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传统，如何走出重重困境？——传统文化教育的“济宁突围”

文/张恒

作为孔孟诸圣的诞生地，济宁这座鲁西南城市是名副其实的“儒学原乡”，在传统文化教育方面曾一度走在山东前列。然而，这处拥有丰富资源的“文化圣地”，在世纪初复兴传统文化之时却因受“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影响，逐渐陷入“不温不火”的迷惘和困惑中。

痛定思痛，济宁近年来开始认真思考传统文化教育的问题与对策，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视察曲阜并作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指示以后，济宁开始了传统文化教育的“突围之战”，不断走出思想观念的重重误区与现实实践的重重困境。

传统文化教育容易陷入哪些误区与困境，如何才能走出这些误区与困境？透过济宁的“突围之战”，或许可以发现些许思路与答案。

“孔孟之乡”的困惑：

传统文化教育需反思中前行

“说起济宁，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圣人的故乡，有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可是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也曾经在传统文化教育问题上经历过困惑迷惘、不知如何突破的境遇。”谈到传统文化教育，济宁市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教育局局长高广立这样感叹。

高广立介绍，早在世纪之交新课程改革之初，济宁就把传统文化教育纳入了地方课程建设，部分中小学通过编制校本课程、引入传统技艺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传统文化教育。随着“国学热”持续升温，济宁又专门组织当地研究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遴选了一批中华优秀经典，辅以注释、导读以及通俗易懂的小故事，编制出版了三册《中华经典诵读》，供小学与初中学生使用。总的来说，济宁在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的探索开始得比较早，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开了个好头，但在深入推进过程中，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受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影响，加之国学师资缺乏，我市的传统文化教育标签化、碎片化和非系统化现象比较突出。”高广立说，尽管当时处于“国学热”的大背景之中，不少中小学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热情却不断降温，课程单一、形式单调、课时没保障、过于注重传统文化知识的传授，忽略传统文化素养的培育，一段时间之后许多学校便淡化了传统文化教育，全市也很难形成传统文化教育的合力，“导致我市的传统文化教育缺失了走在前、树典范的信心和勇气。”

反思那几年的情形，高广立认为制约因素很多。主观方面，当时普遍存在应试教育思维，从学校、老师到学生、家长，大家最关心的是考试成绩与升学问题，传统文化教育与此并不直接相关，自然也就成了“不务正业”。同时，教育行政部门普遍缺乏经验与思路，没能对传统文化教育给以科学合理的指导。当然还有其他如课程体系不完善、优秀师资力量缺乏、业务指导不到位、评价机制不健全等原因。

痛定思痛，济宁决心“突围”。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曲阜并就弘扬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重要指示后，济宁意识到顶层设计、制度建设和系统规划在传统文化教育上的重要性，迅速制订出台了《关于打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首善之区加快文化强市建设的意见》，济宁市教育局组织编制了《济宁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施指导纲要》等，对开展传统文化教育作出了总体部署。

有了顶层设计之后，济宁便不断地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近几年逐步走出了传统文化教育的一些误区和困境，在课程、师资等方面实现了初步“突围”。

搞好教研“突围”课程：

既因材施教又因人施教

“济宁早期对传统文化教育的探索很可贵，但也的确存在很多误区与困境，这在课程设计上就体现得很明显。”济宁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昭洪认为，以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在梯度、逻辑、现代意识、价值取向等方面均有所欠缺。

吴昭洪以“孝”为例说明课程梯度问题：“‘孝’是传统文化教育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但它非常复杂，在广度和深度上都牵涉众多，如果所有学段、所有年级都从同一个角度来阐释，教学效果可能不会太好。”吴昭洪分析道，小学生年龄小，思考、辨析问题的能力较弱，给他们讲“孝”必须转化成他们能听懂的语言，比如“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到了初中阶段，孩子们进入叛逆期，再用“听话”来阐发“孝”的意涵不仅效果不佳，而且可能适得其反，这时候就应该从尊重与爱的角度出发，让孩子们理解“孝顺”与“尊敬”“爱”的关系，引导他们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类的观点展开讨论、辨析；到了高中阶段，则可以引导学生探讨孝的历史意义、哲学意义，培养学生的哲学智慧，这时候可以让他们讨论“忠孝不能两全”之类的观点。总之，传统文化教育课程的开发不能照抄经典，应该注意梯度，使课程切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生活实际。

除了课程梯度，吴昭洪认为以往课程逻辑也多有问题。“以主题为中心的单元结构有其合理性，可是主题单元之间以及各单元内部却往往缺乏体系性，逻辑关系模糊不清。”吴昭洪认为，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必须有清晰的逻辑和科学的体系，否则老师的教学工作不好开展，学生也很难形成完整的认知体系。

此外，吴昭洪还特别提到，优秀传统文化经典所蕴含的价值观，有些超越时代，有些则不免带有历史印记，而以往的传统文化课程往往注解有余、阐释不足，这就需要我们吸收学界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创造性阐释，赋予经典以现代意义与时代价值。

