职评论家,人称“冯大炮”。
大炮所到之处,必有炮灰,从记者到观众,从制度到事件,只要看不顺眼,他总要出来说上几句。
华谊老总王中军说,冯小刚“表达情绪很直接,批评起来从来不给对方留面子”。这也反映了他的真实,因为他身上的缺点别人也有,只不过冯小刚“把这些摆在你面前,而且毫无顾忌地告诉你们,我是这样的。”
我把发飙献给你
关于中国第五代导演,电影导演张建亚曾有过一个生动的比喻。
他说中国电影好比红军在长征路上,韩三平是抬担架的队员之一,张艺谋和陈凯歌好比“二四方面军”,一个要往这边走,一个要往那边去,最后两人都犯了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田壮壮因为强渡大渡河,攻急了,留在当地的老乡家养伤,每天都在给老乡的闺女讲革命胜利之后会是什么样子。何平和孙周则躲在上海租界里喝咖啡,吃面包,还时不时地给红军发一封电报,说你们是中国的希望,等革命胜利了再去北京。
这时有一个占山为王的土匪,看到红军路过此地,就加入了红军。没走多远赶上肃反,拉出去就被毙了。由于枪法不准没被打死,大雨一浇又醒了,他痴心不改,又爬起来追上了过草地的红军。这个人就是冯小刚。
冯小刚自认是电影界的一个异数,拍摄的都是大众电影,但从来没有被电影主流所承认,只得在中国电影殿堂之外呆着。
在性格方面,冯小刚也是电影界的一个另类,是“问题导演”和“麻烦制造者”。
冯小刚说他与葛优最大的不同,就是自己高兴不高兴全写在脸上,特别烦的时候装不出高兴,而葛优让你看不出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参加评奖去,有他的提名,没有他的奖,他能表现得很从容、很淡定。”换作自己就不行。
以敢言著称的冯小刚,具有一种混不吝的痞子风范。他称电影退票制为“狗屎”,因为中国人民“净弄些没有名堂的发明,比如‘请注意倒车’什么的”。他骂好莱坞发行商哈维·韦恩斯坦是“骗子”,因为他当年向冯小刚买电影的北美发行版权,“一开始出价800万,别人一看这个就不和他抢了,他当时给20万美元定金。等到最后拍完了,他说,这电影我不要了,退货,你想卖给别人就晚了。他这时候找你,就出100万美元。”
对于人人追捧的《阿凡达》,冯小刚觉得“没什么特别的,中国电影人也不用因此检讨”。冯小刚对王家卫也不待见:“我最烦这人了,心里没数,你写个剧本出来看看,净蒙外国人,还蒙不了美国人,只能蒙没落的欧洲人。”对于有钱人举办的慈善聚会,冯小刚也看着不舒服:“明星穿那么贵的衣服,场面那么大,一点也不慈善,有办这个活动的钱您还不如都捐出来,把学校盖得结实点,抗震的,不至于一地震就那么多孩子受伤。”
他还说“看盗版的不如狗”,当然他也承认看过盗版,“连狗都不如”。他还揶揄房地产商因为没文化,“北京才出现那么多的破楼!”对于泄露他家地址的记者,冯小刚干脆用脏话伺候:“混蛋,我他妈的想抽你!”
想骂,也要树起骂人的权威
冯小刚说:“如果你让我不高兴,我也会让你不高兴。”有他的地方,都会有争论。
1999年,《科学时报·今日生活》发表由袁始人编辑的《冯小刚“没完没了”》为总题的6篇文章,对冯小刚的贺岁片进行了批评。之后,该报又发表了署名于扬的《贺岁片的“挽歌”》,称冯小刚拍的贺岁片是“劣质盒饭”,劝他“别赖在电影圈里不走,没完没了地打着为老百姓‘贺岁’的名义,尽赚他们的钱,同时也糟蹋了中国电影。”
冯小刚大怒,第二天就找到该报编辑部,由于没找到于扬和袁始人,冯小刚就对其他编辑说:“你们编辑小心点,别牙掉了还没地方喊冤去。”临走还不忘撂下狠话:“出门要小心点,免得挨揍”。
冯小刚气愤的原因,是因为“那些文章不是正常的批评,而是人身攻击”,他说“你讲理,我配合,你不讲理,我也就只好不讲理了”。对于那些威胁打人的话,冯小刚也承认说过,不过声明那是气话,“我又没招你,是你先惹我。当然有人会说,就是他招你,你也不该打人。但这就像两岸关系,你搞分裂我就可以打你。这是以牙还牙。我周围的朋友都很愤慨,认为不理不行。我认为我这样做也是给这样的记者一个教训。”
自出道之日起,外界对冯小刚的批评就不绝于耳。对于大多数批评,冯小刚心里都不服气,认为对方是憋着股劲想拆他,不是正常的文艺批评。而他的回击很简单:用最好的票房抽他一嘴巴。
“不是中国电影帮助我,就是我帮助了中国电影”,这句话被看作是冯小刚的自负。但是,新影联总经理高军承认,如果没有冯小刚,中国贺岁档探索至少要晚5年。2002年之前,冯小刚用一部《没完没了》就扫荡了贺岁片市场,一部电影的票房超过其他小片的总和。冯小刚自认是票房上的“常胜将军”, 他说猫有猫道,鼠有鼠道,他就是鼠道,走的就是过亿的路。
冯小刚觉得,真正的文艺批评应该是言之有物,而不是人身攻击,“你想骂,也要树起骂人的权威。”在他眼里,王朔就是权威。
《一声叹息》做内部放映时,冯小刚请王朔到北影去看片。看完后王朔说“挺好的”,可是后来王朔却在车上说,所有中国电影的缺点都被这部电影吸收了。这部电影后来获得了埃及某电影节的奖项,有记者问王朔有什么看法,他说:“埃及电影节就相当于中国一个乡镇企业奖。”为了这句话,冯小刚都哭了。
“老子不干了!”
功成名就之前,冯小刚渴望获得关注,当他如愿以偿得到关注后,过普通人的生活却成为他最大的奢侈,因为天天有媒体记者跟着他。
经常把炮口对准记者的冯小刚,竟然在面对媒体时也会紧张:“有的时候你是善意的玩笑,媒体会把它变成别的意思;有时候你说的话,媒体会掐掉前因后果,断章取义。所以我现在不敢接媒体的电话。”
在电影从筹备到上映的所有环节中,冯小刚最怕的就是宣传。他得时刻防着媒体挑事儿,忍着狗仔队的跟踪,面对不同的主持人,还要千篇一律地重复同样的内容。
接受《名人面对面》的采访时,冯小刚谈到了自己的退休打算。《唐山大地震》之后,他再拍5部电影就要收山。收山的原因,除了累,还有对娱乐圈的厌倦,特别是与媒体的冲突让他感到不忿:“狗仔队天天跟着我,我特别想下车踹他一脚。但是我踹他一脚,他们就有的写,而且所有的公众,就得骂我不是东西。但天天后边有一个人跟着,你说有多烦!为什么这么烦呢?就因为你是一名人,你还想在这干。如果今天我想到明天我不干这事了,我绝对下车踹他一脚,我踹你怎么着吧,是吧?因为你挑衅我了。”
冯小刚说,每当看到有记者羞辱、质问演员的场面,就会有“老子不干了!”的念头,但是他还有很多东西要顾,“你就忍一忍吧,你就当自己就是一婊子吧,你就早点脱离这婊子的行业”。
冯小刚也承认,虽然他经常对媒体发火,但他今天的成绩,还是要“打心眼里感谢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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