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历史还是当代，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政党，都需要一场属于自己的长征。
读历史的妙处之一，是能够在结果的时候去回溯开始，揣摩这因果始末，然后恍然大悟。比如，这些天，电视里都在说长征，看得多了，突然明白了一件事：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政党，都需要一场属于自己的长征。
1国民党中汪精卫这样投敌者，多如过河之鲫
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
已故著名作家高阳在《粉墨春秋》第一章《误中副车》中，详细描述了一次刺杀行动： “王鲁翘直上三楼，直奔目标;门自然在里面锁上了，助手取出小钢斧，乒乒乓乓三五下，就在门上劈开了一个大洞。王鲁翘朝里一望，床前影绰绰两条影子;一条身材高大，跟汪精卫很像。 ‘汪先生!’王鲁翘喊。 没有回答。 ‘汪先生!’ 仍旧没有回答，王鲁翘心想不错了，将快慢机伸向洞口，扳机连扣，只朝那条高大的影子打。他不想伤害另一条影子，无奈两条影子靠得很近;终于双双倒在床前……”
这次刺杀发生在1939年3月21日午夜，地点在越南河内，刺杀目标是当时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背景是：在中国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汪精卫接受了日本的政治诱降，在1939年12月19日率陈璧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10余人乘飞机逃离昆明，飞抵越南河内，12月29日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响应日寇“近卫声明”，走上叛国不归路。
1939年元旦，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同时要求抢在汪离开河内到南京筹组伪政府之前将其除掉，于是就有了这次刺杀行动。
但刺杀并未成功，死的是汪精卫的心腹秘书曾仲鸣。高阳在《粉墨春秋》中写道：“阴错阳差，种种因素凑成汪精卫的命不该绝。原来汪精卫的大女儿汪文惺，是在河内结的婚，陈璧君买了一套新家具，布置洞房，汪文惺却坚持要让给曾仲鸣夫妇用;由于有圆桌有沙发的缘故，汪精卫白天常借曾仲鸣的房间会客，以致在望远镜中窥察，从任何迹象来看，都不能不信其为汪精卫的卧室。
当然，最大的关键是，王鲁翘两次叫‘汪先生’而无反应。如果他一出声，听出不是汪精卫的声音，便可不死，令人困惑的是，不知曾仲鸣是吓昏了，不知道应该自辩非汪;还是怀着‘国士待我，国士报之’的心情，有意不答，以其替汪而死?”
侥幸逃过一死，更坚定了汪精卫投敌之决心，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从河内抵达上海，翌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作为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的投降，对于当时抗战士气打击之大，可想而知。得知汪精卫逃到河内时，蒋介石就在当天日记中用“痛苦之至”来描述自己的心情：“当此困难空前未有之危局，不顾一切，借口不愿与共党合作一语，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岂是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苦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接下来的日记中，蒋介石在多处思考汪投敌后的影响：“汪去后，对党政军以及各地之关系应特加审慎”“汪去后，外交与对敌或有影响乎?”“广东军人是否受汪影响?”“政府内部受汪影响人几何?”……眼见汪不可能回头，终于，刺杀令下发：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不能否认，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英勇抵抗，一寸山河一寸血，但国民党中像汪精卫这样投敌者，也多如过河之鲫，高官、军人、政客，纷纷倒戈。据统计，抗战期间，国民政府58个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 相比之下，在艰苦卓绝的敌后战场，整个抗战期间，共产党的高级领导者无人向日本人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去当伪军。这一点无疑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学者金一南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抗战开始，德国在中日之间‘调停’。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中，这样描述蒋介石对‘调停’的态度：‘他(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2“长征两万五千里，剩下两万五千人”
这两万五千人，是经过大浪淘沙留下的中国革命的精英
1937年8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肃立于陕西云阳大操场，举行抗日誓师大会，全体指战员将红五星帽换上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脱下红军军装，穿上国民党军军装。从此，他们变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旋即开赴抗战前线。
史载，当时许多红军指战员想不通，有的愤懑难言，有的伤心流泪——是的，这是一群刚刚在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下九死一生的长征幸存者，战友死伤无数，血海深仇仍在，如今却要换下令他们骄傲的红军帽徽，换上曾经的敌人军装，怎么不会悲愤莫名?
