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泰山：泰山文化在国内外的传播与影响

周郢，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教授，已出版《泰山与中华文化》《泰山国山议》《碧霞信仰与泰山文化》等著作10余种,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红楼梦学刊》等发表论文300余篇，并在央视《法律讲堂·文史版》作泰山讲座。

泰山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通观泰山在中华五千年中的历史变迁，其与国家政权关系之密，历史延续之长，社会影响之大，确实是其他诸山难以比肩的。

中华历史的局部缩影

早在上古时期，泰山便是重要部落的聚居地，尧舜时期已将岱宗作为巡狩四方(四岳)的首巡之地。周代立国后，在大一统政治观念的影响下，将天下九州各确定一座名山为其镇山，其中所定兖州的镇山便是泰山。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至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泰山作为中国名山的代表，在大一统王朝中首度得到确认，从一州之镇开始升格为九州之望。

我们现在熟知的五岳制度定型于西汉。汉朝帝王极力利用五岳来增重君权，使五岳地位日趋重要。汉武帝前后八次封禅泰山，崇祀之隆，超越嬴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也使泰山的地位凌驾于其他四岳之上。

秦汉以后，历代王朝都有山川崇祀制度，列祀典之首者，尊之为“宗山”。泰山自秦汉时成为“宗山”后，除去个别时段(如武周)外，基本都延续着这一地位。如唐高宗、唐玄宗都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玄宗加封泰山神为“天齐王”，继而又在御制《纪泰山铭》中，申述了泰山“五岳之伯”的首山之位。宋真宗出于政治需要，在位期间举行了规模空前的泰山封禅。告成之后，先后加封泰山神为王、为帝，使泰山神阶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一级。明孝宗在御制《东岳庙碑》中礼赞泰山为“群岳之长”，称其“奉我胤祚，光我化甄”，再次昭示了泰山为大明之“宗山”。

进入近代社会以后，许多学者认为，泰山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虽被封建统治者所神化，但就其本质而论，却凝聚了民族精神与文化的丰富内涵。易君左、老舍等人还曾提倡“定泰山为国山”，藉以“恢复已失去之民族自信力，唤回将散而未散之国魂，惊醒国民醉生梦死之迷梦，而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之伟大精神”。

通观泰山在中华五千年中的历史变迁，从“镇山”“岳山”“宗山”，直到拟议“国山”，其与国家政权关系之密，历史延续之长，社会影响之大，确实是其他诸山难以比肩的。

中华民族的发展印记

回溯历史，泰山崇拜最早兴起于生活在山东半岛的东夷人部落，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存中的“日火山”陶文图案，被确认为东夷大山崇拜的标志。在此后的岁月中，东夷与中原地区的夏族不断碰撞与融合，东夷族首领蚩尤为黄帝击败后，其族群大部融入黄帝部族，成为后来华夏族的前身。

中原主体民族历经夏、商、周三代的演进，至春秋初期，便正式以“华夏”这个名称现身于历史舞台。列国争霸，诸侯相斫，促成了民族大迁徙和大杂居。借助民族融合的高潮，泰山信仰的影响也继续扩大。

随着秦统一战争的推进，华夏族先后融合戎、狄、楚、越、巴蜀各族，发展成新的民族共同体。由于秦王朝的祖根嬴秦部族(属东夷一系)源起于泰山，因此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选定泰山作为大一统王朝封禅告天的圣山。于是泰山由一座中原民族的族山，一跃成为华夏民族共同体的族山。此后的两汉将各民族的大一统推向新的阶段，华夏族也演变成汉民族，而泰山作为民族之山的地位迄未动摇。

元明清三朝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泰山信仰开始走出中原一域，来到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生根发芽。源于泰山灵石崇拜的“泰山石敢当”信仰，也在明清时期盛行于南北少数民族村寨。据民俗学家调查，在云南彝族、傣族、四川羌族、贵州苗族、西藏藏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都有大量的石敢当遗存，可见其信仰的覆盖面非常广阔。

从上述泰山信仰在中国各民族中传播的历程可以看出，泰山信仰与中华民族形成及民族文化融合息息相关，其影响早已从汉族一族，延伸至众多少数民族之中，泰山也因为体现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信仰，而成为“万族共瞻”的中华民族之山。

中华信仰的神圣交集

中国传统信仰以儒、释、道影响最大，“三教”虽各有其标举的神山圣山，却也有共同认可的神圣山岳，这就是泰山。它是儒家的“圣山”，道家(道教)的“仙山”，释家(佛教)的“灵山”。

