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追求体面劳动

“85后”农民工杨立峰在江苏苏州一家机械加工公司工作。五年前，他从老家河北来到这里，一开始曾迷茫又忐忑，而如今他已是生产车间的领班，成为了年轻工人眼中的“杨老师”。“现在我可以自豪地说自己是‘新苏州人’了。”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杨立峰说。

曾几何时，提到农民工，人们往往会想到“大包小包、头发凌乱”的画面。但现在，杨立峰和工友们走在街头，与同龄的城市青年并无差异。杨立峰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我们这代人正在为城市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与城市的融合度也比我们的父辈更高。”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农民工。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受教育程度较高，劳动权益诉求也高，思想开放、思维活跃，渴望融入城市。国家统计局《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8652万人，其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占比首次过半。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查发现，伴随改革开放大潮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里已不再是过客与旁观者，他们正在日益成为制造业发展与城市建设的坚实支撑。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正努力在城市落户扎根，但这仍需要各方协同发力。

技术型工人成“香饽饽”

在杨立峰看来，自己之所以能取得“小成就”，原因在于读过大专，擅长一门技术，还有敢闯敢拼的精神。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了十余位年轻农民工发现，他们像杨立峰一样，成长于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时代，带着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特征，其中一项主要变化就是“受教育程度增高”。

统计显示，2017年北京市农民工受教育水平以初中为主，比例达56.1%;高学历农民工占比进一步提高，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比12.5%。多位受访企业负责人表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更高、知识储备更多、学习能力更强，是企业未来发展的急需之才。

本刊记者梳理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从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兴起，一亿多农村转移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到上世纪90年代初各地发展开发区，进城“民工潮”波涛汹涌;再到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主力军，农民工群体的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如今，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虽然科技的发展，让一部分企业开始选择“机器换人”，但却并未减少对年轻劳动力，特别是技术型劳动力的需求。

在江苏苏州一处工业园区内走访，记者看到，周边数个知名电子厂、服装厂门口的电子屏滚动着“招工”字样，有的企业还推出了“推荐一名普工奖励500元、技工奖励800元”的奖励制度。

有数据显示，江苏省苏州市已有约10%的制造业企业实施了“机器换人”，人工替代率达1:4。但在实际用工需求中，制造业一线岗位仍然占新增岗位的半壁江山。

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省今年对省内5550家不同规模企业的用工信息做过监测，发现这些企业春节后用工需求总量达301.1万人，同比增加近10万人;公共人力资源市场求人倍率为1.21，30家重点监测的民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求人倍率为1.39，也就是说，平均1人分别有1.21和1.39个岗位可供选择，求职需求已小于岗位供给。

江苏省昆山市人社局局长朱天舒分析，“机器换人”虽然减少了一线工人需求量，但对技术人才的需求增加了，这就要求更多一线工人能够学点技术，懂得操作机器，未来技术型工人将成为企业用工的“香饽饽”。

从“改善生活”

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

前不久，24岁的纺织工人王强从江苏南京辞职回到了老家江苏宿迁，做起了快递送货员。他还先后介绍了3位原来的工友当快递员。王强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年轻人都想干服务业，不想进厂子，送快递比工厂流水线“有意思多了”，时间上也更“自由”，“流水线工作重复、无聊，做得很难受。”

“工厂流水线曾是农民工的集聚地，但现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明显下降。”江苏省昆山市某知名电脑组装公司人事负责人高剑锋发现，现在招聘年轻工人都得“哄着上岗”，有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进工厂“不体面”，容易跳槽。

谈及企业工厂普遍存在“难招年轻工人”的现状，智联招聘集团总裁刘东从大数据角度分析认为，老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更多的是为了挣钱养家，而已成长为产业工人主力军的“90后”农民工的家庭压力小，他们外出就业的动机已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

“90后”农民工吕漫娜在江苏省昆山市一家精密机械公司从事机械加工工作。她告诉本刊记者，年轻工人对劳动权益的诉求越来越高，“那种工资不高、吃住不包、合同不签、保险不上、发展不大的企业，应该没有人会愿意去。”

