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的深层是人文

苏北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一次社会治理的大考。

拷问社会治理的，既有其体系和能力的建设，也有其文化和精神的培植。我们在加快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进程中，还应勠力深化治理文明现代化的时代课题。

从反思的视角看去，当下的治理文明实践中， 治理的深层是人文。

重塑责任伦理，夯实治理文明的重要支柱

进入现代社会，每一个人都是“责任公民”。从事每一种职业，担当每一类角色，不仅有各自的行为规范，而且有特定的责任伦理。

军人的天职，是保家卫国;教师的担当，是立德树人;医护人员的使命，是治病救人。

这一次全民战疫行动，就是一堂深刻的“责任伦理课”。在奋勇阻击新冠病毒疫情的“逆行者”队伍中，白衣天使是最耀眼的一群。疫区的医护人员坚守岗位日夜奋战，各地的医疗队伍主动请战千里驰援，他们“不计报酬，无论生死”，践行了自己的入职誓言，捍卫了自己的职业尊严。在对英雄们的一片礼赞声中，有一位“为武汉拼过命”的援卾医生回应：“我来武汉是履行我的职责。”这是对责任伦理最朴素的告白。

各级政府官员肩负更重要的使命，他们的责任伦理是什么?是人民至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也是每一个政府官员应有的道德自觉。

我们在抗击疫情最前沿，看到了广大共产党员不惧风险冲锋在前的高大形象，看到了众多基层干部任劳任怨默默奉献的忙碌身影。然而，我们也看到了不少令人震惊的别样情形。

一些官员不作为，假作为，乱作为。或不做决策，不敢担当，以“属地管理”为由搞责任“甩锅”;或沿袭眼睛向上的为政之道，务虚不务实，报喜不报忧;甚至还有人临阵脱逃，擅离职守。一些部门把本该由自身负责的任务层层转交给基层，自己只负责“监督下面干活”，造成问责制度异化，基层苦不堪言。一些地方以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发展等为由，背离“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的工作导向，做出了“自以为领导满意却让群众失望”的蠢事。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什么困扰基层久治难愈?既须有问责制度的科学跟进，也当有责任伦理的全面重塑。

责任伦理的塑造，呼唤责任意识的生长，责任情感的培育，还有责任意志的砥砺，责任品质的优化。

我们需要建设一种新型职业价值观。在日常的每一份工作和每一种角色中，责任担当是一种“天职”，一种发自内心的召唤，一种带有鲜明价值取向的自主的抉择。任何一种作为，唯有当它与责任伦理相链接时，才可能是更自觉的;任何一种信念，唯有当它与责任伦理相融合时，才可能是更有效的。

彰显社会正义，培育治理文明的核心价值

社会治理的价值指向，是公平正义的彰显。这是国家制度理念和美德的昭示，也是法治社会文明和进步的追寻。

法治建设的核心，在于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增进和维护。我们已经进入法治社会，也已进入权利时代。每个公民平等地享有和公平地实现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是正义社会的基本标识和重要保障。

在疫情冲击之际，社会治理如何遵循法治的思维和路径，在公民权利的守护中彰显社会的公平正义?

抗疫之初，中央就有明令，坚持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全面提升依法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能力和治理水平。各地响应号召，雷厉风行。但是，我们还是从媒体报道中读到了其间的诸多罅隙。

疫情拷问真相，百姓需要知情，政务必须公开。依法管制交通、限制人员流动，这是疫情期间保障百姓生命健康的应急之举。但是，一些地方擅自设卡、堵截、断路、阻桥，对居民出行“一禁了之”、对外来人口“一拒了之”，则或已跨过了法律的红线。

暴力在一些地方也有抬头之势。有家人打麻将被人举报遭遇打砸，有村民因疫情防控期间不戴口罩被工作人员捆在墙上，有居民因为在空旷无人的小区跑步没戴口罩被强制隔离……一些人打着防疫的旗号为所欲为，很容易造成疫情中的次生灾难。

我们从中看到了基层法治建设的短板，也看到了一些干部偏离正轨的工作态度。这些干部奉行“亲民的不如霸道的”，只会以各种“硬核”手段“摆平”“搞定”社会矛盾。令人更为担忧的是，这些任意妄为的行为还被其自身视为维护社会秩序保护民众利益的必要付出。殊不知，他们已在侵犯公民权利、背离法治的道路上迈出了脚步。

特殊的时期，特定的情境，公民的权利当然可以在法治的框架下有所限制，有所让渡。但也当警醒，越是在非常时刻，在紧急状态，越需要恪守法律法规，维护公民权利。

张扬人文关怀，厚积治理文明的深层底蕴

“正义是一种德性的实践。”社会治理是一种文明的进步，它不是冰冷的，而是温暖有爱的;不是僵硬的，而是生动活泼的;不是疏远的，而是心心相印的。

尊重人性尊严，践行人道主义，倡扬人文关怀，是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对公民情感和心灵的呼应，对公民生存和发展的关切，对公民精神和价值观的引领，是社会治理的文明内核。

抗疫，正是人文精神的一次淬炼和洗礼。

我们需要提升全民的人性修养。全民动员，投入战疫，在艰难抵抗的时光隧道里，留下了一页页仁爱、温暖的人性叙事。然而，我们也没有忽略，当初重灾区湖北人民挺起抗疫的脊梁承载更多的苦难，解封后外出的打工者却遇到了一些地方的歧视。当初众多海外留学生几乎买空了当地的口罩援助国内同胞，在海外疫情泛滥时返回祖国却引发了种种责难，让我们的人性蒙羞。

我们需要呵护弱势人群的生存发展。当一路路舍生忘死的白衣英雄隆重凯旋之时，我们还应想到，那些同样在生死边缘拼过命的“体制外”的乡村个体行医者们、外来快递志愿者们、应招老年清洁工们，也该铭记他们的付出。当英雄的城市重新按下“启动键”、再度上演“灯光秀”之时，我们还应想到，还有许多已经破碎的家庭需要抚慰，许多遭遇苦难的人们需要援助，许多承载重压的心灵需要疗治。

我们需要凝聚社会共同体的文化共识。众志成城，共同抗疫，这是疫期的社会主潮。然而，我们也看到，一些社会现象、社会事件和社会话题的社会争议，已经越过理性的边际，击穿人性的底线。一是“怼”，满腔怨气，怼天怼地;二是“喷”，肆无忌惮，出口成脏;三是“撕”，谩骂诽谤造谣构陷，棍子帽子满天飞。乱象深处隐现的是极端的利己主义心态和坚硬的互掐思维。

法治社会，网络自然不应成为盲区。在法律边际之内的对话和争论，首先要坚持公共理性，着力于包容和建设;其次是凝聚社会共识，尊重事实，尊重常识，恪守良知，信守正义;再次是建设共同体文化……这里有坚实的情感纽带，也有传统的道义力量。

制度和文明，是一种共生的生态。在文明的润泽和光照中，制度将会更充分地释放其巨大的能量。治理文明的建设，应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治理文明的建设，需要国民教育的跟进。公民教育、生命教育、责任教育、法治教育、伦理教育和人道主义教育等，我们还有很多的课要补，还有很多的题要解。

这场艰巨的抗疫，是一次社会治理的大考，更是一个文明建设的契机。