孔子与泰山，儒家文化与泰山文化，有着难以割断的血脉联系。“登泰山而小天下”，被认为是孔子借泰山的至高无上而抒发自己高瞻远瞩、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理想。儒家另一位圣哲孟子，人们称他有“泰山气象”，认为孟子的人格精神富有泰山的岩岩之势。如今在邹城孟庙之中，还有一座石牌坊，上面书写着“泰山气象”四个大字，用的正是这一典故。反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也反哺、滋养了泰山文化，使儒学成为泰山的文化“底色”，泰山也由此成为儒学中的圣山。

泰山被纳入道教信仰，源于战国秦汉时期的方仙道活动。方仙道兴起于齐地，而落处齐地的泰山被认为具有主生主死的“功能”，因此众多方士都把泰山鼓吹为仙人之山。魏晋南北朝时，随着道教“清整”，名山信仰在教义中日渐突出，名山被视为传授道书及炼丹之地。此时，泰山也被正式纳入确定后的道教名山体系之中。

宋代之后，道教之泰山信仰与国家之泰山信仰日渐融为一体。元明时期王朝致祭泰山的祀典多由道士代行，上下岳庙也均为道士主持。道教逐渐成为泰山宗教的主体，而东岳大帝、碧霞元君等泰山神祇也都被拉入到道教的神仙系统中来。

作为外来宗教，佛教对泰山的尊崇源于一段有趣的文化“对译”。佛教教义有一项重要内容——地狱观念，其名在梵文中写作“捺落迦”“泥犁”或“无间”，它的含义在最初传入时并不为汉人理解。这时，来自安息国的高僧安世高与来自康居国的高僧康僧会敏锐地发现，在中国也有一种近乎佛家地狱的观念，那就是关于泰山主死的信仰。于是他们在翻译《六度集经》等释典时，便用“太山”“太山狱”“太山地狱”来译写梵文的“捺落迦”与“泥犁”。安世高等此一对译后来为其他佛经翻译家所采纳，中国泰山信仰遂与印度地狱信仰相合流，大大增加了泰山在佛教中的地位，成为佛教威严神秘的“灵魂之山”。

一山同时被“三教”所尊崇，这在中国山岳中确是十分罕见的。也正是泰山本身所体现的“宗教兼容性”，使其具有超越任何一种宗教范围的广泛影响力。

中华精神的集中体现

泰山与中国民族情感、民族意志、民族心理的形成息息相关，泰山文化是中华民族心理的结晶、民族文化的优秀代表(李国榕等《泰山与中华民族心理》，《泰山研究论丛》第三集)。其山之精神特征——如博大、宽容、安定、崇高，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关于泰山精神内涵，研究者各有不同的诠说。若举其荦荦大端，大致可归纳为五个方面：

“身凌绝顶”的攀登意志：泰山拔地通天的巍然雄姿，激发了人们登攀向上的渴求。有人说：泰山之壮美，尽在攀登中。正是在不断攀援的过程中，实现了人的本质力量;通过攀登的感受，促使人们努力进取，自强不息。对此，古今哲人都有大量的论述，精辟地揭示了这一主旨。

“重于泰山”的价值取向：由于泰山给人以浑厚、稳重的视觉感受，在古人“君子比德”的思维下，泰山就成为某种高尚人格的象征。汉代史家司马迁便振聋发聩地提出：“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一譬喻成为中华民族人生价值的衡量标尺，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优秀儿女为国家民族而奋斗献身。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又引申此义，称：“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赋予“重于泰山”以时代精神。

“不让土壤”的博大胸怀：泰山文化在形成中，广泛吸纳了各区域、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使其文化特征呈现多元色彩，体现了中华文化博大兼容的一面。秦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论称：“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正是对这一文化特色的生动隐括。类似的表述还有《韩诗外传》中的“泰山不让砾石”，清郑世元的“太山不自高，因丘垤以形”，元徐世隆的“太山元不厌微尘”，都高度礼赞了泰山包含万物、博大精深、虚怀若谷的气象。

“捧日擎天”的光明追求：登临泰山，最为激动人心的莫过于那雄浑澎湃的日出奇观了，她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以至于形之梦寐、牵之诗魂。对泰山日出的无比崇拜，正是中华民族追求光明意识的集中体现。西方人在泰山之巅也同样感受到这一点，联合国教科文官员马约尔也曾感叹：“每当在泰山上看到日出时，就感到一种新的活力，感到新的生活正在开始。太阳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从东方升起，使我感受到泰山精神的另一方面，那就是坚持不懈的努力。这种泰山精神正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

