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研了解到，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进入“深水区”，受制于区域发展不平衡，承接平台重复建设、对接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逐渐显现，尤其是河北与京津的经济发展差距依然悬殊，各方建议要从四个方面发力补齐短板助推协同向深度广度拓展。
缩小三地发展差距仍需努力
多位受访政府部门干部和相关专家表示，四年来协同发展取得不少体制机制突破，但以三地人均GDP和GDP总量两个指标来衡量，其表现并不尽如人意。四年来，河北的人均GDP与京津并未明显缩小，依旧悬殊;同时，京津冀三地的GDP总量在全国的比重呈逐渐下滑趋势。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贵指出，人均GDP是衡量区域内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自2001年以来的17年内，京津冀三地人均GDP均呈不断递增趋势。北京、天津的人均GDP互有交替领先，而河北的人均GDP在三地一直是最低的，甚至与京津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
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河北人均GDP为4.0万元，与京津的人均GDP差距分别为6.0万元和6.5万元;而到了2017年河北省人均GDP只有4.8万元，而同期全国人均GDP是6.0万元，河北与京津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到8.1万元和6.9万元，呈现明显的“中心―外围”二元经济格局，加深了河北对于京津地区发展的“路径依赖”，并产生“锁定”效应。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南开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院院长刘秉镰说，基于过去较大发展差距形成的巨大惯性，在三地中，津冀都存在经济结构不协调、内生动力不强的问题，天津重化工产业占比过高，过度依赖投资;河北则是钢铁、水泥、玻璃等产业占主导，两地都亟待实现新旧动能的转换。
京津冀整体四大定位中的首要目标是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刘秉镰表示，一般来说，世界级城市群的人均GDP要达到3万美元，北京、天津目前分别为2万美元、1.8万美元左右，河北是7500美元。这也意味着，北京和天津要倍增，河北要四倍增，才能达到世界级城市群的标准。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为《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分析说，世界级城市群重要的指标是经济总量、产业结构及其经济地位。从京津冀经济体量上看，目前三地GDP超过1万亿美元，要建成世界级城市群，经济总量未来要对标2万亿美元，在我国经济中的比重应达到15%至20%左右，这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奋斗。
四大难题需要加力突围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项复杂且长期的系统工程，由于行政、经济、历史、文化、基础设施等诸多差异存在，多位受访专家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仍有四大发展难题需要加力突围。
一是产业异构明显，产业链条缺少有效衔接。
张贵表示，三地分别处于后工业化、工业化后期和工业化中期。北京的辐射源主要是高新科技成果，但过去津冀与北京创新资源对接少，其发展重点是钢铁、建材、化工等重化工领域，从而形成各自为政、相对独立的产业分工体系。
相比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产业链条则相对更完整。刘秉镰团队的一项研究数据显示，在北京中关村的科技成果转化中，河北、天津只分别落地了2%和1.8%。相比之下，江苏落地的科技成果则有85%来自中关村。近些年，中关村在河北和天津建了多所分园，情况稍有改善，但总体上核心辐射引领功能尚未凸显。
二是承接平台重复建设、恶性竞争仍存。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为承接北京产业转移，河北各地打造了一些产业承接平台，为促进协同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但这些平台大多仍处于建设周期，一些刚开始运作，辐射带动作用还不强，平台招商过程中仍出现了一哄而上现象，地区间、园区间产业同质化现象较为突出。
多地受访招商办干部表示，承接北京产业转移是新一轮要素的重组过程，各地都在争抢项目，仍存在“谁抢到是谁的”这种心理。如，为承接北京批发市场外迁，河北沧州、永清、白沟、石家庄，天津西青等地都打造了多个商贸市场，但一些市场经营得不温不火，商户外迁不仅一头雾水，有的还面临生存难、外迁即关门的状态。而在石化产业的承接中，唐山曹妃甸和沧州渤海新区地理方位等优势近似，竞争也较激烈。
三是公共服务落差较大阻碍人口和产业流动。
综合多位受访者意见，大家普遍认为，三地公共服务水平差距依然非常明显，户籍身份所带来的教育、养老、医疗、就业等社会福利和保障方面政策差异明显，制约了流动。
河北经贸大学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专职副主任田学斌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当前区域内“北京至河北、天津”方向的人才流动仍有阻塞，而在“河北至北京、天津”方向上的流动却极为活跃。协同发展中积极性最高的河北，外部引才无论是“软引、硬引”都仍面临着一定困境。在“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迈进的同时，因交通的便利，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人才的逆流，出现类似在沧州住、北京上班的跨城生活大军。
四是行政体制仍存一定壁垒。
比如，国家赋予京、津许多体制先行先试的权限，当地企业可以享受税收减免、创新支持等优惠政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京津企业到河北投资的意愿。河北多地中关村分园负责人表示，“中关村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享有多项优惠政策。但这些政策仅限在北京，离开北京就无法享受。这也在客观上造成科技资源跨省市流动不畅，有的企业想来河北却不能来的尴尬现状。”
多位受访基层干部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地方相关政策在执行时却仍未跟上，如涉及承接的项目和交通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用地指标适度倾斜政策支持力度不够，难以满足转移项目的用地需求。同时，京津冀三地行业技术标准不统一，如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并未互认等，这些政策差异致使一些北京企业不愿意将主业搬到津、冀发展。
多方发力补齐短板
受访专家认为，未来三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期目标的实施时期，进入攻坚阶段后推动协同发展向深度广度拓展，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创新，如何消除市场显性和隐性壁垒、补齐发展短板等问题已是众望所盼。
首先，要加强顶层设计、突出区域联动。
受访专家建议，应进一步完善三地政府间高层协调机制，在疏解与承接对接中寻求共振点，探索创新功能区共建、跨区域管理体制和税收分成共享机制等。刘秉镰、田学斌等认为，以往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偏向GDP、投资和税收等经济增长指标，这导致地方利益的行政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协同，“建议完善对京津冀三地政府的考核机制，考核可与协同挂钩，突出地方对京津冀城市群整体发展的贡献，激发基层在协同中的动力。”
其次，进一步加强产业对接协作，逐步从偏重单方面转移疏解，向更加注重区域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全区域优化产业布局方向转变。
受访专家指出，未来京津冀地区要培育更多的二级城市和三级城市，要进一步强化合作，加强对产业转移重点承接平台及转移项目的统筹管理，努力形成齐抓共管、共同发展的局面。促进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按照技术链、产业带、城市群的发展思路，推进北京疏解和津冀承接，实现京津冀产业链的升级和优化。
其三，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张贵指出，相比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民间力量、市场力量发育相对滞后，京津冀区域内国有经济比重高，体制惯性强，民营经济发展相对较弱，行政区划的空间限制也影响了京津冀整体创新活力的释放。
所以，建议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加大民营资本、社会组织等参与力度，加强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合作交流，由政府推动京津冀协同转化为让更多企业、民众都参与到京津冀协同进程中来，激发内生动力，增强获得感。
其四，突出互利原则，健全区域公共性物品共建长效机制。京津冀协同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在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教育医疗等公共性领域实施类市场机制，以产业换生态、就业换转移、多元助力扶贫脱贫等方式，强化补偿发展机会受限地区，保障协同发展中短期利益受损的地区、产业和居民。
田学斌建议，可在中央指导下三地适时启动京津冀产业合作发展基金，建立一个资金池，增量部分来解决公共性物品问题，“这样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中央财政压力，又能增强落后地区发展后劲，促进京津冀生态环境共治共享和区域经济社会公平持续发展。”（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涛 齐雷杰 高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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