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产业转移协作机制和平台体系，探索产业转出地和承接地税收、用地和碳排放指标等利益分享机制，促进重点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实施国家产业转移发展提升工程”，标志着产业转移政策将以“国家工程”的形式进行系统性推动。这一全新部署，不仅是政策表述的迭代，更是国家生产力布局与区域发展逻辑的深刻重塑，将从空间格局、产业结构、区域功能等方面对中国经济版图产生关键影响。
“首提”背后的政策逻辑之变
产业转移在中国并非新话题，但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区域城乡室主任王喆指出，对比往年政府工作报告多使用“产业转移”或“促进产业有序转移”等常规表述，今年将产业转移以“国家工程”的形式加以推进，意味着这项工作已从区域间产业流动，升级为国家层面的系统性行动。全国政协常委、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钱学明强调，国家产业转移提升工程是统筹发展与安全、促进区域协调、激活经济潜能的战略之举。
此轮以“国家工程”形式推进的产业转移，与之前的政策逻辑也存在区别：
——动力机制不同。以前产业转移主导力量是市场，政府主要是改善投资环境、顺应市场趋势。此次强调政府引导作用，即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主动塑造产业空间布局的方向和节奏。
——战略定位不同。以前产业转移的政策目标主要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差距。结合“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推进国家战略腹地建设和关键产业备份”，可见当前产业转移已从区域协调工具升级为关乎国家经济安全、产业链韧性的战略安排。
——转移内容不同。以前产业转移以生产能力搬迁为主，当前强调的则是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协同转移，要求转移过程成为产业升级的过程。借助此次转移契机，中西部地区有望实现产业跃升。
沿海与内陆从梯度差距走向功能协同，产业转移从产能搬迁走向生态再造……展望未来，国家产业转移发展提升工程将深刻改变我国经济版图。
空间格局重塑：发挥我国战略纵深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布局呈现明显的“沿海-内陆”梯度结构。这一结构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形成了产业链、供应链高度集中于沿海的空间格局。
产业转移发展提升工程要求打造国家战略腹地，在国土空间上构建“梯度联动，双核协同”的格局：东部沿海地区继续承担对外开放前沿和科技创新策源地的职能，中西部内陆地区发挥资源禀赋和人力成本的比较优势，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承载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
空间重构的实践，正在重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版图。从承接传统制造业到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内陆省份正以不同路径融入国家新质生产力布局。
在承接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方面，安徽凭借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叠加优势，2025年汽车产量和新能源汽车产量均居全国首位。其成功的关键在于把跨行政区合作机制作为产业突围的核心抓手，融入长三角“4小时产业圈”，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大省到新能源汽车第一省的跃升。
在新质生产力空间布局方面，内蒙古作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深入实施国家“东数西算”工程。2025年算力产业实现营收577亿元，算力总规模和智算规模均居全国第一。全区数字经济产业也发展迅猛，核心产业法人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6.4%，反映出产业转移从地理空间向数字空间的纵深拓展。
在高科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陕西省积极打造承接光子产业转移的基础设施。2025年11月西北首条硅光中试线正式通线，填补了区域硅光芯片中试领域的空白，为陕西打造千亿级光子产业集群奠定了核心基础。
从安徽的汽车集群到内蒙古的算力高地，再到陕西的光子赛道，中西部高科技产业发展逐渐壮大，走向“梯度联动、双核协同”的战略纵深版图。
产业生态重塑：从产能搬迁走向“链式”跃升
产业转移不应是简单的空间位移，而是推动中西部从“跟跑”转向“并跑”的战略契机。以前产业转移以单个企业产能搬迁为主，缺乏相应的产业配套，企业孤悬于承接地，生产成本和运营成本较高，难以帮助承接地形成具有优势的产业竞争力。此轮产业转移的核心变革，就在于从“搬企业”转向“搬链条”和“造生态”。具体而言，就是以“链主”企业为牵引，推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协同转移。
四川宜宾动力电池产业的崛起，是产业链式转移的经典样本。2019年宁德时代落户后，宜宾确立“龙头+配套”的招商策略，短短几年引进动力电池及上下游配套项目120余个，构建起“基础原材料-电池电芯-新能源整车-电池回收”的绿色闭环全产业链，90%以上的电池结构件在本地高效配套。如今，全世界每10块动力电池就有1块是“宜宾造”。
四川宜宾一家企业的焊装车间内，机械臂在焊装新能源车辆
宜宾电池产业跨越式发展证明，当承接地围绕链主企业实现全链条配套，它就不再是产业转移的被动接收者，而是具备完整产业造血能力的独立中心。
让产业“搬得来”更“留得住”，让人才“回得来”更“有舞台”，是实施提升工程的要义所在。此次产业转移的核心在于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协同转移的统筹推进，中西部地区得以围绕转移产业构建覆盖研发、中试、量产的全链条人才支撑体系，为高技能人才提供与沿海地区相当的职业发展空间。例如，随着武汉芯片产业生态日趋完善，越来越多的工程师正从一线城市回流，“孔雀东南飞”式的单向流动正被“产业-人才”双向奔赴的新模式所取代。在西部地区，2025年重庆三大产业集群预计新增中高端岗位5万余个。重庆高新区构建“人才+资本+产业”生态，产生“引进一个团队、带动一个产业”的链式效应。
区域功能重塑：打造内需增长新高地
产业转移对中国经济版图的重塑，最突出的体现是区域功能定位的转换。长期以来，中西部地区在中国经济循环中主要扮演两种角色：一是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的输出地，二是东部制成品的消费市场。这种“资源西送、产品东来”的单向循环，使中西部地区处于价值链分配的低端位置。产业转移的深化，正在从根本上重塑区域间的分工格局。
产业链整体向中西部迁移，随之而来的是研发、设计、品牌、渠道等高价值环节逐步西移，从而迅速拉动承接地的经济增长。2025年，重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上海，首次跃居中国消费第一城；河南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4%，增速在10个工业大省中居首，工业投资增速13.3%同样位居前列；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9.9%，增速位居全国第一。消费、工业和外贸等方面的新变化串联，揭示了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深层结构调整。中西部作为战略腹地，发展潜力正被激活。
从生产基地到内需市场，中间横跨的隐形桥梁是技术创新——唯有技术的跃迁，才能让内陆城市摆脱“加工车间”的单一角色，具备创造高附加值产品、释放高能级消费的内生动力。2026年3月，苹果公司50周年全球庆典东半球最高规格活动落子成都。之所以得到国际科技巨头青睐，是因为成都这座内陆城市已搭建起从研发到量产的完整技术生态：多款“全球首款”“国内首颗”芯片在此诞生，汇聚集成电路企业超400家，营收突破千亿元。技术优势的攀升，让成都从“智能终端装配基地”跃升为全球创新网络的关键节点。技术成果的加速转化，正将前沿创新势能释放为本地消费动能，让中西部逐步实现从生产基地到内需高地的角色转换。
政策的生命在于执行，实施国家产业转移发展提升工程，还需要突破若干制度瓶颈：考核评价上，降低GDP、税收等指标权重，提高发达地区产业转出的内在动力，突出科技创新等高质量发展导向；要素配置上，用地、能耗等指标按行政区划分配，转入地承接能力受限，应推行“要素跟着项目走”，使转入地获得与产业规模相匹配的要素保障；利益分享上，转出地与转入地收益分配不清影响各地合作意愿，应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推广“飞地经济”“反向飞地”等合作新形态；区域合作上，行政区划壁垒抬高企业流动成本，还需深化跨行政区合作机制，为产业转移提供制度保障。（作者单位：中国经济信息社经济智库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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