“国泰民安”的美好寄托：泰山“雄重盘礴”(元好问语)的山体，自古以来就是稳定安宁的象征。“盖‘泰’之一字，除训为‘大’外，尚训‘安’也”(易君左等《定泰山为国山刍议》)。人们便很自然地将泰山与国家、社会的安定联系起来。汉代淮南王刘安便有“天下之安，犹泰山而四维之也”之说。国家的安定，宛若泰山被结物的大绳所固定一样(牢不可移)。从此泰山成为体现“国泰民安”此一民族价值观念的最佳载体。泰山之下所置州府，均循此意而命名为“泰安”，泰山极顶也由此而得名“太平”。大观峰上的“与国咸宁”“与国同安”“斯山之固，国家柱石”及丈人峰上的“国泰民安”等题刻，都正抓住泰山文化的这一精髓。

因此，泰山已不仅仅是一座自然之山，更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支柱。诚如论者所云：“泰山之德性，实与吾国民族精神及固有文化完全吻合。”(易君左等《定泰山为国山刍议》)“确能代表中华民族精神者，舍泰山而外，将何所求!”

泰山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

泰山很早就与域外的世界发生联系。可以说，一部泰山的文化史，就是泰山由山东走向全国，又由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泰山与世界发生联系，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时期。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封禅泰山，当时就有来自“安息”——也就是今天伊朗等国的众多使节随行。随着唐宋时期中国对外交往的不断拓展，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来到泰山，参与中国皇帝的封禅大典。在唐高宗、唐玄宗两次封禅活动中，都有日本、高丽、印度等数十邦国的使节与会。在宋真宗封禅时，更增添了来自阿拉伯半岛与东南亚印尼等国的商人队伍。由于这些频繁的外交活动都发生在泰山，泰山文化因而远播海外。不仅在东方如此，泰山之名很早便已传入西方。公元6世纪东罗马史学家便在著作中提到了“泰山”;随着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泰山的名字更传遍了西方。近代以后，大批的欧美人士奔赴泰山，访古览胜，并从不同角度对泰山文化展开深入而广泛的探讨。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重要一页。

在韩国历史上，不仅有众多的新罗、百济、高丽官吏参加泰山封禅，大量的朝鲜文人诗客也登岱赋诗，而且还曾有一位朝鲜高僧来泰山求法。这位高僧名唤满空，他是朝鲜李朝初期的僧人，与同道九人乘船渡过鸭绿江，来到中国。公元1428年满空登泰山，遍访古刹，留居三十六年，直至去世。在这期间，他重建了泰山竹林寺、普照寺，使荒废颓败的古寺重焕光彩。

唐代有一位名叫圆仁的日本高僧，随着遣唐使前来中国，他许愿希望获得神灵祐护：如果他能学成归国，将恭请泰山神前往日本，并为其建庙祭祀。当公元847年圆仁返国时，便运奉回一尊泰山神造像。后来他的弟子遵从遗命，在京都建起供奉泰山神的庙宇，名唤“赤山禅院”。从此泰山神信仰传入日本，并成了在日本影响最大的中国神。

佛教起源于印度，随着佛教的入传中国，大批的印度僧众远涉关山，前来中国弘传佛法。其中有三位印度僧人曾来泰山，并在泰山留下了遗迹。据目前所知的资料，最早来到泰山的印度高僧是东晋时来华的佛驮跋陀罗。他从海道前来中国，先到山东，他途经泰山时曾在泰山以北的长清境内建云禅寺。第二位名叫求那跋摩，他是古印度罽宾国的王子，南朝宋时来中国传法，在泰山北麓的人头山建衔草寺，至今还存有遗址。第三位名叫法鸿，北齐时来到中国，在东平洪顶山山谷书刻佛经，刻石至今仍完好保存。这是中国现存为数不多的印度人刻石之一。

历史上中国与阿拉伯的海上贸易极为繁荣，北宋真宗封禅时，便出现了一支由阿拉伯人组成的赞礼队伍。一位名叫李麻勿的阿拉伯船长，向宋真宗敬献了一方长约一尺二寸的玉圭。他称这方玉圭是五代祖从西天一位长者那里得到的。祖上传有遗命，说：“世代保守此宝物，等待中国的皇帝到泰山封禅，便赶来献上此圭”。《朝觐坛颂》中特别叙述了这段阿拉伯献玉圭的感人故事。

