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城市群”：长江文明的曙光

湖北沙洋城河遗址墓地出土的器物

“历史已逝,考古学使它复活。”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说。

一段时间里,由于受国内外疑古思潮的影响和冲击,曾经作为常识的“中华五千年文明”似乎变得底气不足,古史传说时期的文明存在屡遭质疑。新中国成立70年来,日益丰富的考古发现,不仅揭示华夏大地上一个个史前文明中心的存在,而且描绘出一幅“满天星斗”的中华文明起源图景。

长江流域密布的史前文化遗址不断被点亮,在这“满天星斗”的文明图景中,绘出一条璀璨的“河带”“星系”。

5000年前“城市群”

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湖北省沙洋县后港镇的“城河遗址”位列其中。

在这个面积约70万平方米的史前城址里,考古人员发现城垣、人工水系、大型建筑、祭祀遗存等重要遗迹,尤其是北城垣外侧发现的王家塝墓地,勘探发现史前墓葬235座,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岭文化墓地。

专家评价,这一发现“填补了长江中游地区缺乏史前大型墓地的空白”“对重新审视屈家岭文化的社会结构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资料”。

在后港镇双村村、龙垱村绿油油的稻田里,有一片被塑料薄膜覆盖的严严实实的考古探方。揭开其中几处,露出令人惊叹的古墓:一座双坑的竖穴合葬墓,长4.38米,宽3.95米,南北向平行的两个墓室里,有明显的独木棺痕迹,棺内棺外随葬大量磨光黑陶,还有漆盘、竹编器物等;另一座同穴三室墓,长5.95米,宽4.1米,3个平行的墓室内,也各有一座独木棺。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湖北工作队负责人彭小军告诉半月谈记者,这是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重要城址,距今约5000年左右。经过数次发掘,已经发现有城垣、居址、陶器生产区、“中心广场”以及经过改造后的人工水系等遗迹,显示出当时很高的发展水平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为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

城河遗址提供了一个从城垣、居址到墓葬三位一体完整的史前古城样本。但在长江中游的史前城址中,它还只算“二线城市”。

早在1954年冬,湖北京山和天门修建石龙过江水库干渠,考古工作者就在京山屈家岭和天门石家河发现多处史前遗址。此后经过多轮发掘,又陆续发现大量史前遗址,年代分别与屈家岭遗址、石家河遗址相仿。因此,考古学上将它们分别命名为“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年代分别从距今约5300年到4600年、4600年到4000年。

在位于天门市石家河镇的石家河遗址,考古发现面积达120万平方米的古城。这是长江中游地区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从距今6500年前即开始有人类居住生活,至距今4300年左右达到鼎盛。

如果不是在考古人员的指引下,很难想象,那一道横亘于稻田与树林之间的长埂,竟是历经5000年风雨沧桑的古城垣。城垣经黄土夯筑而成,一旁还有一条几十米宽的壕沟,如同护城河紧贴着长埂延伸。环壕之外,还有40多处遗址点,与古城共同构成一个大规模聚落群,总面积约8平方公里。

石家河古城堪称当时的“一线城市”。以它为中心,迄今在长江中游已经发现至少17座史前城址,其中城河、陶家河城面积达到六七十万平方米,有些则为一二十万平方米,还有一些小于十万平方米。它们基本分布在北部山区向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延伸的过渡地带,由长江和汉水分割,形成三个相对集中分布的区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辉说,如果把这些史前城址用线连起来,大致呈明显的新月形带状分布格局,它们以石家河古城为中心,而其他城址为所在区域次级中心。

历史的神秘与精彩,就在于古今遥相呼应,一脉相承。今天,一个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正在蓬勃生长,而时光回溯到四五千年前,恰恰也有一个“史前城市群”引领长江中游向前发展,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道曙光。

新石器时期“文化高地”

2016年,石家河遗址新出土大量史前玉器,其精美程度一度令人无法相信是“史前”作品。

在湖北天门博物馆,有一个展厅专门陈列这些史前玉器,有玉虎、玉蝉、玉管、玉笄、玉人头像等,大多只有数厘米长,体积很小,但做工精细、造型别致、形象生动。一只虎脸座双鹰的鹰喙尖利回勾,线条流畅,构图复杂。