但这毕竟是一支经过长征考验的队伍，他们把苏维埃旗帜卷起来，举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很快在抗日战场上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可以说，长征，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完成了抗日战争的多种准备：领导核心、路线方针、干部队伍，还有士气——坚韧不拔、血战到底的士气。
前些年热播的电视剧《亮剑》男主角李云龙的原型，王近山，在抗战期间先后任八路军副团长、团长、旅长，就是一名经历过长征的优秀指战员。李云龙在剧中有一句经典台词：“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军人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王近山其人之勇猛，并不比剧中的李云龙逊色，打起仗来，素有“王疯子”之称。
《亮剑》中歼灭日军军官“战地观战团”一役，即是真实战例：1943年10月，兼任太岳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的王近山，奉命率1个团赶赴延安担负保卫任务，途经山西临汾东北韩略村时，顺手打了个“大家伙”：一举歼灭日军华北方面军“战地观战团”服部直臣少将旅团长、6名大佐联队长及以下军官120余人。史载：战斗打响前，王近山扮作一位挑着柴火的农民，站在公路上，望着开来的日军军车微笑，笑容背后，是腾腾杀气与超级自信。
有一句话说：“长征两万五千里，剩下两万五千人”。是的，长征牺牲惨重，长征前，各根据地鼎盛时期，红军总数达到30万人，经过各种磨难曲折，损失九成，但这幸存下来的两万五千人，是经过大浪淘沙留下的中国革命的精英，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党和红军的骨干。
正如毛泽东在长征结束前的一次会议上所说：“我们是经过锤炼的，不论在政治上、体力上、经验上，个个都是经过考验的，是很强的，我们一个可以当十个，十个可以当百个。”全面抗战爆发后，毛泽东还是这样跟奔赴前线的八路军将士说：“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革命的火种。”
当时延安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不发枪、不发炮，就发干部和电报”——八路军、新四军都有以人名命名的部队番号，一个个干部被派到敌后，就变成一个个火种，迅速填补国民党军队溃退后的空白，发动群众建立起武装，创造了敌后游击战场。
假如没有长征的磨砺，中国共产党又会是什么模样? 历史不容假设，这些数字，能够说明长征对中国的意义：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新四军师、军以上干部90%参加过长征;解放战争时期，各大战区党政军主要领导人90%参加过长征;中共七大中央政治局委员13人，10人参加过长征;中共八大中央政治局委员17人，15人参加过长征;10位元帅中的9位、10位大将中的9位参加过长征;1955年授衔，57名上将中的48名、177名中将中的157名参加过长征……
这批衣衫褴褛的精英，跨越千山万水，经历九死一生，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也改变了一个政党的气质。
长征是熔炉，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前一次关键的淬火成钢。在红军长征出发50周年后的1984年，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这位76岁的老人，怀揣心脏起搏器，带着打字机，跋涉一万多公里，并出版了一部比斯诺《西行漫记》更能全景式反映红军长征的名著《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他写道： “从红军1934年10月16日在华南渡过浅浅的于都河，直至毛泽东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长征把中国这段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3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党，守住初心不容易
长征是大浪淘沙的过程，动摇和投机分子坚持不下来
曾有人这么问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长征》在写什么?”他回答说，就是四个字：“永不言败。” 相比之下，国民党就缺这么一股精气神。且不论1931年不抵抗丢了东北的奇耻大辱，就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半壁江山沦敌手，还遭遇南京大屠杀这样的国难，国民政府一方面咬牙抵抗，而另一方面却始终没有中止与日寇的和谈企图，因此出现中外战争史上的奇闻：一直到珍珠港事变美国对日宣战之后，国民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此时距离“九一八事变”已有10年，距离“卢沟桥事变”已有4年。
迟迟不敢宣战，就是没有放弃和谈的幻想。而像汪精卫之流，更是公开宣扬失败主义。有一次他问冯玉祥：大家都说抗战到底，“底”在何处?冯玉祥回答“日本投降”。汪精卫后来嘲弄说：“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与无知。”
高阳在《粉墨春秋》中，不无感慨地写了汪精卫这个曾经的热血青年，居然落了一个认贼作父的可耻下场。1910年，汪精卫刺杀满清摄政王时何等气概，狱中慷慨赋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英勇少年，抗清义士，却在中年时堕落成民族败类，落了一个身败名裂。
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政党，要守住“初心”，并不容易。北京大学教授在《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当年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是什么?两党的目标似乎没什么不同，都是打倒军阀、平均地权、民族解放。孙中山先生曾反复讲，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然而，两党有两个根本区别。第一，国民党在平民百姓中没有根，共产党植根于平民百姓。第二，国民党要扮上帝，给人民‘送慈善’;共产党则要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让人民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没有根的国民党迅速蜕变成了新军阀，就完不成平均地权和民族解放的任务。共产党深深植根于普通人民，动员人民，组织人民，以组织起来的人民力量为上帝……”
其实，国民党与共产党相比，还有一个区别：国民党的历史中，缺一场长征。
长征的历史证明，残酷的斗争是对每个革命者最好的考验。长征给共产党带来了什么?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一支千锤百炼的干部队伍，一种绝不轻言放弃、敢于追求胜利的精神气质。这些，恰恰是国民党最缺的。
1948年，蒋介石在“戡乱”建国干部训练班开学典礼上，讲过一番沉痛的话：“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他还气愤地说：“自抗战以来，本党在社会上的信誉一落千丈，我们的革命工作苟且因循，毫无进展。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淘汰了。”
中国共产党一直严把入党关，只是在长征胜利结束后，“经过长征的人可以直接入党”，因为，长征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动摇和投机分子根本坚持不下来。相比之下，国民党入党，只能用“任性”和“混乱”来形容了。
譬如，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拼命追求党员数量的扩张，1940年春，李宗仁在湖北老河口公园举行的一次集体入党仪式上，一次就吸收了1万多名军官士兵为国民党党员，其后几天内，第5战区10万官兵都集体成了国民党员，因此在抗战时期，国民党拥有400多万“军队党员”，人人皆是党员，跟人人皆非党员，又有多大区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抗战期间曾经慨叹：“党员数目，变成一篇糊涂账，同二十五史一样难查。谁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同志!”