17世纪地理大发现后，第一个把泰山介绍给西方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来华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上，便特意画上了泰山。从此在世界性的地图上，有了泰山的地理坐标。俄国也是较早知道泰山的西方国家。17世纪俄罗斯帝国大臣米列斯库曾出使清朝，他在的《中国漫记》中对泰山作了这样的描绘：“济南府附近有一座高山，名叫泰山，高四十华里，即十四俄里，他们说黎明头一次鸡叫，在山上即可以看到日出。这里有许多山洞，有无数名士隐居于此。”虽然描述还较粗浅，但已对泰山有了一些具体的认识。到了20世纪初，苏联汉学的创始人阿列克谢耶夫来到泰山考察，详细地调查了泰山各地的名胜、石刻以及民俗，并在他的《1907年中国行纪》中作了细致的叙述。阿克列对中国年画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泰安收集了许多年画、纸马等艺术珍品。目前这些艺术珍品完好保存在前苏联的宗教博物馆和列宁格勒图书馆。

在近百年的岁月中，泰山文化与法国的联系非常密切。在法国，有着一位以研究泰山文化著称的汉学大师，他就是爱德华·沙畹。沙畹曾任法国驻清公使专员，他曾于1891年和1907年两次来到泰山。之后他在巴黎完成了一本书，书名叫《泰山：中国人的信仰》。书中对泰山宗教、民俗文化作了深入解析，这部由外国学者完成的泰山专著，在西方世界有极大的影响，成为西方汉学的经典之作。还有一位法国人则以摄影机来记录泰山的风貌，这位法国人便是爱伯特·肯恩。肯恩是法国巴黎的一位旅行家、金融家，1908年与1913年，他两次来到中国，委派摄影师用当时最先进的彩色摄影术，在泰山拍摄了大量的彩色照片。从这些老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之初的泰山各种名胜古迹的面貌以及泰山人家的生活场景。这些照片不仅凝固住逝去的历史，也让泰安人永远记住了这位法国友人的名字。

近代国门开启后，最早造访泰山的外国学者便是德国人。十九世纪末年，德国科学家李希霍芬访问泰山，对泰山地质、矿藏作了深入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德国入据青岛后，德国人在泰山的活动更加频繁，泰山云步桥头至今还保存有清末时德国人巴贺的题刻。在众多的德国游客中，有一位名叫蒂斯佩的天主教士对泰山钟情最深，他在1906年撰写并出版了一本名为《泰山及其国家祀典》的著作，对泰山历史文化作了详尽的介绍。这是第一本由外国学者撰写的关于泰山的专著。还有一位汉学大师更是泰山文化的崇拜者，他就是被称作“世界公民”的卫礼贤。卫礼贤于1905年首次登泰山，在其所著《中国心灵》一书中列有《圣山》专篇，称泰山是“中国的奥林匹斯山”。1924年当他准备返回德国时，特地重登泰山，在致友人信函中抒发了他此时的感想：“从南天门上来，我们置身于一片浓重的雾霭之中。不一会儿，云开一线。太阳升起之际，刹那间云层、平原、山峦，尽收眼底。啊!中国真美，这里有多少东西，使人流连不舍。”

英国作家迪金森呼吁英国人要当泰山的学生。迪金森是英国康桥国王学院教授，由于他盛赞中国的文明，因此被称作是“英国的新儒家”。迪金森1912年来中国游历，专程游览了泰山，他在游记中对泰山展现的自然之美大加赞叹，他称赞道：“只有中国人才真正懂得爱护自然;实际上他们处处想法子增添自然的美，他们不容许煞风景的事业。他们在山上造路是依着山势回环曲折，铺上本山的石子，这山道就饶有趣味。”因此迪金森甚至呼吁英国人要向泰山拜师学习，他说：“听人说中国人得效法欧西，我不知道应自觉做学徒的究竟是谁?”

从19世纪开始，泰山越来越受到美国人的关注，早在1868年，便有一位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马提尔牧师写过一篇《泰山之寺庙及其祭拜》，这是今天所知最早由美国人撰写的泰山文章。进入20世纪后，有更多的美国名人来过泰山，如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美国政治学家费正清、美国旅行家盖洛等。芮恩施公使在他的回忆录中深情回忆了泰山和泰安古城的浪漫与美丽;盖洛在他所著的《中国五岳》一书中，以“青色山岳”为题，从西方学者的独特视角，对泰山文化与西方文化作了比较论说。

在当今世界上，泰山以其承载的璀灿文明，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目光。在1987年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年会上，泰山被正式批准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从此，泰山在世界确定了自己的位置。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相信世界将更了解我们泰山，泰山也将更加走向世界。

(来源：文化大观 作者：周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