这些玉器普遍使用了圆雕、透雕、减地阳刻、浅浮雕线刻等工艺。部分瓮棺中还有玉料随葬,显示出制玉遗迹。

除了精美的玉器,还有更多令人叹为观止的考古发现,成为石家河作为“史前文化高地”的实证。

在位于石家河古城中心位置的三房湾遗址,数以万计的厚胎红陶杯残件密集堆放土层之中,厚达数米,与它们相伴的,还有陶窑、黄土坑、洗泥池、蓄水缸等遗迹。

专家推断,这里是一处以烧制红陶杯为主的大型专业窑场,密集堆放土层之中的残件,或为生产过程中丢弃的残次品。当地群众戏称三房湾是“史前工业园区”。

有“史前工业园”,还有“史前玩具总动员”。在石家河邓家湾遗址,考古人员曾发掘出数量惊人的陶塑人偶和小动物。陶偶姿态各异,有的跨腿站立,有的举腿起步,有的挥手抬足,有的跪坐抱鱼。陶塑小动物种类甚多,有猪、狗、羊、鸡、狐、猴以及大象、猫头鹰、龟鳖等各种形象,或动或静、或走或蹲,大都憨态可掬,有如萌宠。

在石家河古城西边的印信台遗址,考古人员发现5座人工堆筑的台基,全部由较为纯净的黄土夯筑而成,沿台基边缘,还有100余套瓮棺、扣碗、立缸等遗存。台基之间,红陶缸首尾套接相连,蜿蜒数十米长,排成颇为壮观的套缸遗存。专家推测,这里属于石家河文化晚期多次进行祭祀活动的特殊场所。这也是长江中游地区目前所见规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

精美玉器是自制还是引进?红陶杯是实用酒器还是祭祀礼器?陶塑品是玩具还是艺术作品?套缸之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这些问题目前尚无定论,但如此大批量的手工制品集中出土,反映了大规模专业化生产的存在,也反映出已经出现聚落等级与社会阶层的明显分化。

“无论是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石家河古城,还是谭家岭、印信台、三房湾等聚落功能的专门分区,从出土遗物的丰富度来看,无疑可视为长江中游地区文明的中心,具有文化引领与文化辐射的重要地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孟华平说。

“满天星斗”中一条璀璨“星河”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始人类从采集狩猎到作物种植的“农业革命”,带来社会结构的一次深刻变革。

长江中下游地区,肥沃的土壤为原始农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水稻的栽培使粮食的剩余和囤积成为可能,促使社会分化,城市出现,国家兴起,长江流域的古人类也由此迈向早期文明。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奇将史前的中国文明状态传神地描述为“满天星斗”:新石器时代乃至夏商时期,同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散布在中国的四面八方,犹如天上群星。

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不断将这幅史前文明的“星光图”描绘得更加璀璨缤纷。

在长江下游的浙江余杭良渚遗址,发现距今5200余年的巨型古城遗址,古城面积达300万平方米,城外还有迄今所见我国最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兼具防洪灌溉功能。良渚古城也为今天留下了大量精美的玉器,与石家河不同的是,这里的玉器往往是形状复杂的大型玉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玉琮,外方内圆,被认为是贯通天地的宗教权力象征。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认为,良渚时期已经出现了早期的国家形态,可以明确地说明良渚古国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实证。

在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里,你可以“身临其境”,在大型建筑基址、大型防护性工程、村落、作坊、祭坛、墓地等原始遗迹中,体验一个庞大而完整的史前古城古国面貌,感受文明生发时期人类在滚滚长江的哺育和滋养下,创造出的辉煌历史。

长江中游石家河也获批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占地8平方公里,覆盖核心区域遗址点40余处,将重现一个集手工作坊、居民生活、祭祀区等为一体的史前古城风貌。

走进石家河镇,在稻田与村舍之间,依稀可辨古城垣底宽有50米左右,顶宽10到20米,高3到5米,城垣周长约4000多米,墙外还有宽阔的环城壕沟,构成坚固防御体系。

学术界过去一般沿用西方学说,将文字、城市、金属器的出现作为文明形成的主要标志。但是,无论在良渚、石家河还是其他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大型建筑、治水工程、宗教祭祀以及专业化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等,足以表明已经进入早期文明形态。

“文明起源并不只有一个标准。”越来越多学者认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有自己的规律,是从“满天星斗”向“多元一体化”发展的进程。

长江流域在这光彩夺目的“满天星斗”中,犹如华夏大地上一条银河,显得格外亮眼。正如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所说,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良渚文化时期,长江下游地区已率先进入王国文明阶段;而与良渚文化基本同时或者略晚,长江中游地区从屈家岭文化开始发展到石家河文化时,社会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酋邦(古国)发展到王国阶段。（半月谈记者 皮曙初）

(未完待续,请关注下期“重振长江文明带”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