在苏南地区多个人力资源市场采访时，十余位“85后”“90后”农民工对本刊记者说，“想找个福利好的工作”。在招聘现场，记者发现，为了吸引这些新生代的求职者，一些企业在招聘海报上着重突出了“福利政策”，包括带薪休假、购买保险、根据工龄增加工资、提供宿舍配备空调和储物柜等，甚至连WiFi全覆盖也“榜上有名”。

多位受访企业人事主管说，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和技能培训的水平有所提高，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里的同龄人，对待务工城市也已从过客心理向希望长期稳定生活转变，因此，他们在择业时呈现出“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的特点。

“现在网络发达，如果企业侵害我们的权益，拖欠工资，我们会选择进行投诉，主动维权来解决。”“95后”年轻工人杨科说。多位受访新生代农民工说，有的小企业会把员工的“五险一金”外包给一些不正规的职业中介，一旦出现生产事故，职工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因此，学会维权尤为重要。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有着更高的劳动权益诉求，平等意识、维权意识也日益增强，维权方式从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在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话语表达权、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都比父辈有着更高的期待。

此外，还有受访企业的人事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很多入职的年轻工人正处于婚恋期、思想彷徨期和情感高依赖期，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这些年轻人更希望能够在工作的同时，收获爱情、交流思想、倾诉困扰，对精神、情感和家庭归宿有着更强烈的需求，这也要求企业和社会要有针对性地给予他们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

融入城市的“软硬需求”

25岁的李小兵来自安徽阜阳农村，如今在苏南地区的一家窗帘厂工作。他告诉本刊记者，他每天从早上7点多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一个月休息三天，一个月挣不到5000元，每月的房租为1500元。“现在这里郊区的房价都到1万4了，压力非常大。”李小兵说。

由于落户难，李小兵只能让自己的两个孩子留在老家，没法带到身边照顾。“现在只有每年春节能回趟家，准备再干两年就回去发展，离家近好一些。”李小兵显得很无奈。

“户籍、住房、子女入学等问题，一直都是农民工关心的问题，有关部门应给予年轻工人足够的社会保障，让他们对未来更有盼头。”农民工公益服务组织苏州工友家园创始人全桂荣建议，可以多渠道多形式地为农民工提供居住场所，鼓励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设置夫妻房，探索建立农民工住房公积金制度等。

当前，在选择落户城市、融入城市生活等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仍然面临着现实的压力与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想融入城市，往往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要改变这种状况，途径之一就是培训。”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王玉峰建议，要通过培训进一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这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他们的就业积极性和稳定性，只有稳定就业才能在城市扎根立足。

对培训有着深切感受的“80后”农民工李星，在江苏省苏州市某知名汽车部件公司工作已有8年。“我从操作工做到了生产线领班，上班时间越来越短，但是工资年年增长，靠的就是培训。”李星说，除了参加公司组织的员工培训，他还参加了当地相关部门组织的技能培训。“收获技能证书的同时，升职加薪拿补贴样样不落，我已经顺利在苏州安家落户了。”李星说。

“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文化程度有所提升，其就业压力主要来自技能单一，跟不上产业更新步伐。”江苏省苏州市人社局局长朱正说，通过校企合作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尤为关键，相关部门要引导职业院校和企业拓宽校企合作范围，在专业体系、课程设置、技术研究、人才培养培训等方面主动适应变化，在旧岗位转移减少的同时，打造新的劳动者队伍。

受访企业人士认为，除了补足新生代农民工的“硬需求”外，还应满足其“软需求”，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

今年7月，南京财经大学所做的一项问卷调研显示，近62%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想留在城市生活，但有约80%的人很少参加城市社区活动。近20%的城市市民表示，新生代农民工更加适应城市节奏，欢迎他们融入城市生活。

多位受访人士建议，一方面，相关部门应该引导企业通过组织符合新生代农民工特点的文体活动，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另一方面，社会也应通过开展社区关怀和交友活动，并提供更多公共服务等方式，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解除后顾之忧，更好融入城市生活。(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何磊静 张展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