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老又穷，非古村本色

游客在贵州省黎平县翘街参观游览 欧东衢/摄

分布在广袤乡村的传统村落极富民族文化魅力,凝结着悠久的乡愁。然而，先人们遗留下来的精神文化家园却经常面临被“拆、迁、整、改、并”的风险。曾有专家悲观地预言:如果再不保护,过个三五年,中国的古村落会被拆光,乡愁将再难寻觅。

作家冯骥才曾公开提供这样一组数据：2000年到2010年间，中国平均每天消减80到100座村落。

2012年4月,当时的住建部、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启动了首次全国性的传统村落摸底调查,上报了1.2万个传统村落,仅占全国行政村的1.9%、自然村落的0.5%,其中有较高保护价值的村落不到5000个。

是为了经济“竭泽而渔”,还是挽救祖先的文化遗产使其不湮灭在时光的碎石里?发展和保护,曾经成为“拯救乡愁”的两难。

“又老又穷”非古村本色。古村落的保护、开发、利用，最终目的在于运营，要实现中央提出的城镇建设“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要求,应严防以保护为名的大拆大建、盲目开发。

首先，对传统村落投入力度要持续加大。传统古村落里生活条件差,防火、防侵蚀问题，让很多村民不愿再住老房子。面对村民期待改善居住环境的刚性需求,如若不让村民从保护中受益,古村落的开发式破坏将难以根除。

半月谈记者在贵州一个苗寨看到,虽然传统村落对新建建筑有明确要求,但寨子里的不少苗族吊脚楼已被砖瓦房代替,新建房屋甚至装着西式柱子。

其次，要遏制“泛景区化”趋势,补足基础设施短板,加强文化保护。旅游仍是传统村落发展最常见的方式,一些资源丰富的村落景区化管理,一切以旅游为导向,忽视乡村发展的内需和群众情感需求,游客大量涌入反而会破坏村落。

“传统村落保护的不仅仅是古建筑,应该还包括传承文化的原住民。”贵阳市开阳县文物研究所所长何先东表示，保护不是冻结,发展不只是旅游,应根据不同类型村落采取不同的发展扶持策略。

第三，要健全部分保护政策。文物专家认为,国家现有政策法规特别是针对国保单位的内容,不能完全适应乡土遗产保护的复杂局面,比如耗时费力的传统工艺做法人工费用考虑不足，本土工匠不愿参与;对群众自行保护传统村落缺少激励政策。

同时,保护发展工作涉及省、市、县、乡村及文化旅游、住建、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财政多个部门,项目资金不能形成合力,专业技术人才缺乏,容易出现“投入越多、破坏越大”的怪圈。

而贵州的一些做法证明,保护和发展并非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近年来随着城镇化、旅游开发向纵深发展,保护传统村落,正在为乡村带来新的机遇。

贵州盘州市保基苗族彝族乡是贵州省极贫乡镇之一,下辖的陆家寨是一个布依族古村落,以古朴建筑、纺织、靛染、刺绣、小桥流水、榕树人家为主要特色,上万亩水田围绕村寨,吸引了大批游客光顾。

开阳县禾丰乡马头寨有700多年历史,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布依族土司官寨。村民宋灿辉之前在外做过雕塑、剪纸、花灯、龙灯等手艺活。现在,马头寨和开阳县的南江大峡谷、十里画廊在规划打造连片的旅游景点,他打算在家里开一个工作室,把传统手艺展示出来。

自20世纪80年代初,贵州便提出民族村寨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课题。据贵州省住建厅统计,截至2018年底,贵州分四批共有545个村落纳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数量位居全国第二。其中,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309个,位列全国市州级第一。

保护民族“根魂”迫在眉睫,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相传。在贵州,2017年出台全国首部关于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省级条例,逐步建立传统村落信息系统,采取文字、照片、录音、录像等形式为传统村落建“身份证”,通过搭建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为公众提供数字化展示、教育、研究等服务。

近年来,贵州先后规划建设了印江合水、乌当渡寨、赫章海雀等一批生态博物馆,利用新理念新方法,对传统村落实施原地整体保护和当地居民自己保护的方案。贵州省文物局与国内外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长期合作机制,为保护传统村落提供智力支持。（半月谈记者 李惊亚 肖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