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彝族服饰：百里异习，千里殊俗

楚雄彝人古镇妇女在刺绣

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启动以来，传统与民族艺术研究日益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深入民间、背靠田野，投身于区域服饰挖掘和整理。近期，笔者前往云南彝族聚居区，考察彝族服饰发展和女红手艺现况。在时代洗礼中，这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各自的地方民间智慧，彝族服饰文化的绵延性保持较好。

古老的数字化美学

石林彝族自治县位于昆明附近，是阿诗玛的家乡，这里聚居着为数最多的彝族撒尼人，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撒尼刺绣就诞生于此。因为自然条件制约，这里的刺绣生产仍然依靠家庭式作坊和农村家庭副业来实现。

石林彝族撒尼刺绣传承点“方寸间”的工作室里，陈列着精细丰富的撒尼刺绣品，负责人昂贵介绍说：“我们撒尼刺绣以抽象的几何形为主花纹，这与民族背后的历史有某种联系。彝族的许多文化都有精准的特点，比如彝族太阳历法，将一年分为10个月，每个月36天，剩余的五六天用来过年，这被公认是一种精确的纪年法。彝族文字也是如此，我们的经书和诗歌传说都是5字一句，5个音为一律，也是一种精准表达。这种精准要求同样出现在刺绣上。我们的十字绣，精准到经纬构成的小格子中，上下、左右、斜向走针，缝错一个点，图案就出不来了。”

“如果你问刺绣人，她不会告诉你她绣的是什么，但她会告诉你这是十二点针、十九点针或者二十一点针，也就说明她做图案时数字化了，就像现在计算机输出时必须要数字化一样。彝族撒尼刺绣的神奇之处就在这里，用精准的方式列出图形。”

昂贵的母亲毕跃英，是远近闻名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彝族撒尼刺绣代表性传承人，在自家开办的作坊里自产自销，所有关键工艺环节上都保持了纯手工生产，一定程度上尊重了批量小、变化快、地域性强的技术特征。

走近毕跃英，就会发现她对手里的绝活和技巧的自豪：“我们刺绣就像你们写字一样，天天绣就习惯了。撒尼刺绣的针法是十字绣，但其他地方的十字绣这里挑一点，那里挑一点，反面的线全是乱的，我们绣出来无论正面还是反面都整整齐齐。”

即使女红的技艺生产停留在传统阶段——世世代代民间手艺人家庭，也因传承人肩负的文化使命，使其不再留艺保身，公开自己的技术要领和手艺经验。毕跃英积极带徒弟，有力促进了传统女红技艺的流通和发展。经过多年累积，石林产生了不少长于刺绣和缝纫的能工巧匠。

刺绣工具

最后的南诏古服

巍山是千年古城、南诏国故都，因这里地理闭塞，民族服饰和扎染工艺保存比较完整。云南民族大学教师刘晓蓉介绍说：“巍山大仓的琢木郎村妇女都穿鲜艳大花刺绣的红绿袄裤，据说这是南诏贵族服饰遗风。”我们驱车前往该村进行实地考察。

在外人看来，这是个云雾环绕、万壑相隔的静谧世界，村民却要艰难地面对资源环境严重不足的生存压力，最能倚靠的就是传统手工业。

通常情况下，少数民族聚集地的服饰发展状况有其相关的自然与社会基础条件。由于藏身于崇山峻岭中，历史上又曾受南诏文化滋养，琢木郞村“地域性服饰”的特色很早就已形成。妇女的服装款式相对固定，从幼到老几乎不变，仅在衣料和配色上做变化。该村的刺绣高手毕代兴介绍说：“衣服上绣的牡丹花是一种王室身份的象征。不同年龄、身份妇女的服装，通过花朵外围的颜色来区分。新娘装上的牡丹花外围是橘红色，已婚妇女的是白色或淡黄色……”

正是这种“用着装传递信息”的民间思维，使得琢木郞村妇女无一不在用绣品来传播当地技术至上的女红文化。姑娘结婚前准备的嫁妆主要是服饰品，“二十套衣服、三十条围裙、几十双绣花鞋”足以覆盖她婚后所有场合的穿戴需要。在衣裤、围裙、腰带、裹背、帽子、鞋子上的刺绣和编结，既是古老风俗的沿袭，也是当今重要的地方手工艺品。作为观者，我们会为这支彝族服饰的形式美、大红大绿的色彩以及绚丽缤纷的图案所陶醉。之所以能产生视觉上的温馨，归根结底在于衣饰的女红技艺服务于平民社会，其实用性和耐用性被置于首位。

黑彝老人

最早的民间T台秀

楚雄彝族自治州地处滇中腹地，是云南彝族最集中的地区，生活着纳苏、乃苏、那罗等多个支系。各支系间服饰差异巨大，构成了丰富且复杂的衣饰格局，堪称“彝族服饰大观园”，世界上最古老的乡村T台秀“赛装节”就诞生于这里。如今的楚雄作为“古生物、古人类和古文化的摇篮”，借“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之势，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对象。

21世纪以来，楚雄以浓郁的彝族民俗特色吸引着海内外游客，旅游和商贸是当地发展方向之一。旅游旺季，在中国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园，文工团演员每天都会进行重复式表演。市中心的文化广场是赛装节展演主会场，周边民族特色旅游品店日渐增多，对背靠深厚民俗环境制作民族旅游品的女红手艺人来说，有市场就意味着有更好的生活。

随着旅游商贸的发展，以低廉价格占据旅游市场的恶性竞争问题暴露出来。原本依靠当地丰富技术资源的特色女红，为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被粗制滥造。

过去妇女们制作一条挑花围腰要花一两个月，全部为手工，程序很复杂。当繁琐的工序和漫长的工期明显跟不上旅游品开发要求时，一些现代技术就不断与传统手工艺结合起来，机缝、压模甚至机绣都体现了无限重复性的优势，多数以旅游品为主的企业实际上采取了半手工、半机械化生产方式。这种做法必然淹没了传统技艺的光辉，许多刺绣成品没有做到很好的价值提升，也就无法产生相应的经济效益和文化效应。

曾有人预言，民族服饰在现代社会将无法幸存。事实并非如此绝对，依附于传统社会的家庭作坊手工业在机械化兴起之后的确不容乐观，但在传统的女红手艺领域，这种生产方式仍有顽强的生命力。原因首先是，彝族女红的价值体现在手工造物的整体行为中，宝贵的工艺文化精神只能通过手艺人才能得以诠释;其次是彝族女红的知识形态客观化程度不高，属于个性化劳动，机器生产无法完全代替手工生产;再次，女红一直作为农村家庭的副业，在补充当地自然经济不足方面有积极意义。(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李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