这简直就是一个段子了：1946年，国民党中央郑重宣布：“永远开除宗维泰党籍”，这个决议下发后不久，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复查时发现，宗维泰并无党籍……
4“中国共产党是历史上淘汰率最高的党派”
长征是战略转移，更是历经生死考验后的成长与成熟
其实，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并不缺乏叛变投降者。从这个角度而言，长征是一道分水岭。
金一南曾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历史上淘汰率最高的党派”，例如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共产党人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萧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彷徨者动摇者纷纷脱党，有的公开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并指认捉拿搜捕自己的同志。残酷的环境，考验每个共产党员，有的人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而有的人，则做了另外的选择，被历史所淘汰。
金一南做了这么一个统计：“当时背叛者比比皆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上海中央局负责人李竹声、盛忠亮被捕叛变、中共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闽赣分区司令员宋清泉叛变、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叛变、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叛变、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祐叛变，闽浙赣省委书记曾洪易叛变、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叛变、闽北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叛变、瑞金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叛变……”
长征，是共产党和红军的战略转移，也是艰难求生，更是历经生死考验后的成长与成熟，尤其是遵义会议，彰显了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精神和勇气，可谓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用斯诺的话来说，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 不管是历史还是当代，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政党，是需要一场属于自己的长征的。成功固然令人迷醉，但起初苦苦拼搏的磨难，却更让经历者终生铭记并感谢，自豪，自信，并愈发自强。 这种在艰难中磨砺而出的精神力量，永远令人动容。当年，在大渡河畔，担任前锋的红4团上演了真实的“生死时速”，一昼夜徒步行军240里，他们的口号是“要桥不要命”，最终夺下了泸定桥，拯救了自我。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只能靠自己!
相比之下，更早些时间的太平天国翼王，居然因为儿子出生，在安顺场这处“死地”，全军暂停渡河，庆祝三日，结果陷入重围;绝境之中，他又心存幻想，企图以自己的投降，来换取四万将士的性命。最终只能是以全军覆没的悲剧收场。
说起石达开，常常想起一位红军烈士，红34师师长陈树湘，在惨烈的湘江战役后，身负重伤被敌人俘虏，他在担架上硬生生扯断了自己的肠子……宁死，也不投降。 石达开若有陈树湘这份精神，又怎么会英雄一世，却屈辱而死呢?
5功勋群体“长征干部”有“免死铁券”吗?
战胜苦难让自己变强大，并明白特权并非苦难的犒赏
人们总爱讨论：“为什么红军没有变成石达开第二?”除了战术层面的探讨外，其实从另外一个细节也可以找到答案：太平天国军队中，有一个特殊阶层，叫“老兄弟”，均为广西金田起义时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元老，随着太平天国席卷半个中国并定都南京后，“老兄弟”渐渐成为享受特权的贵族阶层，贪图享受，飞扬跋扈，却无人敢管，俨然拥有免死资格。
长征胜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也拥有了一个功勋群体“长征干部”，他们受人尊敬，但他们有“免死铁券”吗?1937年10月12日，红军师团级干部因为情感纠纷枪杀女学生被判处死刑，此事影响巨大，因为黄克功是一个立下汗马功劳的“长征干部”。
战胜苦难，是让自己变得强大，并明白特权并非所受苦难的犒赏——这样，才能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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