在吴昭洪看来，传统文化教育固然有其特别之处，但也不出教育学的范围，因此应走出盲目跟潮复古的误区，充分尊重、吸收现代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尊重科学规律。按照上述思路，济宁市教科院组织全市优秀专家学者和教师编写了8册《走近孔孟》系列丛书，并指导全市85%以上的中小学编写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教育校本教材，初步实现了课程开发的“突围”。

全球引智“突围”师资：

六年培训五千余“国学导师”

“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关键要有一支热爱、熟知、乐教传统文化的师资队伍。”按照高广立的理解，世纪初济宁“国学”教育之所以搁浅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师资短缺，这也成为济宁近年来在传统文化教育方面“突围”的重点。

为了补齐师资“短板”，济宁主动借力全国乃至全球的高端平台与资源，对传统文化教育相关教师进行培训。据介绍，济宁通过实施“一校一导师”制度，在各中小学确定一名热爱传统文化、有志国学经典教育推广的骨干教师作为“国学导师”，济宁市教育局为每位“国学导师”颁发聘书，并明确他们的主要职责，每年都把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师资培训纳入全市教师教育培训计划。据了解，这一培训计划主要借力国际儒学联合会和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国学教育研究中心这两大权威的学术机构。截至2019年，济宁已举办11期“国学导师”培训班，参加培训的“国学导师”累计达5600余人。

与此同时，济宁市教育局吸取世纪初“国学”教育搁浅的教训，努力提升中小学校长对传统文化教育的认识。近几年来，济宁先后遴选1000名正副校长参加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举办的国学师资高端培训和国际儒学联合会举办的“海峡两岸读《论语》教《论语》师资培训班”。“推进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没有校长的重视是行不通的，只有校长的认识上去了，思想上重视了，教师的干劲才能上得去，传统文化教育的效果也才能明显。”高广立说。

此外，济宁市近年来还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以及国家、山东省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依托孔子研究院、孟子研究院、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济宁学院等研究平台，从全球延揽了众多专家学者。2015年山东专门出台文件支持济宁儒学研究人才高地建设，济宁便借势面向海内外选聘了23位儒学研究高端人才，组建了12个高端学术团队。目前，济宁已拥有包括安乐哲、杜维明、陈来、李存山、梁涛、王志民等知名学者在内的十余位“儒学大家”“泰山学者”“尼山学者”，他们带来的最新成果与思想盛宴极大提升了当地传统文化教育的整体水平。

倡导体验“突围”方法：

课堂之外再寻“课堂”

“开展传统文化教育，课堂上的知识讲授固然很重要，但从我们这几年的探索来看，学生课堂外的体验和实践也很重要。”吴昭洪认为，优秀传统文化素养不是“教”出来的，更不是背出来的，而是在潜移默化、体验实践中渗透到学生内心深处的，因此济宁的传统文化教育正逐渐走出“知识化”的误区，在学校课堂之外开辟其他更丰富的“课堂”。

据了解，研学旅行是济宁探索传统文化体验教育的重要“课堂”。近年来济宁市教育局遴选、汇集百余位优秀教师组建了研学讲师团和研学志愿者服务团队，并指导学校和教师采取项目整合的策略，依托研学实践，探索传统文化的体验教育落地，并按专题开发与实施了一系列研学旅行课程。目前，“三孔四孟”研学游、革命文化研学游、传统节日体验研学游等已成为济宁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名片”，并吸引了来自内蒙古、江西、辽宁、重庆万州、广东湛江等全国各地的师生家长。

值得一提的是，济宁在开展传统文化教育过程中还特别重视学校与家庭的相互配合。根据济宁市教育局的要求，有条件的县区和学校近年来开始探索开发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家庭（家长）读本，通过开展家长与孩子共读一本传统文化经典书目、传统文化书香家庭评选等活动，让家长了解优秀传统文化，支持、辅导孩子学习优秀传统文化。有的地区和学校还充分利用家长资源，让家长参与学校开展的传统文化教育活动，让熟知传统文化知识的家长到校为学校作讲座，家庭俨然已成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课堂”。此外，济宁还探索学校与社区、学校与“互联网+”相融合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新模式。

对于济宁在课堂之外再寻“课堂”的做法，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传统文化教育中心主任耿成义认为值得探索，“体验式教育”是摆脱“文化知识化”误区与困境的重要思路，这可以让学生全身心浸润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让优秀传统文化消融于学生的课堂学习、日常生活之中，最终使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生欢喜心、增亲近感、发文化力”。

济宁市传统文化体验教育

实验学校

曲阜实验中学

济宁运河实验中学

济宁学院第二附属小学

曲阜实验小学

邹城匡衡路小学

金乡实验小学

济宁霍家街小学

邹城匡庄中学

传统文化地方课程

开展“循孔子遗风，走圣贤之路”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