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山远：语言的能力

语言很奇妙。有的人,因为对方一句话,从此爱上对方,死心塌地。有的人,却始终在等待一句让自己爱上对方的话,但是一直没等到。情圣,永远是会聊天的人。

大唐玄宗年间，书生崔怀宝在踏青时邂逅宫廷第一弹筝高手薛琼琼，心生爱意，作词一首，托人献给美女。美女瞬间被打动，毅然与崔怀宝私奔了。这首词写的是：

“平生愿，愿作乐中筝。得近玉人纤手子，砑罗裙上放娇声，便死也为荣。”

有些类似当代王洛宾那首《在那遥远的地方》，为了跟美人在一起，愿意变作一张筝，或者一只小羊。

人跟人真的不一样：有的人，几十年稀里糊涂、神经粗大，拥有渡边淳一所说的钝感力；有的人，一生精明，目标确定后，唯恐走错一步路、说错一句话。但是，总有一句话能够击中一个人的心，即使这颗心再粗糙，也会被语言找到缝隙，直抵内心柔软处。

公元505年，一介武夫陈伯之居然被一段话打动，率八千人归降。这段话很著名：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

当时是南北朝的混乱岁月，南朝梁武帝派兵北伐，与北魏大将陈伯之对峙。陈伯之本是南方人，后来叛逃到北边。眼看血战在即，南朝遂安排丘迟写信招降。丘迟以文采著称，写就一篇《与陈伯之书》，没多久，陈伯之就投降了。史载，他被信中描写南方风物的那16个字深深打动了。

陈伯之恶少出身，小时候身上总带把刀，四处游荡，看到别人家的稻子成熟了，就偷偷去割。稻田主人发现后，斥责他：“小孩子不要动我的稻子！”陈伯之无赖地回答：“你的稻子这么多，割一担有什么要紧？”稻田主人准备捉住他，陈伯之就亮出刀子，作势欲刺，说：“小孩子就是这样！”稻田主人被吓跑了，于是他慢慢挑着稻谷回家。长大后，他做了强盗，后来从军，打仗勇敢，慢慢混出头了，却还是流氓无赖的底子。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也会被一段充满文采的话彻底打动，诚如法国大文豪雨果所说：“语言就是力量。”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有一群把语言的力量发挥到极致的牛人，靠三寸不烂之舌混成了高级干部。他们的职业叫“说客”，周游列国，跟君王聊天，或劝进军，或劝退兵，往往都能奏效。这种聊天是卓有成效的，说客们可不是陈胜、刘邦、朱元璋面前的农民，他们都是出色的演说家、外交官、心理大师兼表演艺术家，直接影响当时的风云变幻。

有个叫唐雎的牛人，被安陵君派遣出使秦国。安陵国是个小国，秦国久怀觊觎之心，企图威逼利诱，不战而得。秦王面对唐雎，完全不把对方放在眼里，一派你不配跟我聊天的架势，威胁要出兵灭掉安陵国。唐雎怒了，发表了一段著名的演讲：

“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苍鹰击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怀怒未发，休降于天，与臣而将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

这一番话，排山倒海，气势逼人，秦王给镇住了。类似唐雎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所以刘勰在其名著《文心雕龙》里这样感叹：“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值得一提的是，唐雎跟秦王并非文绉绉地聊天，他连珠炮一般地向秦王抛出一串排比句时，还辅以“挺剑而起”的动作，秦王心慌了。

聊天的环境很重要。情人在彩霞满天的海边求爱，自然比在嘈杂的菜市场里成功率要高得多。后人考证过，陈伯之是个文盲，他不识字，又怎么会被“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所打动呢？原因是：给他读信的人读得声情并茂。古人讲究声律，苏东坡曾说过：“三分诗，七分读耳。”

关于聊天，后人更精确地总结出一个著名的公式：信息沟通效果=7%的言辞+38%的语音语调+55%的表情动作。遥想当年，应该是南北朝最著名的主播，酝酿了半天感情后，抑扬顿挫，热泪盈眶，在陈伯之面前念了那封信。

聊天交流，是需要很高技巧的，像高明的文书，把“屡战屡败”改成“屡败屡战”，感觉就完全不一般了。文字还是那些文字，但不同组合，效果迥异。

清代笔记小说《不下带编》曾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明朝嘉靖皇帝召太医令徐伟诊脉,徐伟进殿后匍匐膝行,见皇帝坐在小床上,龙衣拖到地上,不敢继续向前爬,奏道:“皇上龙衣在地上,臣不敢前。”嘉靖帝马上拉了拉衣服,伸出手腕让徐伟诊脉。诊脉毕,徐伟回到值班室。皇帝下诏内阁重赏徐伟。徐伟见到诏书,惶惧失色,庆幸自己拣了一条命,以为有神灵在暗中保佑!

因为,诏书是这么写的:“伟适诊脉,称衣在地上,足见忠爱。地上人也,地下鬼也。”也就是说,如果徐伟刚才不是说“衣在地上”而是说“衣在地下”,那就等于骂嘉靖皇帝是“鬼”了。嘉靖皇帝可不是什么好侍候的主,多疑,严苛,又迷信,所以徐伟吓出一身冷汗。

语言既是力量,同时又“祸从口出”,古今中外,都对如何说话特别讲究,既要通过语言来表现自己,又担心言多必失,惹来大祸,比如中国民间流传的“逢人只说三分话”“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古埃及文献中也有这样的告诫:“恰到好处地说话是世上最难掌握的本领,谁驾驭了它,谁就能从中受益无穷。”

恰到好处地说话,难度太高了,所以很多人选择少说为妙。清朝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元老曹振镛,用六个字概括了他毕生奉行的信条及官运亨通的诀窍:“多磕头,少说话。”并且以此教导其门生、后辈。他确实做官做得稳若泰山,皇帝也满意,他死的时候,道光帝还难过得哭了,说少了一个最懂自己的人。

但曹振镛作为如此重臣,在《清史稿》中只有不到千字之传——他确实没啥可写的事迹,多磕头,少说话,著名的庸才一个,又可能有什么事迹呢?

不过,像“多磕头,少说话”这种极端自私的奴性与惰性,却被不少人奉为做人做事做官之圭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相形之下,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千古流芳的范仲淹,则让人肃然起敬了。

范仲淹文武双全,是当时大宋的栋梁之材,他“以天下为己任”,几乎不考虑自己的个人荣辱,每逢国家大事,总是慷慨直言,坚持讲真话,得罪了不少人,他被当世视为不会说话的人,很多人感觉没法跟他聊天。他在仕途三起三落,都是因为爱说话、敢说话的缘故:先是因谏言太后还政,被贬；接着又在废郭皇后上二次被贬；此后,上《百官图》第三次被贬。后人笔记小说记载:范仲淹三次被贬,每贬一次,时人称“光”一次,第一次称为“极光”,第二次称为“愈光”,第三次称为“尤光”。

他自己固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但别人不理解,朋友也担心。有一次被贬后,在附近做县令的诗友梅尧臣,寄了一首《灵乌赋》给他说:你老范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你这样下去,大伙儿还怎么能愉快地聊天呢?希望你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吃喝之外,只管翱翔高飞,寻自己的逍遥去吧。范仲淹立即回答了一首《灵乌赋》说: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